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演梅派经典，到唱昆曲《墙头马上》，再到出演现代京剧《沙家浜》——她像一张满弓，但凡使出一把气力，送出来的箭都铮然有声，且直抵靶心。这些艺术创作是言慧珠的生命表现。而艺术创作又绝非一般人所能想像，它是个神出鬼没的东西，与心智相通，与传统相接。若无一点艺术灵感和悟性，任你雄心万丈，最后也是徒劳和妄想。想想她，再看看我们自己，两相对照，差异惊人：我们的生命很长，用很长的生命去等待。她的生命很短，用很短的生命去创造。
1965年，言慧珠得到了一个歌剧本，叫《松骨峰》，描写的是一个朝鲜女英雄。她不禁联想起曾经演过的《春香传》。不安分的她又跃跃欲试了。人家就是那么有本事，没过多久，她还真的就在上海戏曲学校的舞台上演了现代戏《松骨峰》。没人叫好，自己也吃力。“一分是流水，二分是尘土，不觉得春将暮。”她在日记中写道：“我感到累了，力气也没有了。舞台不属于我了。”纵有欲望挣扎，已然力不从心。谁知这句感叹的话，在后来却被视为反党的有力“证据”。
江青听说言慧珠排演现代戏，叫什么《松骨峰》。随即放出话来：“叫言慧珠别演啦！好好闭门思过，休想到我这里沾边！”
一句话，把她踹出了三界外。
【可萌绿，亦可枯黄】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上了年岁的中国人大多“看了些荣枯，经了些成败”，但谁也没有经历过这等举世无双的“变革”。6日早上，俞、言夫妇照常去戏戏校上班。一进校门，气氛就万分紧张，心头一片惊惧：校长室成了造反派办公室，排练场成了大批判的战场，所有的墙壁贴满了大字报，俞振飞和言慧珠的名字都被打上血红色的XXX。高音喇叭里不停地发出怒吼，命令这个，勒令那个。每天上午，都是在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度过。几天前还是文弱的学生，瞬间都成了凶残的魔鬼。她和丈夫浑身上下被刷满浆糊，前胸后背全都贴着标语和大字报。二人垂眉低首，在院子里一站就是几小时。他俩还要清扫厕所，因俞振飞平素为人和蔼，能随遇而安，便有人悄悄帮忙。别人帮忙的时候，他只需在门口“望风”。对言慧珠则大不相同。她平日待人刻薄，出语尖利。对她有好感的，本来就没几个。现在见她扫厕所，可有人高兴了。只要见她直直腰，稍息片刻，就会引来大声责骂。夫妻性格不同，待人接物各异，竟能生出相反的境遇来。
这些学生在批斗的时候那么粗暴，可在抄家的时候又很是精细，把言慧珠塞在灯管里的、藏在瓷砖里的、埋在花盆里的钻戒（多达几十枚）、翡翠、美钞、金条（重十八斤）、存折（六万元）都掏了出来，整整抄了一天一夜，连天花板都捅破挑穿。言慧珠的首饰是有名的好。对此，文怀沙曾说：“言慧珠的首饰，不要说别的，单是一件就都不得了！”这一件是个啥物件？一只白金手镯，上镶八颗钻石，每颗一样大小，重多少？一颗七克拉，一共五十六克拉。而今价值几何？行家一算便知。言慧珠一生唱戏的积蓄，顷刻成空。天仙般的女人，这次真的是从莲花宝座上跌落，滑过人间，直坠地狱了。
9月初的一天，许思言凌晨从单位回家。下了公共汽车，摸出钥匙刚要开门。忽然，从旁边小路口，闪出一个女人的身影：“老许同志……”
“慧珠，你怎么在这里？”
她畏畏缩缩，低声道：“实在没有办法，才来找你。许先生。”
先叫“同志”，后改“先生”，许思言不知该如何做答，遂问：“这里没有人，你不要紧张。俞老最近可好？”
“怎么会好呢？已经戴了一次高帽子，家里的东西都抄走了……”
沉默，彼此沉默。
大难已至，谁与凭依？言慧珠满含泪水，半晌又问：“你看这场‘文化大革命’到底什么时候结束？我该怎么办？看见人家戴高帽子游街，就浑身发抖，我无论无何受不了……”是的，前有千古远，后有几万年，可是如何打发眼前？言慧珠无法超脱，她非哲人；言慧珠无法苟且，她非草民。
许思言握住她的手说：“你自己要珍重，不要忘了清卿这孩子。”
她也紧紧抓住他的手，说：“请你多关心！”说完，掉转身，快步隐没在黑暗之中。
为了小清卿，她曾偷偷拿出两三千元的现金，给几位要好的朋友，请他们替自己今后照顾好孩子。但这些朋友，为保全身家性命把钱都如数上缴了。这样一来，罪行越搞越严重。言慧珠眼前没有一丝的光明，心中没有一丝的暖意。
人生可怜，无计相留。1966年9月10日，吃过晚饭后，言慧珠拉着儿子的手，来到自己的卧室（已与俞振飞分居）。很严肃，很庄重地看着十一岁的小清卿，之后突然说：“妈妈要到有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以后你要听‘好爸’（即俞振飞）的。”说完，拉着儿子的手，又来到俞振飞的卧室。言慧珠先跪在丈夫的面前，然后一定也要小清卿跟着跪下去。孩子并不情愿，但看到母亲的神情，也就跪下了。她还要小清卿连喊几声“好爸”，孩子也顺从地喊了。俞振飞忙扶他们起来。
起身的言慧珠郑重道：“请你一定把他（指言青卿）抚养成人！”
俞振飞当场回答：“只要我有饭吃，他就有饭吃，我喝粥他就喝粥。”
托付完毕，母子二人回到自己的房间，言慧珠给了小清卿五十元钱和一块小黑板，并对他说：“明天是星期天，你好好到公园玩一玩吧。”
据保姆王菊英说，当晚的11点半到12点之间，言慧珠曾下楼到孩子的房间，坐在床边，呆呆地望着，望着……只要托付好孩子，她一了百了。
第二天，华园11号里还是一片寂静。保姆像往常一样准备好早餐后，推开二楼卫生间的门——
“啊！”一声惊叫。
一代红伶，去了。她穿着睡衣，素面赤脚，直直地把自己挂在浴缸上面的横杆上，冰冷而凛然。再检查，房内桌上，放着一沓钞票，五千元。上面写着，谁抚养孩子，钱就给谁。另有信三封。一给领导，一给丈夫，一给孩子。她回顾了自己的一生，做了自我批评，对丈夫表示歉意，叮嘱清卿好好做人。据说还有一封写给孩子生父薛浩伟的信。对于有些人来说，人生是循环不已的厄运，到了走投无路的一刻，只有消失自己。她脸色苍白，一双眼睛，似开似合。开合之间，流泻出20世纪中国艺人内心永难排解的疑惑、悲苦与不平。她一辈子都讲面子，爱面子，要面子。面子是什么？是脸面、体面和情面，这里面固然有虚荣，但更有尊严。她以无比的决绝保持尊严，拒绝受辱。是的，如果愿意，人的生命可以这样的方式呈现。
有关方面还要召开“现场批斗会”。没有人表示丝毫的同情和惋惜，到处都是人类可哀的怯懦。我不知道该怎样认识国民，他们期待仁慈，却习惯于残忍。言慧珠，自杀身亡。这是她一生中的第三次自杀，庆幸的是，她成功了！她同自杀的老舍、邓拓、翦伯赞一样，她同自杀的老舍、邓拓、翦伯赞也不一样，口袋里没装着手书“毛主席万岁”字条。
当时的结论，是有力的一句：“自绝于人民。”后来的说法，也是有力的一句：“含冤而死。”生死与好歹，依旧握在权力的手中。
我崇拜这样的女人：活得美丽，死得漂亮。一片叶，一根草，可以在春天萌绿，亦可在秋季枯黄。前者是生命，后者也是生命。
言慧珠死后，许思言曾问过俞振飞，为什么当晚没有察觉妻子的死？他说：言慧珠认为自己的问题严重，怕被红卫兵造反派抓起来。而丈夫一向人缘不错，大概可以过关，所以，一再关照俞振飞——万一自己出了问题，要好好照顾这个家，要好好抚养孩子！所以，这个举动，被他误认为是言慧珠在做坐牢的准备，而万没有想到竟然会自决。加之，双耳失聪的俞振飞也服用了安眠药，故隔壁房间发生了什么事，他也是浑然不觉。
言慧珠临终前留下的书信和现金，事后由上海戏曲学校当局交给了公安部门。粉碎“四人帮”后，小清卿曾去问过。竟然是片纸无存，五千现金也没了踪影。
【小清卿】
本文初稿写完，发送给《明报》月刊。杂志社的编辑打来电话说，他们都很想知道小清卿后来的情况。
我马上给上海京剧院的一位副院长打电话，询问言清卿的下落，并想从他们的艺术档案里借用几张言慧珠的照片。对方非常遗憾地说：“事情过去了几十年。现在的上海京剧院根本不知道言清卿，也没有言慧珠的一张照片。”
梅兰芳的儿媳屠珍女士闻讯后，主动帮助我寻找线索，毕竟不是公家是梅家！终于有了消息。原来言清卿在生母被迫害致死的二十年里，挣扎求生。1986年10月，他下定决心，挥泪告别上海故居，携母亲遗骨，定居深圳。他在自己的寓所设立了言慧珠纪念堂，晨昏请安。纪念室正面的墙壁悬挂着母亲遗像，遗像是言慧珠生前最喜欢的那帧：身着绛红底色的花格旗袍，满脸含笑。它曾摆放在上海华山路华园11号言宅的客厅。照片下面的红木条案，也是言慧珠亲手所置。条案正中的木盒内是一代红伶的骨骸，令人入目心酸。骨灰盒两侧放着生者的六册像簿——琼林玉树，蕙质兰姿，它记录着一个中国女艺人的生命和情感。前面放着一只女式手表，还有一枝英雄牌100型金笔。
1970年，十六岁的言清卿提出索要母亲的骨灰，谁知非但没有回复，反而遭到学校当局的批判，检讨书写了一遍又一遍。他没有灰心，自己到处打听。经过许多周折，小清卿得知母亲骨灰寄存在上海县北桥公墓。又幸遇一位善良热心的老工人，在其细心寻找下，于1974年清明前夕，终于找到言慧珠的骨灰。他一把将母亲骨灰搂在怀里，失声痛哭。
2005年6月-2006年1月于守愚斋
2006年2月修订
参考书目，篇目
言慧珠《我要演戏》，1957年5月9日《文汇报》。
言慧珠《给亲爱的观众的一封信》，1957年5月28日《文汇报》。
言慧珠《批判陈仁炳》，1957年7月10日《人民日报》。
沈和秦《平剧皇后言慧珠一生》（上、下），1990年6-7月，香港《大成》第一百九十九期、第二百期。
许寅《记一代红伶言慧珠之死》，1988年6月，香港《大成》第一百七十五期。
许寅《且喜言慧珠有后》，1989年4月，香港《大成》第一百八十五期。
黄宗江《戏痴说戏》，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
刘枋《台湾“梅兰芳”一一顾正秋》，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年。
梁谷音《雨丝风片》，广西民族出版社，1997年。
沈从文：寂寞的教授生涯
汪修荣
在一般人眼里，沈从文始终是作为一个小说家而存在的，一个因夏志清而蜚声海内外的著名小说家。沈从文与湘西、《边城》，已经融为一体。可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后，沈从文的正式职业却是大学教师。他一边写作，一边渴望成为一名大学教授，融入知识分子圈子。他先后在五所大学执教，中国公学、武汉大学、青岛大学、西南联大、北京大学，从一个普通讲师一直升到教授。然而，解放前夕，就在他成为一名大学教授，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时，他却突然从大学校园里消失了，成为一名文物专家，给后人留下许多谜团。他是个半途出家的教授，最终又半途离开了校园。对于大学校园来说，他只是个过客。
沈从文走进的第一所高等学府是胡适主持的中国公学。关于沈从文如何去的中国公学，有几种说法，比较可信的一种说法，是得力于徐志摩的大力推荐。
其实，最早发现沈从文的是郁达夫，第一个评论沈从文的是林宰平，郁达夫、林宰平、陈源对沈从文走上文坛都提供了一些帮助。但对沈从文帮助最大、影响最深的当数徐志摩。徐志摩的提携对沈从文进入主流社会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正是在徐志摩的大力推荐下，沈从文成为《晨报》副刊和《现代评论》的作者，并进入了“新月”圈子。除了写作上的提携，徐志摩在工作上对沈从文的关照也很大。当时即使像沈从文这样的名作家仅靠稿费也是无法维持生活的，所以徐志摩一直有意替沈在大学里谋个教职，当时的大学教师的薪水远远高于作家的稿费收入。虽然在30年代初期，沈从文已经是文坛上一位名作家，但在那个学历森严的社会，以沈从文这样的小学学历在那个时代却是难登大雅之堂的。当胡适入主中国公学后，机会便来了。徐志摩向好友胡适推荐了沈从文。可以说，如果没有徐志摩力荐，沈从文要进入中国公学是完全不可能的。也许因为这层关系，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在山东因飞机失事去世，沈从文只身从青岛大学赶到济南福缘庵徐的停灵处，帮助处理善后事宜，这也算是对徐生前关照自己的一种回报吧。
从有关史料看，沈从文到中国公学的时间为1931年前后。因为徐志摩的关系，沈到中国公学后很受胡适器重和赏识。据沈从文当年好友施蜇存回忆：“他在中国公学任教，为《新月》和《现代评论》写小说，都是胡适的关系。随后，胡适又把从文介绍给了杨振声。当时教育部成立一个教材编审委员会，杨振声负责编审各级学校语文教材，就延聘从文在那里工作。”（《滇云浦雨话从文》）。施、沈二人相识多年，1929年10月，施蜇存在上海松江举行婚礼时，沈从文和冯雪峰、丁玲、胡也频、戴望舒等人都参加了施的婚礼，二人后来在昆明时过从甚密，施蜇存的话当是可信的。
胡适之所以聘任沈从文，一方面自然是看在徐志摩的面子上，另一方面，胡适也希望借此对中国公学的教学内容进行一番改造，注入新鲜血液。沈从文被中国公学聘为讲师，主要课程是主讲大学一年级的“新文学研究”和“小说习作”。相当于现在的公共语文，这对沈从文来说，倒也算知人善任，用人所长了。在当时门禁森严的高等学府，以沈的资历，这应该是比较高的待遇了，算是破格录用。如果没有徐志摩的力荐和胡适的胸襟，也许沈从文一辈子都进入不了大学的门槛。从这一点来说，胡适对沈有再造之恩。自称为“乡下人”的小说家沈从文一下子进入了高等学府，从此至少在形式上进入了知识分子的圈子，开始了与胡适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往来。
虽然此前沈从文已经发表了大量的作品，但当作家与当大学教授完全是两回事，根本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对胡适的关照，沈从文既感激又惶恐。在给胡适的信中他流露了这样的心态：
昨为从文谋教书事，思之数日，果于学校方面不至弄笑话，从文可试一学期。从文之所以不敢作此事，亦只为空虚无物，恐学生失望，先生亦难为情了。从文意，在功课方面恐将来或只能给学生以趣味，不能给学生以多少知识，故范围较窄，钱也不妨少点，且任何时学校方面感到从文无用时，不要从文也不甚要紧。可教的大致为改卷子与新兴文学各方面之考察，及个人对各作家之感想，关于各教学方法，若能得先生为示一二，亦是实为幸事。事情在学校方面无问题以后，从文想即过吴淞租屋，因此间住了家母病人，极不宜，且贵，眼前两月即感到束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