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5月，T.布恩·皮肯斯，一个一流的企业狙击手，对另外一家大型石油公司的城市服务公司（Cities Service）发起了恶意收购，它似乎要成为第二个康诺克公司。几周后，海湾石油公司（Gulf Oil）作为城市服务公司的“白衣骑士”出手拯救该公司，报价为每股63美元。都市服务公司接受了海湾石油公司的报价，逃脱了皮肯斯的魔爪。布斯基筹集了相当于自己公司总资产的资金——7，000万美元（其中90%都是贷款），全都投到了城市服务公司的股票上，信心百倍地等待重温康诺克的美梦。正如研究部的主管兰斯·莱斯曼所说的，这是一笔“把老底儿都押上”的交易。
8月6日，星期五，当天晚些时候，莱斯曼看见布斯基匆忙走出办公室，脸上带着惊恐的神色。他告诉莱斯曼，他刚刚听到了一个传言，称海湾石油公司出于对反托拉斯法的考虑，放弃了收购城市服务公司。纽约证券交易所刚刚闭市，但是对城市服务公司的交易是在太平洋证券交易所（东部时间下午4点半才闭市）和所谓秘密的“第三市场”进行交易，出现了不祥的征兆，每股股价已经下跌到了4—8美元。
办公桌上的麦克风全都响了起来，布斯基大喊道：“全都打起精神，开足马力。”交易员们立即行动起来，疯狂地给西海岸的股票做市商打电话，为布斯基手上的大量股票寻找买主，或者进行套期保值。正在此时，股票记录纸上传来了消息，确认了这个可怕的传言：海湾石油公司退出了！没有人愿意购买。布斯基的大量资金被套住了，价值已经开始猛跌。更糟糕的是，追加保证金的通知纷至沓来，要求全额返还借来购买股票的资金。
布斯基的公司陷入了严重的危机，即使它将持有的其他股票全部变现，也远远不够支付追加的保证金。更糟糕的是，布斯基还从银行借了2，000万美元的无担保贷款：大通银行500万美元，化学银行500万美元，还有两家欧洲银行共1，000万美元。这些贷款，无论什么原因，只要银行一通知，就必须立即偿还。而且，这些银行几乎肯定会立即获悉布斯基陷入危机的消息。还有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它们也会来找麻烦的。尽管最后的一切很大程度上要看周一股市开市时城市服务公司的股价，但是布斯基很有可能会破产，并且会被指控违反了资金使用规定。布斯基的公司可能会被清算。
当布斯基当天晚上离开办公室去和律师与会计召开紧急会议时，他的脸色苍白，不过却表现出罕有的镇静。他的情绪使莱斯曼很担心，当天晚上他给布斯基在克斯科山的家中打了电话。使他吃惊的是，布斯基似乎很镇定，挫折中仍不失高雅。布斯基说：“这就是游戏，它就是这样玩的。”莱斯曼竭力想安慰他，并指出这次投资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海湾石油公司违反托拉斯法的问题不足挂齿，这只是他们改变主意的借口。莱斯曼说：“这就像你决定过马路一样。绿灯亮了，你开始走，但是突然一幢大楼倒塌下来砸到了你。”布斯基似乎很喜欢这个比喻，他让西玛也来接电话，莱斯曼又重复了一遍。
周一的早晨，城市服务公司的股票被停止交易，因为出现了“不均衡报盘”，卖主太多，而没有买主。纽约证券交易所不打算让这只股票重新交易，他们要等到其价格达到能够吸引买主时才开始交易。而它的价格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布斯基的做法——他是否会迫于还贷的压力大量抛售，把股价压得更低呢？在布斯基的办公室里，人人都充满焦虑和担忧。除了城市服务公司的股票外，其他的全都被变现了。每个人都在股市行情自动收报机旁走来走去，并不断地注视着各自的电脑屏幕，等着开盘价格。开盘价格指示牌上的价格不断下跌，从50美元到45美元，然后更低。他们知道，一旦跌到30美元以下，一切就全完了。
布斯基和他公司的命运已经到了千钧一发的地步，他开始着手进行“外交斡旋”。陪同他的有他的法律顾问弗雷丁、外聘的会计斯蒂芬·奥本海姆和塞特拉格·穆拉迪恩。他首先拜访了四家银行，力劝或者说是乞求他们不要收回贷款。这是一项微妙的使命，因为他不能表现得过分恐慌，让银行担心他的还款能力而收回贷款使他破产。布斯基的表现非常出色，他镇定自若、巧舌如簧，并且相信城市服务公司的投资最终会获得回报。他在设法争取时间。
然后，他们到了证券交易所，去见那些监管人员。
其中一位官员问道：“如果这只股票的开盘价是45美元，你打算怎么办？”
穆拉迪恩迅速计算了一番，然后回复说：“没有问题。”
“40美元呢？”
穆拉迪恩承认：“有点吃紧。”
“30美元呢？”
穆拉迪恩看到布斯基对该官员的专横口气和反复盘问感到很恼怒。穆拉迪恩也被激怒了，生气地说：“如果股票都以0美元开盘，我们就都不用做生意了，华尔街上所有的人也都不用做生意了。”这位官员简短地告诉他们，他们必须符合交易所的资金要求，不会受到任何的特殊照顾。
他们回到布斯基的办公室里等待。最后，距当天收市只剩30分钟时，城市服务公司的股票开盘了，开盘价为30美元，是海湾公司出价的一半还不到。在这样一个价格上，没有人知道布斯基是否会破产，但是情况肯定是非常严峻的。布斯基必须割肉抛售。和以前的许多次一样，他这次又濒临失败的边缘。
他想，自己只有一个人可以求助了：约翰·穆赫伦。与大多数套利人一样，穆赫伦也购买了城市服务公司的大量股票，但是他有先见之明，把大部分股票都通过期权交易进行了套期保值，因此他的情况没有布斯基这么糟糕。布斯基在周一下午三四点钟给穆赫伦打了个电话。
布斯基严肃地说：“我们遇到了大麻烦，你能帮我们一下吗？”
穆赫伦回答说：“是吗，什么大麻烦？我知道你损失了一点儿。”虽然布斯基的大部分交易都是通过穆赫伦供职的斯皮尔·利兹·凯洛格公司进行的，布斯基也是该公司最大的客户，但是穆赫伦并不了解布斯基的具体交易情况，这是公司的机密。
布斯基并没有详细说明麻烦的深度，他只是说：“我要抛售股票了。”穆赫伦认为，城市服务公司的股票在现在这个水平看起来很有吸引力，因此，在向公司的相关人员咨询之后，他接手了100万股。布斯基听到穆赫伦要买这么多后，反而有点儿犹豫了，但是后来还是出于需要同意以每股不到30美元的价格卖给了他40万股。
不到一个小时，布斯基又给穆赫伦打来了电话。他说：“我们又遇到大麻烦了。”他要求在闭市后与穆赫伦和他所在的斯皮尔·利兹·凯洛格公司的合伙人见一见。“想想我怎样才能摆脱目前的困境，满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因为他们说我不符合他们的要求。”布斯基的声音听起来有点儿绝望了。
穆赫伦同意了：“好的，我看看能帮你做些什么。”
穆赫伦同几个合伙人谈了谈，他们都很担忧。布斯基持有大量的股票，如果他垮台了，就可能引发抛售的恐慌，这也可能损害斯皮尔·利兹·凯洛格公司的利益。布斯基是他们最大的客户，他们也不愿意袖手旁观，眼看着他破产。
大概在下午4点半左右，布斯基、奥本海姆、弗雷丁和穆拉迪恩来到了斯皮尔·利兹·凯洛格公司，随同而来的还有证券交易所的一位官员。
奥本海姆问穆赫伦：“难道你不能摆平这件事情吗？”
穆赫伦回答说：“我不知道怎么弄。”
奥本海姆继续说：“我倒是有个办法，就在这个包里。”说着，他转向了布斯基。
奥本海姆打开了公文包，取出一把日本的剖腹刀，递给了布斯基。布斯基却笑不出来。
经过三个小时的紧急磋商，他们最终草拟了一个解决方案。穆赫伦设计了一套复杂的期权交易，把城市股票公司股价进一步下跌所造成的任何损失都转移给了斯皮尔·利兹·凯洛格公司，这样一来，布斯基就不用再抛售剩下的股票，从而减少了市场进一步抛售的压力；作为回报，布斯基以后在城市服务公司的股票上获得的任何收益，一半以上归穆赫伦所有。证券交易所的官员认为，这种安排可以避免布斯基被迫抛售股票以变现，并且也符合资金要求。
穆赫伦和布斯基对城市服务公司股票的价值一直很有信心，这最终证明是正确的。尽管海湾公司退出了，但是皮肯斯却在“继续玩”。正如华尔街的业内人士常说的，哪个公司一旦被盯上了，除了投降或者寻找救世主外，基本上没有其他出路了。仅仅在两个星期后，西方石油公司（Occidental Petroleum）就宣布插手收购，并开出了每股58美元的价格，引发了股价的猛涨。最终，穆赫伦和斯皮尔·利兹·凯洛格公司在拯救布斯基的计划中获益近1，000万美元，穆赫伦在公司被称为英雄。据估计，这场危机使布斯基损失了2，400万美元，大概为其公司资产的1/3。
这场失败似乎使布斯基老实了点儿。当月月底，他和穆赫伦在查看账目时说：“你知道，这样的月份会教你学得谦逊。”他让穆拉迪恩把该项交易的相关记录收集起来，放到一个文件夹里，并贴上标签“查特酒”。他告诉穆拉迪恩不要同其他人说起这个文件夹，但是他从来也没有再提起过这事，到最后，穆拉迪恩把它给扔了。
然而，在城市服务公司上的溃败对布斯基确实影响很大。他对穆赫伦深怀感激之情，认为这种帮助才是最真诚的友谊。事后，他给穆赫伦打电话说：“我不敢相信你真能帮我。”不久之后，布斯基就问穆赫伦，是否可以出任他孩子的信托基金的共同受托人。穆赫伦同意了，很显然，这种提议表达了一种敬意。穆赫伦感觉很好，很自豪，正如他所说的，自己是“一个正直的人”。
但是布斯基濒临失败的边缘并不是仅此一次。他肯定已经感觉到自己的气数该尽了，甚至他的岳父岳母也不能容忍他再出现这样的崩溃，尤其是拿着他们的钱玩火。使布斯基快要抓狂的是，这并不是他的错，谁也没有预料到海湾石油公司会突然变卦。布斯基的推理自始至终都是正确的，但是他几乎被超出他控制能力之外的东西给摧毁。
在城市服务公司股票暴跌的那个星期五的晚上（8月6日），布斯基在克斯科山上的家中举行了一次晚宴，这是早就安排好的。来宾包括穆赫伦以及他所在公司的几个合伙人和他们的妻子。大家在喝完鸡尾酒之后，开始纷纷议论市场的危机。穆赫伦说：“我希望这只股票不会崩溃，否则我们都要玩完。”西玛插话说：“我希望这种事情永远都不要再发生。”她还以强调的语气重复了一遍：“永远不再发生。”
穆赫伦知道，布斯基公司的大部分资金都是西玛的，因此感觉她可能不会让布斯基继续冒险，把这么多钱全都投入一只股票上。
但是布斯基有其他的想法。“永远不再发生，”好啊，还是有办法去控制甚至消除风险的。套利与摔跤不同，不会有裁判在他旁边跑来跑去督促他执行规定。他会再次站起来的，并且会永远站起来。
在接下来的一周，甚至在西方石油公司出价收购城市服务公司解救套利人之前，布斯基就给马丁·西格尔打了电话。
布斯基说：“你好，马蒂。”他的声音听起来很轻松、随意，完全没有显露出他刚刚经历过大风大浪，把公司从崩溃的边缘拯救回来。“你该考虑加入哈佛俱乐部了。我们到那里喝杯酒，行吗？”
1982年6月的一天，西格尔邀请布斯基到他的家中打网球。西格尔的家位于一个名叫绿色庄园的高档社区，这是他和妻子简设计建造的，刚刚完工。房子很有现代感，墙壁用灰色木板装饰，两层楼高的巨大落地窗十分气派，隔着窗户可以看到池塘的风景，还能隔音。最近，西格尔喜欢上了水上摩托，常常在池塘上玩。院子的另一边是西格尔常用的一些娱乐设施以及他的网球场，就在池塘边上，掩映在一些松树之中。
一辆粉红色的劳斯莱斯汽车拐进了车道之中，在停车场停下，布斯基面带微笑地从车上下来，背上还背着网球拍。西格尔奇怪地注意到，布斯基还带着一个皮包，就是欧洲男人常常带的那种，这个皮包与布斯基的气质一点儿也不相符。西格尔对布斯基的新车赞不绝口，布斯基说：“这是西玛送给我的。”
西格尔同时邀请过来和布斯基打球的还有企业狙击手塞缪尔·海曼和另外一位商人。海曼原来是个检察官，后来转行成了一个成功的房地产开发商，现在正在留意并购方面的业务。海曼也住在绿色庄园，是西格尔的邻居，他家是一座巨大的乔治风格的石材别墅。他还有一架直升机，用院中的草坪作为停机坪，常常搭载着西格尔到曼哈顿去。
那天下午，他们四个人打了一场单循环比赛，最后海曼赢了。尽管布斯基肯定是最差的一个，但他却是个很有风度的输家。让西格尔吃惊的是，布斯基似乎热切渴望自己的儿子成为网球明星，甚至还专门给他聘请了一个教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