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本来身体健壮，经此三年多之囚禁及精神折磨，出狱后常患病，需返美检查身体及略事休养。1946年6月14日，依往例校友们在临湖轩为他庆贺生辰，这年正值七十华诞，当晚他对傅老说，已在物色继任校务长人选，准备退休，并计划完成在狱中未写就之自传，及介绍中国文化之文章。
胜利不久，中国即开始内战。1946年，美总统杜鲁门派特使马歇尔（Gen.Marshall）到中国调解，执行部设在当年北平协和医院。3月间，傅老陪同司徒由美国返抵上海，傅建议司徒何不就近去探望在南京的老朋友。二人到了南京，见到蒋介石与宋美龄，宋提起马歇尔将军也在南京，介绍他们认识。马歇尔是美国南方人，在弗州军事学校（Virginia Military Institute）毕业，与司徒是同乡，二人畅谈，一见如故。马歇尔对司徒说：“你是中国通，又爱中国人，我调解国共和谈失败，这事交给你。”司徒谦称只懂办教育，不懂政治。不想一星期后，杜鲁门总统命令已到，任司徒为驻华大使。司徒为此内心斗争良久，和傅老商量，他不是政治家，又不为名利，只基于爱中国，希望中国和平昌盛，百姓少遭苦难。他心想自己学生在国共两方面工作者不少，且位居要津，如能设法调停和谈，倒不失为一件美事，只好暂时放下燕大校务。不过要求马歇尔一件事，即这件繁重工作，必须有傅协助。马也了解，向国务院提出，傅老以“大使私人顾问”名义，在大使馆住，但不接触使馆文件，也不支取国务院薪金。这种安排真是史无前例，一位中国老百姓竟住到美大使馆官邸，引起美国务院多人之怀疑与不满。在和谈中，傅的确成为司徒大使之左右手，参与外交机密。蒋介石以次达官贵人对他特别客气，蒋夫人亲切称他为Philip，待为上宾，更引起美国官员之嫉妒，常向国务院打小报告，这在1982年11月陆铿《访傅泾波谈国共和谈破裂内情》一文中有详细描述。陆说：“从这些过程可以看到美国‘政治家’之短视。罗斯福在雅尔达出卖中国在先，杜鲁门又想出卖中国于后，这些人对比起马歇尔及司徒雷登真正中国之友来，应该愧死。”
这时国民党军节节败退，国府南迁至广州，苏联大使馆率先响应南迁。美国务院以当时是国共内战，大使馆不宜跟随南移，其余各国使馆亦唯美国动向是瞻，相率未离南京。此事引起后来迁台湾之国民党方面极度不满，批评司徒有意留在南京，为要与中共和谈。
1949年3月，何应钦衔命组阁，李宗仁代总统与白崇禧将军联名邀请傅老出任何内阁之行政院秘书长，傅以在野之身为国家能做出更多贡献而婉谢。
现在由《司徒雷登日记》内摘写一些当年情景。1949年3月17日日记：“李文翰与傅铎若在我家举行订婚礼，观礼的有双方父母及傅履仁（按：Gen.John Fugh，傅老公子，业律师，后为美国华裔陆军少将）及很多亲友，各方致送花篮甚多，当此国家多难之秋，下午虽也多雨，却充满光明和喜悦。”现说说李文翰一家，李父汉铎（Dr.Handel Lee），南京神学院博士，司徒早年之学生之子女，后升为金陵神学院院长，是第一位中国人就此高职。司徒对两位学生之子女结为秦晋之好，自是十分高兴，故在日记中郑重一提。文翰是早期电脑专家，公子李景汉（Handel Lee），名律师，中英文名均为纪念祖父。
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开进南京。南京这时已十室九空，司徒大使及傅老未撤离。据当时南京合众社记者张国兴回忆，他和一些采访消息的记者如美联社的Seymour Topping被解放军软禁了一个星期，因为此前他曾去过江北战事前线采访，走错路，误入解放军军营，后查实是美记者而获释。解放军入城后仍见到他，乃将他软禁。当年他和张国兴对傅老非常尊重，觉得傅老有现代头脑，充分了解新闻传播之功用，提供消息恰如其分，是第一流公关人员。
毛泽东这时亲自主持外交大计，争取各国早日承认新政府，派黄华（原名王汝梅，1936年燕大毕业，是司徒学生）到军管处外事处工作。当时国民党军溃败太速，中共初入南京，一切无经验，第一件事是派黄华与美大使馆联络。1949年5月5日，傅老突接黄华来电邀约次日到南京军管处见面。见面后，傅建议黄华去探望老校长。5月13日，黄到美大使馆作非正式交谈，内容广泛，傅也在座。三人用中文交谈一小时有余。当时新中国有实际需要，并不想一味靠拢苏联，有意和美国进行对话发展外交关系。会谈中，黄华与傅老均建议司徒循往年在燕大临湖轩庆祝生日之惯例北上，顺便与毛泽东及周恩来会谈无奈，这项计划被杜鲁门及美国务院否决。黄华安排的飞机在南京等候多日，未见司徒前来，毛泽东亦十分失望，遂有《别了，司徒雷登》一文。
1949年8月，司徒被召返美，不准自由活动，三个月后中风，从此卧床，在傅家住了十三年。司徒牧师（司徒公子）只是偶尔来探望一下。这时他们生活并不宽裕，司徒总是那两件旧衣，傅老连一双新皮鞋也不肯买，他们对物质生活没有奢求。铎若回忆说，50年代期间她有空总是返母家帮忙厨房工作，有什么可口食物总要留给司徒爷爷先尝。家里每日三餐都由傅伯母操持，她为了改善膳食，曾坐公共汽车转两次车到一家烹饪学校学西餐，老师讲得太快，她英文跟不上，要特别用眼看、脑记，做出西餐给司徒老人换换口味，令人感动。铎若记忆中只有司徒老人称呼她父母早年之名“永清”、“云洁”，可见相交之深。他们有共同理想，并欣赏对方清高的品格，故他们在一起生活是平和安逸的。三人晚间的祈祷最令铎若感动，她每次回家，如在晚间，多见三位老人跪在地上，虔诚地祷告，祈求世界和平，中国统一。
他们虽自奉甚俭，但傅老当年仍做过燕京校友会会长多年，经常有校友来探望老校长，顺便在他家用饭，每年司徒生日又要准备数十人的饭菜。徐英学长在《司徒雷登晚年》一文中描述：“每年6月2日，司徒的学生们总在傅家为他庆贺生日，师生们欢聚一堂，我定时会由纽约来华府协助傅泾波夫妇招待，那时司徒已不能行走，上下楼全由傅扶持，他的寝室与傅相连，易于照顾。”
司徒与傅老伉俪本想平静地安度晚年，谁知竟遭到不少困扰。1958年，魏德迈将军（Gen.Wedmeyer）出版Wedmeyer Report，提到1949年在南京，一日，他的演讲稿放在桌上，不翼而飞，言外之意，暗示傅老拿走，言语含糊，曲解事实。傅老女婿Daniel Berman（暧泠之夫）极抱不平，转请律师控告Gen.Wedmeyer毁谤。后魏虽有回信正式道歉，但此书已成畅销书，不少人以此书为据，不加深察，误作报道。为此事司徒屡次向傅老道歉，说是为他而令傅老受冤枉。1969年，John Helby著Mandate of Heaven亦有不正确之处，经傅老家人抗议，作者及出版社也作了澄清。1993年，邵玉铭著An American in China根据前二书之资料，一错再错，变本加厉攻击傅老，称他是司徒大使调解国共和谈过程中失败原因之一，令人慨叹！
1962年9月18日，司徒老人心脏病发去世，享寿八十七。在纽约开追悼会，我香港燕大校友会敬挽：
创办燕京，菁莪乐育，古往罕其俦，毕生功业垂宇宙。
关怀中国，劳怨弗辞，今兹竟遽逝，举世同门哭先生。
司徒老人遗体火化后，骨灰盒由傅老捧回，安放在司徒校长生前居住的寝室案头，希望有一日能重归燕园，与司徒夫人合葬。傅老夫妇多年与司徒相处，今司徒离世，怎能不伤感。曾吟诗多首，今录两首于后。
（一）
一别匆匆已逾年，音容仿佛在当前。
时移节换西风起，惹恨黄昏月正悬。
（二）
形影相随数十年，一朝永别泪潸然。
残红流水愁萧瑟，倦依栏杆厌闻蝉。
1973年，周恩来为了两岸和谈及统一大计，密约傅老重访北京。可惜那时“四人帮”当道，周又重病在身，无法交谈，二十四小时有人名为陪伴，实是监视。不过对傅老伉俪还算客气，安排去临湖轩与老友相会，看样板戏，去东北参观炼钢厂及大庆油田等。二老始终不能自己安排活动，十一个月后返美。
1982年，杭立武写信邀约傅老夫妇来台北，肯定傅老是两岸和解最适当人选。傅老伉俪已年逾八旬，由女暧泠及外孙李景汉陪同前去台北，再赴北京。在台北时见过张学良将军，这时张已不能起作用，又去慈湖凭吊蒋老总统陵墓。傅老知道成功机会不大，但仍本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心理去了北京，所谈果无进展。
1987年冬，北京方面允许将司徒老人骨灰葬在燕园，林孟熹学长及郑介初学长且去临湖轩实地选了地点。后指定需傅老亲自送归，傅老以正值严冬，希望次年春天再去。不料后来又起变化，致未能完成司徒生前愿望。其实，司徒夫人早年葬在燕园，“文革”后此墓已不知去向，且燕园也已变成北京大学校园矣。
1988年10月傅老去世，享年八十八。在美京中华基督徒教会举行追悼会，冠盖云集。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大使韩叙（司徒老校长学生，傅老燕大前后同学）亲率海陆空军武官参加，台湾北美事务协调会则派首席顾问范道瞻及海陆空三军将官便衣参加追悼会。中国1949年后，国共代表在同一场合出席，这可能是第一次，充分表示两岸双方对一位老人终身为祖国和平统一奔走所表达的敬意。傅伯母也于1996年以九十八高龄辞世，她一生慈悲为怀，给我们晚辈树一好榜样。
前文提到，Seymour Topping在1945年已认识傅老，他现在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系研究班教授，又是普利策奖金（Pulitzer Prizes）的执行人，1995年10月给铎若信中说：“当年舆论对傅老是不公平的，司徒大使是位勇敢而有爱心的外交家，你父亲是位忠于司徒的帮手，研究新闻史的人都会知道。”可见历史的确是公正的！1999年7月，他出版一书The Peking Letter即根据二老的感人故事撰写的。
这些年来，美国务院政治研究专家们也说，当年司徒如能北上，国际大局可能有所改变，历史也要重写。70年代基辛格（Kissinger）不也是先秘密去了北京，才打开了中美和谈之路吗？
纵观司徒雷登校长及傅泾波老伯一生，他们没有自我，不为名利，只有信仰及爱心，被误解时，只有饶恕与宽容，终生追求中国与世界的和平安定，的确是20世纪中国时局起伏中最无私奉献的人物。
我与《观察》储安平
徐景星
1946年4月初，《观察》周刊在上海创刊，我在西安《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当编辑时看到这个刊物，知道它是一些专家学者、社会名流发表政治见解的园地，许多国内外知名人士给它写文章。这时正在政协会议期间，到处都听到关于“第三方面”、“中间路线”的议论，《观察》可能较多地反映了这类观点。
这一年6月间，我从西安回到故乡天津。8月，进入《民生导报》当编辑。编报之余，尝试向外地比较著名的报刊投寄通讯稿，当时《观察》畅销数万份，自然成为我投稿的首选目标。我给它寄去的《天津通讯》很快刊登出来，随即寄来稿费和聘书，主编储安平亲笔写信聘我为“天津特约记者”。其办事效率之高和对于无名作者之尊重，使我感动。看他在每期《观察》上发表的署名文章，更钦佩他的见解与胆识。我为《观察》供稿并不多，绝想不到储安平会来天津找我。
《民生导报》社址在天津原日租界寿街（现兴安路），房子很局促。1946年9月或10月的某一天上午，我正在楼上编辑部看稿子，楼下经理部喊我，说有人找。我跑下楼来看到一位绅士模样的人站在那里西装笔挺，皮鞋锃亮。他脱帽向我致意，我看到他的头发油光熨贴，一丝不乱。我自报姓名，他也自报：“我是储安平。”态度高雅而亲切。我们两个人站在窄窄的过道里聊天，影响别人出入，他示意让我和他一起走出大门，我们站在马路边屋檐下，在过往车辆掀起的尘雾中，旁若无人地继续谈下去。
我问他：“你怎么找到这里来的？”他说：“我乘火车去北平约稿，路过天津，专门下车来看你的，等一会儿还要赶下一班车去北平。”又问他：“天津有那么多有名的记者，为什么单找我呢？”他说：“第一，凭你写的通讯稿，符合本刊的宗旨；第二，《大公报》的徐盈先生推荐你，他说天津找你比较合适。”徐盈那时已是闻名全国的大记者，我和他是在采访李烛尘时认识的，以后只有很少几次短暂的接触。徐盈向储安平推荐我，实在出我意料。
更出我意料的是储安平问我愿不愿意去上海帮他编《观察》。我说：我连大学的门也没进过，如何能为这些专家教授编稿子？你找错人了。他笑笑说：“你能编报，编刊物不成问题。我以前也没干过，咱不都是在学着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