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亲的卧室在东侧朝南，窗台也是八角形的。室内布置着一套红木家具。红木大床有四根很高的柱子，用以挂蚊帐。与床相对的是一口三门大衣橱、一个梳妆台，和与之相配套的梳妆凳。床的里侧靠墙是五斗柜，在五斗柜和墙角之间还有一个小柜子，那是后来添置的，并不是那套红木家具中之一员。床头有一张小几。靠窗是一张小圆桌，两边相对而放的是两把椅子。这间卧室与楼下父亲的书房一样，也是非常温馨的。我最喜欢星期天和父母亲在窗前的圆桌上吃早饭。他们各坐一把椅子，我把梳妆凳搬来坐在中间。父亲喜欢西式早餐，有面包、红茶、牛奶、煎鸡蛋和各式香肠。我至今仍喜欢丰盛的西式早餐，就是从那时养成的习惯。在梳妆台上有一座意大利的大理石雕像，是一对年轻夫妇抱着他们的孩子。体量不大，但雕刻精细，线条柔和，三个人的脸上都生动地透出幸福的神态。这是母亲结婚时亲戚送的一件礼物。当时家中还有好几座大理石雕像，多半是祖父从拍卖行中买来的。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天使般可爱的小孩坐在一个大垫子上，那垫子看上去柔软得叫人忍不住伸手去抚摸。整个垫子和它上面的孩子由一根大理石柱托着。那时候，每到过年大扫除时，母亲都要亲自为这些石像“洗澡”，清除积尘。十年浩劫抄家时，石像们都被砸成碎碴，那“幸福的三口之家”和那“天使般美丽的孩子”也就此离开了人间。梳妆台下面有两个白底青花大瓷坛，夏天用来盛“花露”。外婆家每到夏天就会做花露，做好后总会送一些来给我们。那是一种清暑的饮料，可能是用某几种花蒸制而成的，其味清淳甘甜。那时候没有冰箱，但是放在瓷坛里的花露一个夏天也不会坏。在五斗柜上有一座镀金珐琅钟，上面画有几个西洋式人物。每隔半小时报时一次，每隔几天需用大钥匙开一次发条。这类钟在19世纪是相当贵重的物品，故宫博物院的钟表馆里所展出的是国外使臣进贡给清朝皇帝的，都非常豪华而又复杂。母亲的这台钟虽也属于这一类，但当然不能与之相比。它体形小，造型简单，不过在一般人家也算得上是一件华贵的摆饰了。母亲有一只夜光猫，常年放在钟的顶上。晚上关了灯，它还发着幽绿的光。这也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一样东西。在床头的小几上有一只法国式台灯，也是母亲结婚时亲戚送的一件礼物。灯包括灯柱和灯罩两部分，用一种不透明的彩色玻璃制成，流线型的灯柱下半部分是大海的蓝色，上半部是日落时分天空的浅橙色，海天之间有几叶黑色的孤舟。母亲说那灯罩原是蘑菇状的，但不慎打碎后这灯也就成了废品，常年弃之不用。80年代我有一次回上海，母亲让我把尚存的灯柱带回北京，看看是否可以设法利用。后来瑞骅居然把它接上了电线，并在灯柱里面加了一个小灯泡，点亮之后，那海，那天空和那孤帆，映出柔和的光。我给灯柱配了一个奶白色的灯罩，虽不能补原物之万一，但还是唤起了一点童年时光那遥远的记忆。在五斗柜旁边的小柜子上有一台老式的留声机，使用时需要先用摇臂上发条，每唱一张唱片就要换一枚唱针。母亲收集的唱片都是京剧，有余叔岩、程砚秋等名角的唱段。母亲受外婆的熏陶，自幼喜爱京剧，且有很高的鉴赏能力。外婆徐佩瑶，字琼瑶，海盐人氏，出身官宦之家。她的父亲徐用仪（1826-1900）晚清时期在京城为官五十五载，在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历任吏部尚书、兵部尚书、军机大臣及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等职。义和团事起，他反对清廷利用义和团盲目排外，力谏“民团不可深恃，外衅不可轻启”，因而被慈禧杀害。事平昭雪，追谥忠愍。与他同时遇害的有许景澄、袁昶，人称“三忠”。外婆自幼生活在北京，远嫁平湖后，曾与外公来京城的尚书府生活过一段时间。尚书府就是在东城区北河沿老北京大学三院的所在地，据说从前院内还有外婆亲手种植的一棵松树。她能讲一口地道的北京话，看过许多京剧，每年梅兰芳到上海演出，必定从平湖来上海听戏。母亲在结婚前也常随外婆听京戏，看过许多名角的演出，如梅兰芳、杨小楼的《霸王别姬》、梅兰芳的《黛玉葬花》，还有谭富英十八岁第一次到上海的演出，等等。结婚后，因为父亲不喜欢京剧，她也就很少看戏了。她收藏的老唱片如能保留到今天一定是很有价值的，可惜经过“文革”也都无存了。
我睡在父母亲卧室后面的房间，有朝东和朝北的窗户。贴着南墙是一张大铜床，我和萧妈妈同睡一床。萧妈妈姓萧名稳囡，因家贫从海盐农村来上海，从我出生起就来照管我，直到我十八岁才回乡，亲如我的第二母亲。靠西墙是一口极大的白色木橱，占了整整一个墙面，里面可以存放被褥和冬天的衣服。北墙有一个从未生过炉火的壁炉，在它前面放着白色的桌子和椅子。屋里放的都是一些实用性的东西，基本上没有什么摆设。我卧室的房门和父母亲的房门对着。小时候有一天我睡午觉，醒来发现屋里的光线已经很暗，从门口望到父母亲房间那朝南的窗子，映照着一丝西斜的阳光，我在朦胧中意识到下午已经过了大半，天色已晚，我伤心地哭了一场。那时，幼小的心灵还不能把因时间流逝所引起的惆怅用语言来表达。不知为什么，这一情景至今还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从幼小的时候起，我就有一种怕时光流逝而自己什么也没有做的恐惧，这种深深植于我心灵之中的思想就是来源于祖父潜移默化的影响，因为自我有记忆起，总是看见祖父在辛勤地、忙碌地工作，或伏案写作，或看书，或会见客人，或出门办事，从未见他闲着。祖父的盥洗间在父母亲卧室的隔壁，所以从我的卧室里也能瞥见。晚上我能从我的大铜床上看到外面摇曳的树枝映在盥洗间窗上的黑影，我就会因为害怕而偎依在萧妈妈的怀里。那时家里只有祖父、父母亲、祥保姊姊和我。祥保姊姊又住校，不常在家。几个佣工住在后面的小楼里。到了晚上，大部分的房间都黑着灯，一片寂静。
二楼的楼梯平台向外出挑，外围有栏杆，比较宽敞。因为那里四面通风，比较凉快，所以每到夏天我们就在那里吃饭。大圆桌放在靠近栏杆的地方，里面靠墙放着一只长沙发。后来父亲为我添置了一个柜子，专门放我的玩具。这只柜子就是放在那长沙发的端头。楼梯厅平台并非一个房间，正因为如此，有些活动往往在此进行，我也常在那里玩。有两件事情至今在我的记忆中是和这块地方联系起来的。一是做“翻转信封”。祖父崇尚俭朴，经常教育晚辈勤俭节约。虽说那时家里有花园洋房，但无丝毫奢侈浪费之恶习。勤俭持家之风贯穿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从最小处说，绳子、纸片都是不允许浪费的。祖父的书桌里有一个抽屉专门用来放绳子，凡是有包装物品用过的绳子，都绕起来放入抽屉以便重复利用。大小纸片也都收起来，用以写便条、记事，等等。这种习惯我们全家至今都遵循。所谓“翻转信封”，就是把收到的信封拆开，翻过来重新粘贴好，再次利用。祖父忙于工作，又广交八方人士，每天都会收到大量信件。他把信封积累起来，每过一段时间就会让家人做一次“翻转信封”。母亲、萧妈妈、祥保姊姊都会参加这项活动。我也总想加入，但往往因为瞎捣乱而不被接纳。做“翻转信封”的程序是先把信封拆开，再翻过来叠平，用浆糊粘贴，然后用书或其他重物压上，待浆糊干后即可使用。这一活动总在二楼的楼梯平台进行，信封都摊在大圆桌上，参加活动者都围桌而坐。如今细想起来，祖父当年收到的信封中不乏一代名人的来信，如梁启超、熊希龄、傅增湘、胡适等，不一而足。信封上留下的是他们的手迹。如果能把这些信封保存至今，其价值当大大超过其重复利用的价值。当然，沧海桑田，谁又知道这些信封日后能否被保存下来呢？另有一件事在记忆中也和楼梯平台联系在一起，那是在祖母去世前。有一天我发现家里的女佣们都坐在那里缝制白色的粗布衣服和带子，我拿起一条带子玩，被萧妈妈以严肃的神情夺了过去，而且神秘兮兮地暗示那是小孩子不可以玩的东西。过了几天祖母去世了。原来那时祖母已经病危，她们缝制的是孝衣。
老宅的前面是一片大草地，草地的南面近围墙是一条长长的花廊。还有种在大盆里的松树和从庐山带回来的杜鹃花。草地的周围种着书带草。从大门直到北面的花园入口处有一条比较宽阔的路，路的尽头是一棵呈宝塔形的大雪松，挺拔的树干、向四周舒坦地伸展的枝叶，真可谓姿态万千。大雪松后面是一道墙，把前面的住宅和后面的花园分隔开来。进入月洞门，花园就展现在眼前了。左手有一个网球场，靠右手转过假山和树木就可以看见一汪池水，水面上架了九曲桥，桥上有一个茅亭。在池塘的北面有草地、散落地点缀着的山石，还种着各种花卉、灌木。在花园的东北和西北两侧分别有花房和菜地。北面的界墙并非用砖石砌筑，而是竹篱笆的。篱笆前种了密密的冬青树以挡住视线。在我的记忆里我多半在前面的草地上玩，不常到后面的花园去，尤其不会一个人单独去玩，总是和父亲、母亲一起去，祖父有时也领着我去。我是独生女儿，自幼多病，弟弟比我小整整十二岁。幼时的我生活在全家人的精心呵护之中，童年是幸福的，但也是寂寞和孤独的。除了到大姨家和表姊妹们热闹地玩上一天外，我在上学前没有小朋友。大姨葛昌琇是母亲的姊姊，嫁浙江南浔首富刘氏。他们家有十房弟兄，住在青海路一个大院子里，每房都有一栋楼，由北向南排列，最南端是一个面积不大的花园。姨夫刘培余行五，育有十个子女，其中有的是我日后在中西女中和圣约翰大学的同学。浙江省的有名旅游胜地南浔镇小莲庄以及著名藏书楼嘉业堂就是刘家的产业。此外，母亲也常带我去外婆家。日寇入侵后，外婆家从平湖逃难到上海，她和五舅全家一起住在升平街百花巷（在现在的延安中路茂名北路）。我记忆中的外婆年事已高，比较清瘦，脸上有许多老年斑，常常坐在床沿上抽水烟，说起话来轻声细语，举手投足无不透出官家闺秀的素养。我开始上小学时，外婆送给我一个讲究的铅笔盒，红色的，打开后发现里面有两层小抽屉，放了铅笔、橡皮等文具。父母亲偶尔也会带我去馆子吃饭，那算得上是生活中的亮点了。去得最多的是在静安寺路一家叫做“沙利文”的西餐馆，印象最深的是一大盘牛排，加上各种配菜，三个人吃还绰绰有余。那里还有各种可口的冰激凌和蛋糕。有一家名叫“富特勒”的食品店，在静安寺路西摩路（陕西南路）转角处平安大戏院西边，是德国人开的，专卖各种德式香肠和色拉、酸黄瓜等，我也常随父母亲去。至今尚记得我喜欢看那店里的一把圆形电动刀，能把香肠切成很薄的片。
作者母亲（左）与大姨少女时代的合影
在日寇侵略、家境日窘的情况下，祖父决定将他用半世辛劳、省吃俭用的积蓄所建起的极司非而路老宅售去。对于祖父和父母亲来说，要从此告别居住了二十五年的老宅，无疑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但当时的我是难以体会他们的心情的。记得在准备搬家的几个月里，母亲忙得不得了，而我却兴奋地玩耍于各种散布在全楼等待处理的物件之中。至今印象较深的是摆在楼下大餐厅里需要包裹装箱的瓷器。其中有母亲陪嫁的瓷器，有些还从未使用过，上面扎的红头绳还原封未动。也有从江西庐山带回来的景德镇瓷器。甚至还有一整套曾祖母陪嫁的餐具，放在一个大木桶里。我的曾祖母谢太夫人，出身江苏武进名门望族，为东晋指挥有名的淝水之战（公元383年）的主帅谢玄（343-388）之后。也就是唐代诗人刘禹锡的“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诗句中指的这个谢氏家族。这套餐具大小杯盆酒盅不下一百余件，瓷胎细而薄，彩绘八仙过海人物图，造型无一相同。经过“文革”浩劫，大部分已被毁，但总算还留下零星几件可作纪念。这些杯盆算来至少有一二百年的历史，也称得上是文物了。记得以前有一位常来看望祖父的谢砺恒，我称他为表舅，就是谢氏之后。
住在极司非而路老宅的虽只有祖父、父母亲、祥保姊姊和我，以及一些仆人，但来访的亲戚朋友是很多的。我的姑母张树敏1933年出嫁前当然也住在老宅，但那时我仅四岁，对她没有太多的印象。姑母长父亲四岁，自幼娇惯。她没有进过学校接受正式的教育，而是养在家中请些西席，学些文化而已。她一度还曾学过油画，但从其留下的几幅画作看，仅为临摹，未见真有艺术情操。在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已有许多女子开始接受新式教育。如中西女中的薛正校长、高梦旦之女高君珊都属那一辈，都是很有学问的新一代女性。按祖父当年的条件，让女儿接受良好的正规学校教育是完全不成问题的，但姑母没有循这条道路发展，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到了婚嫁年龄，由于祖父的名望和社会地位，求亲者络绎不绝，其中不乏有学问有抱负的青年，但姑母竟倾心于一个偶然机会认识的留法学生孙逵方。孙系安徽寿州人氏，虽属名门望族，但仅为一旁支，无家业而有纨绔子弟之风。留法期间获一法医头衔，还学得了法兰西浪漫不羁的生活方式。他容貌不佳，但自有一套足以使涉世甚浅的张树敏倾心的魅力。结婚时，嫁妆竭尽丰厚，例如包括租用一套在西摩路的豪华公寓、置备一应家具、汽车、冰箱，连同车夫。那时祖父已经退休，所以这样规模的嫁妆与当时家庭之收入已相当不成比例。听父亲说结婚那天，新郎出场时身着黑色燕尾服，手指间夹着香烟，以抽烟的姿态步入婚姻的殿堂。这种“气派”恐怕连好来坞电影中亦属罕见。婚后生活竭尽奢侈之能事，其经济来源当然出自祖父的积蓄，那是不言自明的了。我那时年龄尚小，对这些情况还是后来陆续得知的。在祖父1934年2月6日致源伯的信中也有如下的话：“汝妹（指姑母）一嫁，耗费不少，以后日子我亦甚不易过耳。”唯一把姑母与极司非而路老宅联系起来的印象是我和她的大女儿孙以恒在老宅前大草地上的一张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