舅家比较封建，重男轻女，所以姨母和母亲没有出嫁时，都没有受过学校教育，也没有聘请先生在家里授课，姨母直到结婚之后，才争取进了武进县立女子师范学校（我姨丈一度是武进女师的校长），这在当时也是极不容易的。当时一个姑娘订了婚，若要进学校读书，非征得夫家同意不可，若夫家比较开通，就索性结了婚再读书。外祖父是1931年去世，那时我已十七八岁，是高中学生了。外祖父去世前几年，见到母亲就告诫她，切不可让我考读大学。母亲自然知道这件事情做不到，有时随口敷衍，有时往父亲身上一推，母亲也愿意我上大学呢。有一次外祖父来看我母亲，闲谈了一会之后，照例又谈到我的读书问题，他捻捻胡须，沉吟了一会，说：“二小姐，你好姑爹真是糊涂，女孩子二十岁不出嫁，就要到填字部里去了。”当时我听了这些话只是笑。这已是20年代之末，怎怪得我的伯曾祖母要抱牌成亲呢！
还有一件很可笑的事，我七八岁的时候，有一次，母亲归宁，因为她本来不打算在舅家过夜，所以没有带我去。后来外祖父坚留她，她说孩子在家不放心。外祖父说，不要紧，我去接她。我弟弟是四姑母带的，我是跟母亲一床睡的，所以母亲在舅家留宿，总要把我带去。母亲就把衣橱钥匙交给外祖父，叫我再带些换洗的衣服去。外祖父雇了一顶小轿，直抬到我家厅上。他下轿之后，找到了我，说明来意，并把钥匙交给我。我当时第一句话就问他：“外公，钥匙是我母亲给你的吗？”“当然啰！”外祖父惊异地对我看看。我收拾了东西，就上了轿，站在外祖父的膝前。到了舅家，外祖父一见母亲就说：“你女儿真不错，会帮你管家了。”这次母亲没有责备我无礼，大约原谅我年纪还小。
外祖母去世之后，外祖父衣服什物之类，都是自己料理。父亲极称外祖父生活习惯严格，哪些衣服放在哪只箱子里，都有一定，而且都有记录。他房里也总很清洁，桌子上书籍文具之类，安放得整整齐齐，这种整齐清洁，一望而知不是出于仆人之手。父亲这几句话，给我印象很深，所以我自理生活之初，衣服也分类安放，而且记录下来。别看这是一件小事，不知节省了我多少时间。
母亲性情温和，婚前既没有读多少书，婚后也没有争取进学校，以文化程度论，只能写写家信，看看小说，记记日用账。但她自尊心极强，气量很大。我舅家在常州城里房地产不少，收入颇为可观，可是对家里财产素来不问一声，不谈一句。未出嫁时，外祖父母总要给她些零用钱，亲友家小姊妹来了，大家高兴起来，有时玩雀牌，有时玩纸牌，有时掷骰子，作点小输赢，是常有的事。但出嫁之后，我家清贫，手里的零用钱就没有以前宽了，有时回娘家，遇到小姊妹们坐下来“玩”的时候，母亲总推托着不肯上场，而且从不谈到夫家的景况。我祖父是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去世的，他卧病了一年多，医药丧葬，所费甚巨。父亲当时二十二岁，是常州私立溪山丙级小学堂的教师。一个小学教师，收入自然不多，他只得把家里较好的衣服卖掉，卖得一千三百元，偿付医药丧葬的费用。我小时候，父母亲各有一件鼹鼠袍，除此便没有别的皮服了。直到1930年，我满了十六岁，在常州私立芳晖女子初级中学毕业之后，父亲才买了两件狐皮统子，一件山猫皮统子，他和母亲各做一件狐皮袍，给我做了一件山猫皮袍，可惜这三件皮袍都在抗战中，故乡沦陷时失掉了。自从祖父去世后，沉重的经济负担，就落在父亲肩上，间接也就落在母亲肩上。祖父去世后两年，祖母也去世了。接下来大姑、二姑出嫁和伯祖母去世。父亲到料理伯祖母的丧事时，直到了罗掘俱穷的地步，可是还缺少一百多元，父亲就同大姑（伯祖母的长女）商量，请她设法垫一垫（大姑嫁于同邑史家，当时算是有钱人家），事后尽快归还她，不料大姑一口拒绝，父亲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向母亲开口，开始不向母亲商借，可能由于面子观点，母亲二话没说，就把陪嫁的首饰，全数交给父亲变卖。等一应开支完毕后，父亲按捺不住，就走到客堂里，叫“大姊出来”，一场风暴眼看就要爆发，好在这天来吊唁的亲友不少，把父亲劝住了。这件事是四姑和我讲的，但我估计父亲也没有忘记。50年代初，我做文学翻译工作，介绍苏俄作品，那时的稿酬相对来说还不差。有一天，父亲对我这样讲：“目前稿费收入虽然不少，但仍应该处处节约。我一世薪金和稿费收入也不少，但逢到家里发生大事情，没有一次不向人借钱的。”父亲一生很少正面教训我什么，这一番若说是教训，就是唯一的一次了。
母亲不但在家庭经济方面能和父亲一心一德，使我们和堂叔一家和睦相处，在子女之间，也极为公平，没有半点重男轻女的思想，甚至还“偏爱”我一些。我有两个哥哥，一个生于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名叫阿健，一个生于1910年（宣统二年），名叫阿强，两个都是打防疫针以致夭亡的（1911年，即宣统三年）。据说在打针之前，他们还在园中戏嬉，十分活泼，一针打下去，顷刻间就完了。当时常州只有一个西医，这次毛病，究竟由于打针手术的失误，抑由于针药过时变质，我就说不上了。母亲还生过一个女孩，是我的姊姊，生在哪一年，我不清楚，不过出生不久就死了。我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生，父母特别疼爱也是理所当然的。还有一点，据说我小时候爱笑不爱哭，母亲生我后没有奶喂我，找来奶妈我又不肯吃她的奶，饿得头都抬不起来，但见了人还是笑，因此大人格外喜欢我。我从小就跟母亲睡在一床，直到大学毕业。弟弟生下之后，母亲自然无法带两个孩子，弟弟小时就由四姑带领，大一点就跟父亲一床睡。大家看到弟弟生后，母亲还是带领我，都说母亲偏爱。照我看，偏爱是未必，有意抬高女孩子的身份倒是有的。我们一家，包括从堂叔家在内，多少有点重男轻女的，只有庶伯祖母，她极端疼爱我弟弟，每到母亲责打弟弟时，她总极力劝阻，甚至滴下眼泪。不过她也喜欢我，所以“重男轻女”这四个字，内容也多种多样，像我庶伯祖母，该说是重男而不轻女。她是极其慈祥的，男孩女孩同样爱，不过觉得男孩在家庭里有点特殊意义就是了。这种心情我实在说不清楚，只好希望读者体会了。其次我家女佣，她们都是农村里来的，都喜欢男孩子，遇到我们姊弟两个闯了什么“祸”，她们总把责任往我身上推，开脱我弟弟。这种时候，母亲十分持平。她总是说：“你们别说了，我有数目，两个都有份。”
尽管庶伯祖母有点重男轻女，可是我绝不在意，说实话，只要我父母不重男轻女，旁人怎么样，我是不大在乎的。我们姊弟俩都十分爱庶伯祖母，她身材矮小，面容秀美，脾气也很随和，可是我们谁也不知道她的身世，只知道她姓包。现在想起来，一定是个贫家姑娘，才被卖出来给人作妾。据说我伯祖父去世时，她还没满二十岁，守了三十六年寡，抚育着两女一子（三姑四姑和叔父）。我叔父没有专长，一辈子是小公务员和小职员，经济一直不宽裕，加以和我婶母不睦，四姑母又被遗弃在家，所以庶伯祖母内心深处，并不愉快。好在我们一家很和睦，我父母对她也很尊敬，只是因为“庶”字当头，我和弟弟不能称她伯婆，只好称她“太太”，母亲也只能称她“婆”。她和四姑住在楼上东西两间房里，叔婶住在楼下东房，但她乳癌没有恶化之前，白天总在楼下，我父亲若买了糕点糖果等回来，母亲就用盆子装上一部分，叫我们送去给太太、叔、婶、姑母吃。我和弟弟都想讨太太的好，争着送过去。后来母亲就不给争了，这次姐姐送，下次弟弟送。可是话尽管这样说，轮到我送的时候，弟弟还是跟在我后边去了。轮到弟弟送的时候，我也和他同去。
上太太房里去玩，真是我们的节日。母亲管教我们很严，不论上谁的房里去，绝对禁止我们乱翻东西和随意开他们的抽屉。只有太太房里，有对我们开放的一角，那是她的一个床头柜的两个抽屉。她的床头柜和现在的形状不同，是正方形，外观完全是一张方凳，不过略高些，一面一扇门和两个抽屉里尽是废品、朝珠、缺边的破铜钱、坏纽子、断掉的链子索子、断眼镜脚……还有许多东西，简直不知道有何用处，有些甚至它们完好的时候，我们也说不出它们的名称，太太总说这些是我伯祖父的遗物。
朝珠是伯祖父的遗物，一种是石质的，不透明的，有绿色的花纹，一种像玻璃，透明的。我和弟弟最喜欢透明的朝珠，总要把玩好一会，玩得尽兴了，就把这些东西一样样放回抽屉，关上柜门，然后告辞下楼。不但在我小时候，朝珠不是希罕物，抗战之前，到处卖旧货、废品的小铺子、小滩头，都有那种石质绿纹的朝珠出卖，一两个铜子就能买到，这种事我是记得十分清楚的，因为娑罗巷斜对局前街上，就有两三家这样的旧货摊。抗战初期我从童丕绳老师学画，才知道这种石质绿纹的朝珠，可以制成石绿，以后我回常州时，特意到处找这类卖废品的小店小摊子，希望能买进石绿的原料，可是这种朝珠的踪影全没有了，看来都给日本人搜罗去了。
现在再讲我的庶伯祖母。庶伯祖母是患乳癌去世的，她去世时（1928年，民国十七年），我已经十四五岁了。在那个时候要治好这种恶症，可能性当然不大，加以她又不早点声张，待大家知道她患这种病时，动手术的机会已经错过了。加以余之叔父误信草药医生的话，说望江南子捣烂了敷，可愈此病。于是我家园里种了许多望江南子，可是一敷之后，癌就提前溃烂了，当时没有止痛剂等药物，所以从病到死的过程是极其惨苦的。母亲因为她喜欢我们，所以叫我们一放学，先叫我们到庶伯祖母床边请安问好。她去世的时候，大人们在她房里号哭，我和弟弟搂抱着在自己房里啼哭，不停地说：“太太没有了，以后没有太太了！”
父亲挽庶伯祖母的对联，我还记得大半：上联是“苦节三十六载，厚望后昆，痛树静风摧，终未甘回蔗境”；下联是“沈疴千五百日，备尝诸厄……”，下边记不得了。所以记不得，一定是我当时没有懂得句子的意思，所以这些字句没有在我头脑里生根，也就写不出来了。庶伯祖母并不是余之三叔一房唯一不幸的女性。在她之前还有我的袁伯曾祖母。
私塾生活
现在，我来谈谈我的私塾生活。我没有进私塾之前，是母亲和瑞之四姑教我识方字的。我现在还记得母亲在我们书桌上挂一块小石板，上面用粉笔写一个“羞”字。第二天我们哪个认不得前一天教的方字，就得对着石板默坐。奇怪，这方法居然很有效，我和弟弟从来没有受过罚。方字排成一行，用一根木戒尺，压着，始而顺着次序读，过若干遍以后，就更换方字排列的次序，看我们能不能认得。字数不多，大约八个或十个。识得若干方块字以后，就教我们读当时的小学教科书，直到我八岁那年和弟弟进私塾。
我究竟在几岁时母亲才教我识字，现在想不起了。但我识得的字也不会太少，因为八岁那年进了私塾以后，常常趁老师午睡或他外出的时候，偷看他的《子不语》、《阅微草堂笔记》、《夜谭随录》，等等。当然不会句句都懂，也有很多字认不得，但基本上能看得下去。
在我六七岁的时候，父亲就和母亲商量，请一位先生到家来教我和弟弟，我听到他们商量，总是要求他们慢一点请先生。父亲诧异说：“我小时候听到请先生就高兴，为什么你们这样怕读书？”其实当时我们害怕的是陌生的先生，并不是读书。也许我们小时候顽皮，佣人和厨子就用先生来吓唬我们，不过这也只是今天的猜测，因为实在想不出害怕先生的理由。但由于我幼时有这种情况，所以我极不赞成大人用某个人去吓唬小孩，如说“爷爷听到后要怎么了”，也反对别人对着小孩胡乱吹捧一个人。有一次一个熟人当他的小女儿和我的面，把我乱吹捧了一通，我立刻从小孩眼神里看出她和我疏远了，因为孩子不知这是无聊的吹捧，信以为真，顿时觉得我们之间差距变远。所以我以为在孩子目前不得其当的毁誉，都是一种欺骗。不过这些是闲话，现在让我言归正传。
我第一个私塾先生姓袁，名其乐，是我舅舅介绍的。条件是供膳宿，每月八元修敬，后来加成十元。老师来的第一天，礼节十分隆重。父亲到馆子里去叫了一席菜，请厨子到家里来下锅。另外还有四位陪先生的，一个是舅舅，一个可能是我表舅，其余两个是我父亲和叔父。下边设了炉台。所谓炉台，就是香炉和烛台。这是宴请贵客的礼节，我小时候常州还十分通行。如请先生，请媒人，男方及其亲属宴请新娘，女方及其亲属宴请新婿等，都要用炉台。在这样隆重的筵席上，特客南面而坐，而且当真焚香点烛，在这种场合，特客要向主人道谢，要求撤去炉台，然后才肯入席。舅舅结婚不久，我家宴请舅母，也用炉台，当时舅母的“陪房阿姨”，就把带来的红呢毡毯铺在地上，大家入席。可是袁先生是乡下人，他所以要住在我家，就是因为离家远。他不懂这个规矩，他就在摆着炉台的桌上坐下，先生一就座，佣人就在地上放下红毡毯，我和弟弟就跪下来对他叩了头，然后站起来，侍立在旁边。先生吃了些酒菜，指指炉台，对父亲说：“把这些东西拿开，让孩子坐下吧！”父亲当然遵命，于是下边设了两个座位，让我姊弟俩就座。
此后袁先生就成为我家的西席了。母亲将西面一间厅堂用箱子和门帘隔开，作为书房，书房背后一间翻轩作为先生的卧室。每天早上7时半左右，厨子金海将四色小菜和稀饭送到书房，一般还有一样点心，不外油条麻糕之类；午饭晚饭四菜一汤，两荤两素。先生很客气，每顿饭总只动一样荤菜。8时半我们上学，11时半放“饭学”。下午照顾先生休息，一般我们要到1时半或两时我们才到书房去，3时半或4时就放晚学了。刚开学的时候，先生教的还是教科书，后来改教《论语》。早上一进书房就背前一天教的课文，背出以后才教新课，十行八行书，一直要哼到吃午饭。下午习字，最初是“描红”，后来才写“印本”。放学以后，叫我们在家画地图，可画的不是我国分省地图，而是常州三十六市乡图。当时父亲在外地教书，有一次回来看到了，就提出要改画中国分省图。袁先生也同意了，但没有能画上几张，袁先生就有别的工作，举陆云峰先生自代。
袁先生很和气，从不叱骂我们，所以师生间感情很好。有一次舅舅来看望母亲，顺便到书房去看先生。那时正是严冬，天气极冷。舅舅是娇公子，狐皮袍外还加大衣，可是先生只穿一件布棉袍。我弟弟就说：“衣蔽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袁其乐也欤。”后来母亲知道了，就怪我弟弟说话没有分寸，还叫金海去给先生招呼，袁先生说：“没有关系，他们刚刚读过这几句书。”
星期天我们也放假，但袁先生往往星期天下午就回到我家来，他在房里休息。只要先生回来，星期天晚上，我们就到他房里去跟他玩，在知道他要离开我们的那些日子，跟他特别亲热。我们要他常来看我们，而且要他来时仍旧住在他房里，他也一一允诺。惜乎不多时以后，陆先生就通知我们，说袁先生去世了。
在初读旧书的时候，我也碰到一些困难。如遇到“庶”（例如“回也其庶乎”《论语》卷六）“几”（例如“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论语》卷七）和“庶几”（例如“则齐其庶几乎”《孟子·梁惠王下》）等，我就不大理解，问了先生，有时还不清楚。大概不同于口语的虚辞，小孩比较难懂。所以我后来教初级中学语文时，对于这类虚辞的讲解，特别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