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接着从西安出发，那时候铁路才修还没修通，只能走西（安）兰（州）公路，经过平凉、泾川，因是敞篷卡车，盘旋而上过六盘山时，11月初的高寒天气，加之“红旗漫卷西风”，凉彻骨髓，挤得两腿发麻，下山才得活动活动半僵的腿脚。又过了定西，见路边的田野上一块块都被砂石所覆盖，这是从来没见过也没听说过的。原来此地天旱，为了保墒，在耕地表面匀匀铺上一层卵石，这笔投资不小，但效益不错，头十几年是新砂，再十几年是中砂，三十年左右就是老砂，产量递减，不重新铺砂就不行了，故云：“铺死老子，吃死儿子，饿死孙子。”既佩服此地农民“与天斗，与地斗”的智慧招数，又为当地“得天独薄”而叹息。在黄河边看到大水车，在黄河里乘了羊皮筏，逛五峰公园觉得一般，入城歇脚在西北大厦，楼高三层，据说曾是张治中驻节所在，至今为全城的制高点。香烟牌子“八二六”，因为兰州是1949年的8月26日解放的。看兰州市容，该和两年前没大变样。中心建筑鼓楼还有人半公开地兜售“春宫”。一切都展示着迫切需要一场荡涤污垢的社会改革。在这样背景上，土改的历史意义更显得突出了，我想。
我所在的西北土改工作团一团，在兰州又分了队，我属皋兰工作队。11月5日在兰州听了甘肃省省委书记的报告，11月10日在皋兰听了县委书记的报告。这个县北邻景泰，西邻永登，东邻靖远，东南隔黄河与榆中为邻，而南面紧挨着兰州（几十年后它已划为兰州的一个区）。我们工作队分赴皋兰的源泰区和水川区。我向来喜欢从乡村地名琢磨它的地理内涵和历史内涵，这两个区有些地名标志出地形和气候的特点，像上黄克浪、下白坡子、冰川子、石竹沟、羊头岘子、黑石川、青石墩、大横路，还有三川口、后长川、金钩口，至于王家岘、何家川、刘家窑、乐家铺之类，就比较一般了。
县委书记的报告，介绍了本县的基本情况，地主的主要剥削方式，农民从解放前至今的生存状态，土改摸底和试点经验，尤其是把将要进行的土改，按照七十天左右的预期，详细地分了阶段，哪个阶段抓什么，怎么抓，布置得十分具体，使我悬着的心一下落地，只要照方抓药，就能完成任务；我从心眼里佩服县乡两级干部的驾轻就熟，成竹在胸。越往下走，越感到放心，11月15日在金口村的水川区区公所听到的报告就更具体了。
水川区靠黄河边，黄河边还有白杨树，这是全县的好地方（往北去，有个北山区，整个区没有一棵树，简直难以想象）。全区共九个乡（当时的乡即行政村，相当于公社时期的大队，下面还有自然村，相当于后来的生产队），一乡蒋家湾，二乡桦皮川，三乡博爱村，四乡金沟口，五乡白茨滩，六乡大川渡，七乡鹦哥湾，八乡麦地沟，九乡聂家窑。各乡政府距区政府最远40里，其他二三十里不等。全区2363户，14653人，土地55781亩3分5厘（算计得如此精确？可能吗？有必要吗？）；全区每人平均土地3亩8分5厘8毫（原来是要这个平均数）。全区贫农1687户，中农535户，富农44户，地主65户，雇农及其他职业者32户。今春各村都经过了减租、反霸、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等一系列工作，但群众发动不够充分。在“减租”中各乡都组织与扩大了农会、民兵，五个乡成立了妇联，但不健全，妇女工作最差。
真要感谢当地基层干部已经做了那么多的工作，如果本是空白，我们两眼一抹黑地进村，那将多么艰难。有这个基础就不同了。实际上，我们即使不来，人家也还不是照样干，看来，我们来这儿，主要是像多次报告中说的，让我们这些光有书本知识的人好好见一下世面罢了。
说到社会情况，说是一、四、六、七乡比较复杂；但论工作基础——减租结束时的群众基础，四、六、七乡较好。这时我庆幸我分在五乡，不止因为它有个好听的名儿白茨滩；更因为，它虽不在工作基础较好之列，但社会情况并不那么复杂，我的避难求易的惰性在这里显出来了。可见我绝不属于那路哪里困难就要求奔赴哪里的英雄好汉，也不属于希望在最艰苦的斗争中改造自己的积极分子。
白茨滩乡的土改顺利完成
听了介绍，看来五乡白茨滩处于中间状态：减租中未充分发动；捐献（飞机大炮）和征粮中表现不错。减租时本乡未大斗，目前问题不大。减租快完时斗了恶霸滕尚镇，“果实”未退完。226户，1440人，农业人口1430人，土地4256.27亩，每人平均2.98亩。地主8户，富农2户，中农58户，贫农104户，雇农27户。乡长张守家为贫农，农会主任曾富河为雇农。
这时我们北京来的三个人，政务院的朱明，中央戏剧学院的葛崇娴，还有我，跟三位地方干部组成一个工作组，来自西固城（即后来兰州市的西固区）的雇农许尊麟，还有马、高两位，都是甘肃各地前期土改中涌现的积极分子，一起搭配工作；朱明和许尊麟分任正副组长。
这个白茨滩乡星散着好几个自然村：碾子口、牛家窑、杨家沟、狄家庄，还有中坪子、洞槽子、王家堡子。我们11月16日进村，先合后分。一开始通过乡村干部会、农代会、青妇代会、农会会员大会、村民大会宣布土改，按照统一的宣传大纲，向群众宣讲政策，自然是由工作组长、副组长主持。我一进村，连当地群众说的话都听不懂，我担心我的话他们也听不明白，总是光带个耳朵不张嘴。担任副组长的老许，说起话来像拉家常，关键处却也能疾言厉色，他没有任何“书面语言”的滞碍，每句话都能打到群众心里。我不觉得他是刚刚冒头的土改积极分子，他倒像是富有实际斗争经验的老干部。
工作组跟群众见过面，就分头下各村去摸底，访贫问苦，发动群众，每天早晨或晚上集中“斗（凑）”情况，大约个把星期，认了门，我们就分别住到贫雇农家，也不天天碰头了。我住在牛家窑的时候多，同住而不同吃，当地干部把我们的三顿饭，分别派到中农乃至上中农家里，据说这样可以使他们安心，于是差不多天天是热腾腾的“臊子面”，白面条，黄色的酸菜，浇上红色的辣子，有时还有肉末。其实主要是贫雇农家拿不出像样的饭食。后来熟了，我要求贫农家别见外，我较长期地在牛礼垣家吃派饭，他家大婶从早到晚坐在织布机前，而一冬天仍只穿一条黑布单裤。她家七岁的麻脸小姑娘，总是到“饭时”就来怯怯地叫：“邵家哥！”我到雇农牛喜田的窑里住过两夜，炕上连一领草席也没有，他怕我冷，多加了柴火，让我睡热炕头，我把一件日本军大衣连铺带盖，一侧身就烫一下子，简直像是烙饼，一夜翻过来掉过去，后来还是搬出去了；他一个光棍汉，自己饥一顿饱一顿，又哪管得了我的饭？除了吃住，我又尝试以别的方式联系群众，晚饭后开片儿会，总要等人，趁这空档跟大家闲说话儿，顺手借过他们的水烟袋，想试吸一口，谁知不留神咽下一口烟油子，登时的反应是呕吐，老乡们掀开我的棉袄，在后背上连划带拍，最后放我躺在炕上，迷迷糊糊，仿佛喝醉酒似的，会众搭搭讪讪地散去。
很长一段时间，走村串门，总是老许带着我。冬闲，下午太阳照着，到谁家去，都拿出一笸箩干枣儿，随抓随吃随聊天。老许真有办法，吃着聊着，便把村里村外人们之间的故事、阶级斗争性质的矛盾、家长里短性质的过节儿，弄得一清二楚。少不了临走还吃上半碗炒面拌“冬果梨”，有冰淇淋之味。老许口无遮拦，有时骂骂咧咧，最常挂口头的是“日他哥”，但越是这样，群众越喜欢他，我虽不是“格格不入”，他才能算“打成一片”。自然，有阶级的分野，地主不喜欢他，甚至怕他。有地主在背后说：“怕那黑脸的，不怕那白脸的。”黑脸指老许，白脸的就是我。因为他见了地主能大声吼，吓得他们三魂出窍，一样的政策，从他嘴里讲出来，显得有份量，有权威。因此，老许走到哪儿都是理直气壮，很有“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气魄。
但我发现，不是所有的贫雇农都像老许这样。比如全乡的农会主任曾富河，地道的雇农，但不善言词，肉肉乎乎的，凡是开会，都由乡长张守家出面讲话，老曾不讲话，可他在贫雇农里人缘好，连他有一份“私情”的事大家也心照不宣，好像都给予同情的理解，这一度让我大惑不解。看来农民自有其现实主义眼光，对老曾确是看“大节”，看“本质”，那就是为人实在、可靠，这是群众推举带头人时最重视的。农会主任，这在土改时可是重要的岗位，在没有建党的地方，他们就是农民的领袖，运动的领袖，举足重轻；建立了党支部的乡，挂“乡人民政府”和“乡农民协会”两块牌子，党支部不挂牌子——这当然不表明党支部不重要，而只是沿袭一些地下活动或解放初期的传统，党的活动还处于半秘密状态，至少保持了一些神秘色彩；就像50年代从来没有任何人以党组书记或党组成员的身份公开出场，即使他们兼任国家机关的部长、局长，群众团体的主席、书记处书记，也总是以行政职务抛头露面，直到“文革”以后，党组书记一职才在新闻媒体频频亮相，报道一些“党政一肩挑”部门负责人时，也往往先报他的党组书记头衔了。现在到农村，看不到农民协会的牌子，不是农会代替党支部“退居幕后”，而是土改结束后农会就偃旗息鼓，60年代“四清”运动中另外组建了“贫协”，全称“贫下中农协会”，也曾一度貌似乡村里的权力机关，运动过后，又如昙花一现般消失了。
土改虽然分了土地，中农贫农的差别还在，但因不许雇工，雇农是没有了；随后在合作化运动中，就不再提贫雇农，而是把中农划分“上”“下”两片，上中农即富裕中农，仍在“团结”之列，而贯彻农村阶级路线时，则首先是“依靠贫（农）下中农”了。富农，按照历来划分阶级成份的政策，一方面自己参加农业劳动，一方面雇工剥削量超过农业收入的25%，区别于一般农业劳动者，从理论上说，本还应叫做农民，实际上，却把它作为剥削者归入农民的对立面，和地主一样领衔“地富反坏右”。在中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地主富农及其家属子女，其绝对数恐怕是以千万计的（确切的数据我不知道）。
在农村人口中，也如党分析诸多社会关系的一个公式，“两头小，中间大”，地主富农吃香的喝辣的大肆剥削压迫是一头，人数不多，还有就是做长工打短工挨剥削受压迫的雇农是另一头，人数也不多；前者是封建土地制度的受益者，有极大的反动性，后者是受害者，先天是坚决革命的。这种坚决的革命性，我在许尊麟身上看到了，我在村里的两位雇农身上，想唤起他们潜在的革命劲头，却花了长时间，大力气。一个彭永贵，算得上根红苗正，四川人，当年红军西路军负伤失散的红小鬼，十几岁流落此地，多亏老乡们照应了十几年，长成了壮劳力，还没成家，干活不惜力，对人也厚道，他的乡音已改了一半，看得出力求融入当地的生活，人缘不错。原想从他思想深处找出红军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却发现这三十多岁的汉子，已经成为一个只求干活吃饭安分守己的农民，挖掘不出丝毫革命的豪情壮志来。还有一个高兆华，扛了一辈子长活，倒是已经成家，却只知干活，少言寡语，用我们常说的话，就是“不问政治”似的，搞运动碰上几个这样不问政治的，开会一言不发，什么态度也没有，岂不是急死人。直到土改后期，真正分地的时候，才见他流露了真感情，对像我这样的工作组员，表示出了由衷的信任和亲近，我于是发现，整整一个多月里，他是半信半疑地观察我们，察我们的言，观我们的行，这有力地证明，行前听报告时领导告诫我们的，雇农斗争最坚决，但是也最难发动。老高好歹发动起来了，我们临走时健全各项组织，好说歹说他也当了一名干部，但一年多以后，乡长张守家给我的信里说，老高一门心思投入生产发家的劳动，别的都不管。像高兆华这样的人，若是公职干部，你可以批评他思想“退坡”，可人家本来就是农民，并不以革命者自居，你能说什么呢？
因此，我在工作组里幸会的这位黑脸老许，真是农民中涌现的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天生是搞群众运动的好手。我在50年代回北京后，知道他家在西固，离不开兰州市、皋兰县这块地方，几次想写信给他，但想到他一个大字不识，便搁下了。以他的智商，基层工作能力，如果能补上扫盲一课，准能做不少事情。初见以为他四十来岁，其实他当年只有二十七八。至今记得他在旷野上哼着秦腔甩大步的潇洒，算来今有八十多岁了，不知他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如果一直当基层干部，不知中国农村几十年的大弯路他是怎么走过来的？
因为有了老许顶着，我就用不着独当一面，我只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初期工作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除了工作组大家研究解决以外，省里及时下发的《土改工作通讯》非常“解渴”，整个的工作部署不是凭空造车，这里凝聚着前几年的经验教训，更有先行一步的试点提供了样板，群众思想和实际工作中的问题，我们这儿有的，别处大同小异都先有过，并有了应对的办法。这个期间是我平生最看重内部文件材料的日子。我记住里面写专题通讯和总结的，有一位名叫叶华的，听说是《甘肃日报》的总编辑，他写的东西对实际工作确有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