耶鲁在湖南
孙卓
是谁惹来了耶鲁？
耶鲁是美国的著名大学，培养出的历届总统、国务卿、参众议员不计其数，获诺贝尔奖金的科学家也不计其数，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那么耶鲁与远在万里之外的中国湖南有什么关系呢？这却是很多人所不知道的。湖南省会长沙市市内有一所历史悠久的医院——湘雅医院，它的对面隔着马路，就是并校后归属中南大学的湖南医学院了，而湘雅医院一度叫作“湖南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其实湖南医学院在解放前一直叫作“湘雅医学院”的。所以“湘雅”既是医院之名，也是医学院之名。那么“湘雅”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湘”字不难理解，湖南省之简称也。而“雅”字呢？那本是“雅礼”的缩称，而这“雅礼”不过是“耶鲁”（Yale）的旧译而已。如此说来，“湘雅”医学院及附属医院，自然就是“湖南耶鲁”医学院及附属医院了。其实更值得一提的是，湘雅医学院是中国规模完善的第一所现代医学院，而湘雅医院也比声名赫赫的北京协和医院问世还要早上六年！那么又是因为什么原因，中国的第一所现代医学院竟设在了远离政治、经济中枢的湖南长沙，而不是在首都或是开风气之先的沿海呢？这就说来话长了。
湖南这个地方有两个特点，一是富庶，自古有“湖广熟，天下足”之谓；二是人不安分，敢为天下先者众多，所以才有“无湘不成军”和“亡中国除非先亡湖南”之说。戊戌年那个事败可逃而不逃、偏要以身殉难的谭嗣同，就是湖南人的典型标本，更不必论前之曾、左，后之毛、刘了。说这么几句题外话，为的是要说明，把“耶鲁”给惹进湖南，说到底还是湖南人自己这点犟脾气。
晚清国事日非，列强环伺，教案频起，湖南便适时出了个按捺不住的周汉。周汉，字铁真，宁乡人，曾入左宗棠幕府帮办营务，升陕西候补道，后因病返湘，寄居长沙，在宝善堂刊印图书。光绪十五年（1889），周汉由于耳闻目睹西洋传教士来华日多，内中颇有包揽词讼、强占田产的不法情事，乃刊刻了一本专以反洋教为目的的通俗图册，题名叫作“天猪教”（取天主教之谐音）。之后周汉一发而不可收，秘密刻印散发类似的反教宣传品长达十年之久，且种类繁多，数量惊人，流布于湖南全省，乃至长江流域，华北西北，均有人暗中传阅。周汉的言论中，不外乎称世间只有儒、释、道三正教，其余皆为邪教、妖教、“天猪教”；洋人来华只是想“谋中国江山，剥中国银钱，害中国性命”；说洋教士拿中国人剜眼、割肾、取胎、切奶，无恶不作；国人自应“崇正黜邪”，“杀身报国”，以卫道保种云云。周汉的宣传品对于催生后来的义和团灭洋风潮，应有相当之作用。周汉的免费宣传一干十年，清廷与各国传教士竟然俱不知何人所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洋人的催逼下明察暗访，发现这些印刷品多来自湖南长沙，终于侦知周汉其人。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洋人和上峰的双重压力下，按李鸿章给出的主意“以别项劣迹，奏明酌量办理”，给周汉扣了一个“疯癫成性，煽惑人心”的罪名，将他“照疯病例”留狱长期拘押监禁，时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说起来思想政治犯另拟罪名定谳，以防人之口，真是由来已久呢。
周汉被囚，是在庚子之变前，但他的影响却及于庚子之后。当京城和华北的“拳乱”闹得汹汹然，而后八国联军登陆大沽口、进军北京解使馆之围、迫使“两宫西狩”的时候，湖广总督张之洞与两江总督刘坤一联络两广总督李鸿章，与洋人搞起了“东南互保”，其实是以理性的态度拒不执行慈禧与所有洋人开战的“乱命”，极力保持洋务运动好不容易才开创的现代化进程，这份苦心在乱平后是连老佛爷自己都不得不称赞的。可站在类似周汉的“华洋不两立”的顽固立场上来看，则“谓朝廷误信李、张则可，谓朝廷误信拳民则不可”（湖南邵阳欲组军“勤王”的贺金声语），所以“盖天下百姓之于洋人，莫不恨入骨髓，思图报复。向之所以未发者，畏李、张得挟天子以防制之”（出处同前）。在远离北方战乱中心的湖南，竟连续发生逆张之洞等维持和局意图的事件，衡州教案、辰州教案、贺金声欲组军勤王案，表现出强烈的仇洋情绪，恐怕不能说与周汉此前的大力宣传无关。于是张之洞处于微妙的局势之中，自然不得不委曲周旋，对内弹压，对外解释，虽勉力平息事态，却留下了“奴颜媚外”的骂名。
湖南人顽固排外的名声远播，竟然传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国耶鲁大学，激起了一群同样倔犟的美国年轻人的传教热情！他们属于此时刚刚成立的“雅礼中国协会”（Yale-China Association），一成立就积极筹集资金，争取教师支持，到1902年共募集一万七千美元，成立了“耶鲁外国传教团”，建立了“耶鲁中国计划”（Yale in China），决心在中国纵深地区推行基督教教育，要“为上帝，为远东的兄弟们的福祉，贡献名曰‘耶鲁精神’的那种力量”，他们发誓要将基督精神发扬光大于最保守排外的湖南！因而绝不愿意坐享其成，去诸如北京、上海那样看起来更适合开展工作的地方。他们奔的就是长沙这个“散布以暴力手段对付传教士的言论中心”，真有点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呢。这大概就是“两个文明的冲突”？鉴古而知今，当年耶鲁学子们的传教热情，比之今日小布什不惜动用武力、必欲向全世界推行其价值观的“牛仔外交”何如？真个是后之视今，犹如今之视昔乎？
两个前仆后继的美国年轻人
1902年，雅礼会中最热心的积极分子劳伦斯·萨尔斯顿（Lawrence Thurston）携夫人前来中国考察。他在学习了中文和调查了大量已经在中国扎根的传教士后，决定雅礼中国计划的重点应该是建立一个以医学为主的教育机构。他知道这个计划规模宏大，不会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完成，但这并不妨碍他沉醉于自己设想的美好前景之中。萨尔斯顿不是没有考虑过湖南以外的建校地点，他曾骑着毛驴去山西进行了艰苦的调查。然而，萨尔斯顿最终仍确认湖南才是个有特殊前景的地方，那里当时有两千一百万人口，以反洋情绪强烈著称，而这正是湖南人吸引萨尔斯顿的地方。他认为湖南人“有很强的阳刚活力、天赋领导才能、高度独立能力，非常吸引人为其工作”。不幸的是，萨尔斯顿的健康迅速恶化，被诊断身患肺结核，不得不在确定校址之前返回美国。在返回美国的海船上，萨尔斯顿悲伤地写道：“离开中国折断了我的每一根心弦，返回中国是我们的决心。我在祈祷我的回国能激励一些耶鲁学子履行自己的责任和权利，而不是使他们灰心丧气。”他到达加里福尼亚后不久就病故，年仅二十九岁。
雅礼会并未因萨尔斯顿的辞世而停止自己的中国计划，它仿照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在印度设立传教会的方式，也在中国设立雅礼会，并发展会员。经一番选择与甄别，雅礼会决定邀请正在印度孟买行医的爱德华·休姆（Edward.H.Hume）代表雅礼会，到湖南行医，建立传教的立足点。然而休姆因祖父、父亲都在印度工作多年，此时他自己已在孟买开设了一家医院，视印度为自己的第二故乡，他不愿去陌生混乱的中国湖南。可雅礼会自有做思想工作打动休姆的办法。他们承诺让他去办一家最新式的现代化医院，而且在时机成熟时，要开办一家像休姆的母校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那样的医科大学。这个诱惑太难以抵制了，特别是对于休姆这样一个年轻有为、事业心极强的医生来说。休姆专为此行学习了一年汉语后，终于在1905年携娇妻幼儿登船浮海而来，于次年岁初抵达长沙。这时他的年龄恰与萨尔斯顿去世时的年龄一样：二十九岁。就好像这两个年轻人并非前仆后继，而竟是一个人一样！休姆从此以汉名“胡美”为中国人所知。他为自己取这样一个名字，是否在表示我是一个为湖南服务的美国人？此种臆测已无从证实。只知他在与中国人打交道时谦和有礼，常躬身自我介绍：“敝姓胡，胡美。”
求人治病的洋医生
胡美到达目的地的1906年，长沙以东发生了“萍、浏、醴起义”，那是由同盟会策动的旧帮会暴动，很快被镇压下去，却株连砍掉了二万多颗人头。而同年因受美国“华工禁约”的刺激，在长沙突然兴起抵制美货运动，则对胡美初期开展工作造成了更直接的冲击。当“抵制美货为大清国民之天职，吾湘断不可后人”的传单满城散发之时，胡美一定亲身体验到了湖南人排外情绪之激烈。可他却没有退缩，而是默默地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当时的湖南巡抚俞廉三迫于民间舆论的压力，颁布了严禁将长沙城内任何一寸土地出卖给洋人的禁令，胡美只得借用一位刘先生的名义，在长沙小西门的西牌楼，买下了原由罗姓老板开设的“中央旅馆”的地皮及房屋，经修葺粉刷后，正式挂出了“雅礼医院”的牌匾。胡美为了防止好奇的路人闯进来，还在门前装上了高大的栅栏，这绝不是出于过分的谨慎，因为只要想一想周汉曾宣传的洋人将中国人剜眼、割肾、取胎、切奶的说法，与西医经常要做的外科手术，二者之间可能发生的联想，确实是很令人不寒而栗的。胡美十分明白这一点。
雅礼医院的对面，是为将来开办雅礼医科大学做准备的预备学校，名为“雅礼学堂”，首期招收了五十三名男生。这所“雅礼学堂”日后演变成了今日尚存的“雅礼中学”，那是现在湖南长沙的一所重点中学，每年耶鲁还要派教师来校授英语课呢。胡美一人兼任医院院长、唯一的医生、预备学校的校长，而他的助手只有他的妻子洛塔。面对上世纪初守旧的湖南人对西医的偏见，胡美一时很难找到治疗的对象，不光是因为西医迥异于中医的治疗方式，还有胡美本人那隆准深目的白种人相貌，都是他被病人接受的障碍。于是他专门寻找无钱治病的穷苦人，希望这些命贱如蚁的人们能够有勇气把自己的身体交给“洋鬼子”摆弄，可就连他们也大都情愿忍受疾病的折磨，而不肯冒被洋人“宰割”的风险。胡美不得已，到街上去求，去拉，他坚信一旦有人让他治病，就一定会成为他的活广告，就不愁没有第二个人来找他。据说他的第一个病人就是这样从街上拉来的，那是一个患“疖毒”的乞丐。长沙夏天炎热无比，是中国的几大“火炉”之一，很多人在夏季会因皮肤感染，生出巨大的脓疮。那个乞丐的头上就长了一个大疖子，而他恰好是一个活得生不如死的人，情愿将生死置之度外，挨上这洋鬼子一刀又有何妨？胡美在湖南的首例手术，在他那简陋的医院里开始进行。病人躺在一张门板上，那就是临时的手术台了。胡美为乞丐切开脓疮，排脓消毒，上药包扎，这时外面已经逐渐聚集了不少闻风而至的看热闹的人。他们或是想看看这个自告奋勇的“试验品”是否果然无恙，以决定自己的病症能不能交给这个洋人治疗，或是等待乞丐一旦出现意外，坐实洋人以治病为名残害中国人的罪名，就此与这位近在眼前的恶魔算账。乞丐头上包着纱布，用自己的双脚走出了医院。真是有人欢喜有人失望，人们争着去揭乞丐头上的纱布，定要对他的伤口眼见为实。胡美追出来加以阻止，他担心人们的脏手造成乞丐的伤口感染。可这又带来了新的疑惑和谣传：洋鬼子不让看就必是有名堂，他既然在中国人头上动了刀子，不做些手脚岂不是不合常理？
但那个乞丐头上的疖毒真的就这么结痂脱落，虽留下一个浅红的疤痕，却毫无疑义地痊愈了。人们在半信半疑之间，逐渐有些胆大的人开始避开别人的视线，悄悄地溜进了雅礼医院，找胡美诊治自己或家人那些经中医久治不愈的病症了。胡美在求诊病人渐多之后，又要小心翼翼地避免为重病人治疗，因为医院条件简陋，他怕一旦收治后出现病重不治死亡者，将引起新的纠纷。但这种情况对于一家医院来说，实在是难以避免的，终于出现了死在医院里的病人。胡美用双倍的价钱买了棺材，亲自登门向死者家属道歉，才免除了灾祸。毕竟治好的病人比治不好的多，胡美和雅礼医院的名气逐渐积累。最初四年的工作极有成效，他治愈的病人果真都成了为雅礼医院广为宣传的活广告，而这一点反过来成了他的舆论保护伞，在1910年狂飙突起的长沙“抢米风潮”中，挽救了雅礼医院和他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