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先由七个共和国组成的南斯拉夫联邦，在五年的混乱、残酷和血腥的内战中已经四分五裂了。北方的斯洛文尼亚首先独立，幸好没有发生流血冲突。在南方，马其顿也获得了独立。但在中部，塞尔维亚独裁者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正在试图运用一切残忍手段拉住克罗地亚、波黑、科索沃、黑山和他自己的家乡塞尔维亚。他已经失去了克罗地亚，但他对权力和战争的胃口依然没有消失。
一九九五年私家侦探来时，贝尔格莱德暂时还没有遭到战争影响。科索沃战争引起破坏是后来的事。
伦敦总部告诉过他，在贝尔格莱德有一家侦探事务所，是他们以前合作过的前高级警官在当家。这个事务所起了一个不太正宗的名字——钱德勒[101]。
这地方很容易找到。“我需要查找一个年轻人。”私家侦探告诉这位调查员德拉根·斯托伊奇，“但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只有他的身份证号码。”
斯托伊奇咕哝了一声。
“他干了什么？”
“没什么事，据我所知。他也许看见了什么，也许没看见。”
“哦。要知道他的名字？”
“要找到他，然后我要找他谈话。我没有汽车，也不会说塞—克语。他也许会说英语，也许不会。”
斯托伊奇又咕哝了一声。这应该是他的专长。他显然已经看过了菲力普·马洛的每一部小说和每一部电影。他正在努力模仿《长眠不醒》里的罗伯特·米彻姆，但由于身高只有五英尺四英寸，他的表演差强人意。
“我的条件……”他开始说。
私家侦探取出另一千美元，从桌面上推了过去：“我要你全力以赴去办这件事。”
斯托伊奇神志恍惚了。他说出来的话直接来自于电影《再见，吾爱》里的那句台词。
“就这么定了。”他说。
该重视的事情就得重视，这位言语不多的前警官没有浪费时间。他的南斯拉夫国产轿车，后面冒着黑烟，前面旅客座上坐着私家侦探，一路穿城去了康雅尼克区，贝尔格莱德警察总局就坐落在莱蒙托娃街的转角上。它是一座棕黄色的巨大、丑陋的楼房，如同一只巨型大黄蜂侧卧在那里。
“你最好留在这里。”斯托伊奇说。他去了有半个小时，肯定跟他以前的同事喝了一杯，因为他呼吸时透出来一股梅子烈酒的气味。他拿着一张纸条。
“那张身份证属于米兰·拉耶克，二十四岁，法律系学生。他父亲是一位律师，业务相当成功，是中上层家庭。你肯定没找错人吗？”
“除非他有一个鬼魂。两个月前，他和贴着他照片的身份证在班亚—卢卡出现过。”
“他在那里干什么？”
“他身着军装。在一家酒吧里。”
斯托伊奇回想着刚才让他看了但没让他复印的那份档案。
“他服过兵役。所有的南斯拉夫年轻人都必须服兵役，年满十八至二十一岁的年轻人。”
“作战部队士兵？”私家侦探问道。
“不，通信兵。无线电操作员。”
“从来没真正参战过。也许加入了一个小组，赴波黑为塞尔维亚的事业而战斗。会不会是遭欺骗的志愿者？可能吗？”
斯托伊奇耸耸肩。
“有可能，但参加那些准军事组织的全是些地痞和恶棍。这个法律系学生与他们搅在一起干什么呢？”
“暑假实习？”私家侦探问。
“但哪个组织呢？我们去问问他？”
斯托伊奇看了一下他手中的纸。
“家庭地址在森耶克，不到半个小时的路程。”
“那我们走吧。”
他们很容易就找到了那个地址，伊斯特斯卡街上的一座坚固的中等大小的独立房子。看来，为铁托元帅和为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政权服务多年，拉耶克先生混得不错。一位脸色苍白、神情紧张的妇女应声来开了门，她可能只有四十几岁，但看上很老。
斯托伊奇用塞—克语与她进行了一番交谈。
“米兰的母亲。”斯托伊奇说，“是的，他在家里。她问你有什么事。”
“跟他谈谈。一次采访，我是英国的新闻媒体。”
拉耶克夫人显然一头雾水，但还是让他们进去并呼唤她的儿子。然后她把他们引到了客厅里。楼梯上传来了脚步声，一个年轻人出现了。他与他的母亲耳语着交谈了几句话，然后走了进来。他一脸迷惘、担忧，几近恐惧。私家侦探友好地微笑了一下，并与他握了手。客厅门仍开着一条缝。拉耶克夫人正在打电话，说话很急促。斯托伊奇朝英国人投去了警告性的一瞥，意思是说：“不管你要问什么，要速战速决。老家伙已经上路了。”
英国人拿出从特拉夫尼克那家酒吧带来的便笺本。他把硬纸板翻过来，让米兰·拉耶克去看那七位数字和那两个缩写字母。
“你能结清账款，说明你是好人，米兰。酒吧老板十分感激。不幸的是，支票遭拒付了。”
“不，不可能。这是……”
他停下来，脸色像纸一般白。
“谁也没有指责你什么，米兰。所以你只要告诉我，你在班亚卢卡干什么？”
“访问。”
“访问朋友？”
“是的。”
“穿着迷彩战斗服？米兰，那是一个战区。两个月前的那天发生了什么？”
“我不知道你这是什么意思。妈妈……”然后他换成了塞—克语，私家侦探听不懂了。他朝斯托伊奇扬起了眉毛。
“他爸爸来了。”斯托伊奇咕哝着说。
“当时你与另外十个人在一起，都穿着军装，带着武器。他们是谁？”
米兰·拉耶克冒出了豆大的汗珠，看上去似乎马上就要哭了。私家侦探判断这是因为这个年轻人精神极度紧张。
“你是英国人？但你不是记者。你来这里干什么？你为什么要迫害我？我什么也不知道。”
房子外面传来了一阵汽车轮胎的吱嘎声和脚步踏上台阶的跑动声。拉耶克夫人打开了门，她的丈夫冲了进来。他出现在客厅的门口，既慌张又愤怒。比儿子大了一代的他不会说英语，因此他用塞克语喊叫。
“他问你在他家里干什么，为什么你要骚扰他的儿子。”斯托伊奇说。
“我没在骚扰，”私家侦探平静地说，“我只是在提问。八个星期之前这个年轻人在班亚—卢卡干什么？与他在一起的那些人是谁？”
斯托伊奇做了翻译。拉耶克先生又开始喊叫。
“他说，”斯托伊奇解释，“他的儿子什么也不知道，也没去过那里。整个夏天他一直待在这里。如果你再不离开，他就要报警了。我个人认为我们必须离开。这是一个有势力的人。”
“好的，”私家侦探说，“最后一个问题。”
来这里之前，这位前英国特种部队指挥官曾与英国秘密情报局的一个熟人一起悄悄吃过一顿中饭。秘情局巴尔干科的负责人提供了不少信息。
“那些人是不是‘佐兰狼群’？打你耳光的人是不是佐兰·季利奇本人？”
斯托伊奇才翻译了一半就停住了。米兰完全听懂了用英语说出来的这些话。产生的效果有两部分。有那么几秒钟时间，空气似乎凝固了，客厅里出奇地宁静。紧接着，像是一颗手榴弹爆炸了。
拉耶克夫人发出一声尖叫，跑出了房间。她的儿子倒进了一把椅子里，用双手捂住脸开始颤抖。父亲的脸色由白转青，手指头指向房门，喊出了一个单词，私家侦探格雷西猜测这个词的意思是“出去”。斯托伊奇朝门口走了过去。私家侦探跟在了后面。
经过那个年轻人时，私家侦探把一张卡片塞进他的西装口袋里。
“如果你改变主意，”他轻声说，“请打电话给我，或写信给我。我会来的。”
在返回机场的路上，汽车里的气氛紧张得使他们两人都不想说话。德拉根·斯托伊奇显然感觉到，他已经挣足了那一千美元的每一个子儿。当他们在机场的国际出发大厅停住汽车时，斯托伊奇隔着车顶向正要离去的英国人说了一番话。
“朋友，如果你再回到贝尔格莱德，我劝你不要再提那个名字。即使在开玩笑时也不要说起。尤其不能在开玩笑时说起。今天的事情从来没发生过。”
在四十八个小时之内，私家侦探写完了给史蒂夫·埃德蒙的报告，后面附上费用清单。报告的最后一部分是这么写的：
恐怕我不得不承认，导致您外孙死亡的事件，死亡的方式，以及尸体所在的地方，将很可能永远不会明了。假如我说我认为您的外孙仍然活着，那只是安慰您的谎言。目前和可以预见的将来，唯一的判断只能是：失踪，推定已被杀害。
我不相信他和陪同他的那个波黑人会冲出山崖，坠入溪谷之中。本人已对每一处可能会出车祸的路段进行了查看。我也不相信那个波黑人会因为那辆汽车或那条钱包皮带，或者为了这两者而谋杀了他。
我推测，他们不经意地驶入了危险地区，并被不明身份的人所谋杀。很可能是到处游荡的一帮塞尔维亚准军事组织罪犯。但没有证据、身份证明、供词或法庭证言，现在还不可能进行指控。
我十分遗憾地不得不向您报告这个消息，但我几乎可以肯定这就是事实。
我很荣幸能为您提供服务，先生。
您忠诚的，
菲利普·格雷西
那是一九九五年七月二十二日。
第八节 律师
加尔文·德克斯特从没对人解释过他退伍的原因，因为他不想被人嘲笑。他已经决定要去上大学，拿学位，当律师。
至于资金，他已经在越南攒了好几千美元，此外他还可以根据兵役法要求进一步的资助。
美国的兵役法是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的；如果一个美国大兵退伍后申请上大学，只要他不是被开除的，政府就会出钱供他上大学，直至他获得学位。政府的津贴可以供学生随意花费，唯一的条件是，大学确认他是全日制学生。
德克斯特知道，农村地区的大学可能费用比较便宜，但他想上有法学院的大学。而且，如果他以后要当执业律师，那么地域更大的纽约州比新泽西州机会更多。研究了五十份招生简章之后，他向设在纽约市的福德姆大学提出了入学申请。
他于暮春时递交了入学申请书，附上每一个美国兵退伍时那份重要的退伍证书，即DD214证书。他赶上了好时候。
一九七一年春天，虽然反对越战的呼声很高，尤其是大学校园里的反战呼声更高，但美国军人倒没有受到指责，反而被视为受害者。
到了一九七三年，美军匆匆地、狼狈地撤离后，军人的这种处境改变了。虽然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和亨利·基辛格国务卿尽力为越南故事进行了最好的润色，虽然从越南这个无法战胜的泥潭里解脱出来让所有人松了口气，但越战依然被看作是一次失败。
如果有什么美国老百姓不想与之经常沾边，那就是“失败”二字。接受失败不是美国人的理念，即便是自由的左翼。一九七三年后回国的美军官兵本以为他们会受到欢迎，因为他们已经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他们遭受了伤亡，失去了战友；但他们回国后受到了广泛的冷遇，甚至是敌意。那些左翼人士更为关心的是美莱事件[102]。
但在一九七三年的夏天，德克斯特的入学申请书得到了郑重的对待，表格上的“生活经历”栏内，他在“大红一师”当兵三年，被认为是一种积极正面的经历，如果是两年以后这事就会完全不同。他被录取了，政治历史系四年制学生。
这位年轻的老兵在布朗克斯区找到了一套廉价的一居室小公寓，是在一座没有电梯的楼房内。那里离校园不远，当时的福德姆大学坐落在市内一片不起眼的红砖楼房丛中。他精打细算，步行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省吃俭用，利用漫长的暑假回到建筑工地去打工，他的钱足够维持到毕业。在之后的三年他到无数工地打过工，其中有一个当时正在建造这个世界的一个新奇迹——世贸中心双子座。
一九七四年发生的两件事改变了他的人生。他遇上并爱上了安琪拉·马洛齐，一个漂亮活泼、热爱生活的意大利裔美国姑娘，在浴门大街上的一家花店里工作。那年夏天，他们结婚了，用他们的共同收入搬进了一套稍大的公寓。
那年秋天，离毕业还有一年时间，他提出了进入福德姆法学院深造的申请。这是福德姆大学下属的一个院系，坐落在河对岸的曼哈顿。要进去很难，申请者很多，名额有限。
进法学院意味着，一九七五年本科毕业后，要再读三年研究生取得硕士学位，然后是律师协会的资格考试，最后是获准在纽约州当律师。
申请就读福德姆法学院不需要参加面试，只要求把大量的材料递交给招生委员会，供他们研究和取舍。这些材料包括从小学起（这方面他是一个差生）直至最近的政治历史系的成绩报告单，一份自我鉴定，和现在的任课教师的评语（这方面他是一个优秀生）。夹在他的一大叠档案材料里的，还有他那份DD214证书。
他进入了最后一轮的候选人名单，招生委员会碰头做最后的选择。委员会有六个成员，主任委员是霍华德·凯尔教授。他已经七十七岁了，早就过了退休的年龄，但他很聪明，是一位荣誉教授，也是他们所有这些学者中的元老。
最后，到了两个候选人争夺最后一个名额的时候。加尔文·德克斯特是其中一个。会议室里发生了一阵激烈的争论。凯尔教授从位于桌首的椅子那儿站起来，踱到了窗户边。他凝视着湛蓝的夏日天空。一位同事走过来与他一起站在窗边。
“很难抉择，对吧，霍华德？你心里喜欢谁呢？”
老人拍了拍手中的一张纸，把它展示给这位导师。导师看了一遍那份获奖清单，不由得低低地吹了一声口哨。
“他二十一岁生日之前就获得了这些奖章。”
“他到底干了什么？”
“他得到了进这所学院学习的一次机会，这就是他做的。”教授说。
两个人回到桌子边参加投票。投票结果是三比三，但在这种情况下主任委员的一票抵两票。他解释了原因。委员们都去看那份DD214证书。
“他可能有暴力倾向。”政治上一贯正确的系主任表示了反对。
“哦，我希望如此，”凯尔教授说，“我不喜欢现在那些没有个性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