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我不能替你拿主意。但你有才能，我自己都没有你这样的才能。刚才出去的那个人是我的一位朋友，他和你我一样都是美国人，可他是在法国长大的，在那里生活了二十年。如果他说你棒，那我就满意了。那么，你为什么不继续深造呢？”
“您的意思是上大学？”
“是的，《退伍军人权利法案》可以承担你的大部分学费，山姆大叔认为你应该得到资助。抓住这个机遇吧。”
在当兵的那些年月里，蒙克已经把大部分积蓄寄给了母亲，以帮助抚养家里的其他孩子。
“即使有《退伍军人权利法案》的资助，还是需要一千美元的现金。”他说。
凯里耸耸肩。“如果你愿意主修俄语，我认为，一千美元是能筹到的。”
“如果我愿意呢？”
“那就给我打电话。我的工作单位应该能为你解决一些事情。”
“这可要花四年时间呢，先生。”
“哦，在我工作的地方，人们有的是耐心。”
“先生，你是怎么知道我的？”
“在越南的时候，我们的‘凤凰计划’小组发现了你和你的功绩。你对付越共很有一套，他们喜欢你。”
“是兰利对吧，先生？你是中情局的。”
“嗯，我不是大领导，只是一个小人物而已。”
实际上，凯里·乔丹并非小人物，他后来晋升为中情局（行动）副局长，主管整个间谍活动部门。
蒙克接受了这个建议，又回到夏洛特维尔，在弗吉尼亚大学入学了。他又与布拉迪夫人一起喝茶，但仅仅是作为朋友。他进入斯拉夫语系，专修俄语。他的导师，一个俄罗斯人，认为他的水平已经达到了“双语”程度。一九七五年，他二十五岁，从大学毕了业。第二年过完生日，他就加入了中情局。在被称为“农场”的皮尔利驻地受过基本训练后，他被分配到了位于兰利的中情局总部，接着到纽约，后来又回到兰利。
过了五年，在完成了许许多多课程之后，他才第一次被派往国外任职，他去的，是肯尼亚首都内罗毕。
在七月十六日这个晴朗的清晨，皇家海军陆战队梅多斯下士正在履行他的职责。他用扣锁把国旗加固了的那一条边与升旗绳扣住，把旗帜升到了旗杆顶部。米字旗在晨曦中迎风飘扬，似乎在告诉全世界，谁才是旗帜之下这片领地的主人。
俄国十月革命前夕，英国政府从一个糖业大亨手里买下索菲亚码头边的这座漂亮的大厦，并把它改建成了使馆。此后，使馆历经风雨，始终屹立在那里。
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居住在克里姆林宫的国家寓所内，他每天早上起床后拉开窗帘，会看到河对岸迎风招展的英国国旗，感到很不高兴。他多次施压要求英国把使馆迁走，但遭到了拒绝。
随着岁月的流逝，英国在莫斯科的外交使团日益庞大，这座大厦已经容纳不下所有的工作部门，因此，使馆在市内各处又设立了许多分部。虽然苏联多次提议可帮助英方把所有部门都集中到一个大院里，但伦敦婉言回答说，他们愿意继续留在索菲亚码头。大厦是英国不可侵犯的主权领土，因此使馆一直没有挪过地方。
东方的山丘上出现了黎明的第一线曙光，此时的列昂尼德·泽伊采夫正坐在河对岸，注视着随风舒展的那面旗帜。这情景勾起了他对一件遥远往事的回忆。
十八岁那年，兔子应征加入红军，经过最基本的训练后，他随同坦克部队开赴民主德国驻防。他是一名列兵，他的教官们认为，他连当下士的实力都没有。
一九五五年的一天，在波茨坦郊外的一次例行行军期间，他在密林中掉队了。他迷了路，十分害怕地在林子里踉踉跄跄地行走，最终发现了一条沙土路。他在那里停下脚步，吓得僵住了。相距十码远处停着一辆敞篷吉普车，还有四名战士。显然，他们是在巡逻途中停下来休息的。
两名战士在车上，另两名正站在车边吸烟，他们手里拿着啤酒瓶。他立即明白过来，他们不是苏联人。他们是外国人，是根据一九四五年的《波茨坦协定》驻扎在波茨坦的占领军中的西方人，但他对此一无所知。他之所以会明白，是因为他被告知过，他们是敌人，会来杀他。
他们看见他时，停止了交谈，把目光转向他。其中一个人说：“喂，喂，快看这里来了个什么人？一个苏联人呢。你好，伊凡。”
他一个字也没听懂。他的肩上斜挎着一支冲锋枪，但是他们似乎并不怕他，他倒是很怕对方。他们中有两个人戴着黑色贝雷帽，上面的黄铜帽徽闪闪发亮，后面还有一丛半红半白的羽毛。他并不知道，自己眼前的是英国皇家燧发枪团的羽饰徽标。
吉普车旁边的一个战士离开战友，漫步朝他走了过来。他吓得魂不附体，觉得简直要尿裤子了。那人也很年轻，有一头红色的头发和一张长着雀斑的面孔。他朝泽伊采夫露出了微笑，递给他一瓶啤酒。
“来吧，朋友，喝啤酒。”
列昂尼德感觉到手中玻璃瓶子的凉爽。外国兵点点头，示意他喝酒。酒里肯定下了毒。他提起瓶子，把瓶口对准嘴唇，脑袋朝后仰去，一股冰凉的液体流经喉咙。这啤酒劲大，比苏联的好，是好啤酒，但他被呛住了，咳了起来。红头发士兵笑了。
“喝吧，继续喝吧。”他说。对泽伊采夫来说，对方说的话只是一种声音。让他惊讶的是，外国兵转身走回到几码之外的吉普车那儿去了。这个人根本不怕他。他是携带武器的红军战士，但这些外国人在轻松地说笑打趣。
他站在树旁，喝着凉爽的啤酒，心里纳闷，不知道尼古拉耶夫上校会怎样想。上校是中队指挥官，只有三十多岁，但已经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战斗英雄了。有一次，上校叫住泽伊采夫，询问他的家庭背景和家乡。这位列兵告诉他，自己是在孤儿院里长大的。上校拍拍他的背，告诉他可以把部队当作他的家。他很崇拜尼古拉耶夫上校。
他吓坏了，不敢把啤酒朝他们扔回去。不过话说回来，这啤酒味道倒是真不错，哪怕是下了毒药的。他于是把啤酒喝光了。过了一会儿，车外的两名战士爬上汽车后座，戴上了他们的贝雷帽。司机发动汽车后，他们便走了，不慌不忙，也不怕他。红发战士还转过身来朝他挥手。他们是敌人，正在准备入侵苏联，却向他挥手。
他们走了以后，他把空酒瓶朝林子深处扔去，然后撒腿在树丛中奔跑。终于，他看到了一辆苏军卡车，于是搭车回到了军营。他因为掉队，被中士惩罚去伙房干了一星期的活，但他从没说起过关于外国人和啤酒的事情。
在外国人的汽车开走之前，他注意到汽车右侧车身上有一个类似团徽的图案，汽车后端还有一根拉得长长的天线，天线上有一面旗帜，约一英尺见方。旗帜上印有十字图案，一个红色的在正中央，还有两个在对角线上，由红白两色组成，这些十字全都印在蓝色的背景上，构成了一面由红、白、蓝三色组成的旗帜，很有意思。
四十四年后，这面旗帜又出现了，在河对岸的建筑物上迎风飘扬。兔子的问题有了解决办法。他知道自己不应该偷走阿科波夫先生的这份文件，但现在他不可能再送回去了。也许并不会有人注意到这份文件丢了。于是，他要把这份文件交给有着好玩的旗帜和请他喝过啤酒的人们。他们会知道该如何处理。
他从凳子上站起来，开始沿着河岸走向横跨莫斯科河的石桥，走向索菲斯卡亚码头。
内罗毕
一九八三年
小男孩感到头痛，伴有低烧。他母亲起初以为他只是在炎热夏日里着了凉，但到了晚上，这个五岁的孩子因为头痛而尖叫不止，闹得父母一宿没合眼。第二天早上，苏联使馆大院的外交官邻居们前来询问，因为房子墙壁薄，而且天热时大家都开着窗户睡觉，昨晚他们也被这孩子闹得没睡好。
上午，母亲带儿子去看医生。当时，苏联集团的使馆都没有单独配备医生，但各使馆有一位共用的医生。斯沃博达大夫是捷克使馆的，但他也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使馆提供医疗服务。他是一个好人，工作很认真。他只用了几分钟时间就诊断完毕，告诉这位俄罗斯母亲，她儿子患了疟疾。他开了个处方，配了适当剂量的药物：当时苏联医药界常用的氯喹和百乐君的改良配方，还有一些每日服用的消炎药片。
治疗没有收到效果。两天后，孩子的病情加重了。他的发热和颤抖都加剧了，一直在尖叫，说头痛得厉害。大使马上批准他们去内罗毕总医院就诊。由于母亲不会说英语，她丈夫——主管商务的二等秘书尼古拉·伊里奇·图尔金，就陪她一起去了。
内罗毕总医院的温斯顿·莫伊大夫也是一位优秀的内科医师。对于热带疾病，他很可能比捷克医生更内行。他进行了彻底的检查，然后直起身来露出微笑。
“恶性疟原虫。”他做出诊断。那位父亲皱起眉头倾身向前，感到迷惑。他的英语很好，但没有好到能够听懂医学术语。“那是疟疾的变种，对斯沃博达医师所开的氯喹类药物具有抗药性。”
莫伊大夫给孩子开了广谱强力抗生素药物处方，还安排了静脉注射。起初，这似乎起作用了。过了一周，药效消退后，病情又出现了。这时候，做母亲的变得歇斯底里，她再也不相信外国药物，坚持要带儿子飞回莫斯科看病。大使同意了。
到了莫斯科，男孩立即被送进克格勃的专门诊所。这是因为，商务二秘尼古拉·图尔金的真实身份是克格勃第一总局的图尔金少校。
诊所条件很好，因为克格勃间谍要去世界各地就职，那儿还有一个热带疾病专科。由于小孩的病情不容易诊断，于是被直接安排给了科主任格拉祖诺夫教授进行诊治。他看了内罗毕的两份病历，进行了一系列CT和超声波扫描检查。这是当时最先进的医疗仪器，在苏联的其他部门是享受不到的。
检查结果使他深为担忧。扫描显示，男孩体内多个器官都有内部脓肿。他把图尔金夫人叫到办公室来，神情十分严肃。
“我知道这是什么病，至少，我能够肯定我的诊断，但是，这个病治不了。使用大剂量的抗生素进行治疗，你的儿子也许能活一个月。再长的话，就不大可能了。我很遗憾。”
母亲泣不成声，一位富有同情心的助手把她送出办公室，并向她解释说，这是一种非常罕见的叫作类鼻疽的疾病，在非洲确实少见，但在东南亚较为普遍，越战期间，美国人率先辨明了这种疾病。
当时，美军直升机飞行员最先出现这种新疾病的症状，它常常是致命的。研究发现，直升机在水稻田上空盘旋时，桨叶把田水搅起来，形成了一种微薄的水雾，一些飞行员吸入了这种水汽。田水含有杆状细菌，能抵抗所有已知的抗生素。当时虽然苏联人自己没有发现，但他们特别注意吸收西方的知识，就像海绵吸水一样，因此知道这个情况。格拉祖诺夫教授订阅了他研究的专业领域的所有西方医学刊物。
图尔金夫人拨打长途电话，哭着告诉丈夫，他们的儿子患上了类鼻疽病，活不长了。图尔金少校写下这种疾病，然后去见上司——克格勃情报站站长库利耶夫上校。上校表示同情，但态度坚决。
“去跟美国人交涉？你疯了吗？”
“上校同志，如果美国人发现了这种疾病，而且还是在七年前，那么他们可能会有对付的办法。”
“但我们不能请求他们帮忙，”上校强烈反对，“这关系到国家的尊严。”
“这关系到我儿子的生死。”少校喊了起来。
“够了。你走吧。”
图尔金冒着职业生涯被终结的危险去见大使。大使并不是铁石心肠，但也不为所动。
“我们的外交部与美国国务院之间的交涉很少，而且仅限于国家事务。”他告诉这位年轻的情报官，“顺便问一下，库利耶夫上校知不知道你来我这里？”
“不知道，大使同志。”
“那么，为了你的发展前途，我是不会告诉他的，你也不要向他提起。但我的回答是‘不’。”
“可假如我是政治局委员……”图尔金又说。
“但你不是。你只是一个三十二岁的少校，在肯尼亚任职。我为你儿子感到遗憾，但我无能为力。”
尼古拉·图尔金走下楼梯，他痛苦地回想起，苏共中央总书记尤里·安德罗波夫每天就是靠着从伦敦空运进口的药物活命的。然后他外出喝酒去了。
要进入英国使馆并不容易。站在码头对面的人行道上，泽伊采夫可以看见这座巨大的赭色楼房，甚至还可以看到由柱子支撑着的门廊顶部，下面是雕刻精美的大木门，但这不是一个可以随便进去的地方。
大楼正面的门窗依然紧闭，波纹状的钢板墙上开了两道大门，供汽车一进一出。这两道大门也是用波纹钢制成，由电机驱动，现在关得死死的。
右边是行人的入口，但设有两道铁栅门。人行道上有两名俄罗斯民警在值守，对步行进去的人实施检查。兔子不想受到民警的盘问。即使过了第一道铁栅门，还有通道和第二道铁栅门。两道铁栅门间设有使馆的警卫岗亭，由英国人雇用的两名俄罗斯卫兵在站岗执勤。他们负责询问来访者的事由，然后与使馆内部进行确认。许多申请签证的人想通过这道门进入大楼。
泽伊采夫漫无目的地徘徊到了大楼后面，那里有一条小街，可通往签证处的入口。现在是早上七点钟，距离上班还有两个小时，但等待签证的人已经排起了百米长龙。显然，许多人排了通宵的队，如果现在才开始排队，那差不多还要等上两天时间。他漫步回到了大楼前面。这一次，民警盯着他看了好长时间。泽伊采夫害怕了，他拖着脚步走到码头那边，等待使馆开门办公、外交官来上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