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阿列克谢二世没有报告民警去抓他。他邀请这位狂野的年轻人吃饭。由阿列克谢做东，他们在丹尼洛夫斯基修道院的木桌上吃了一顿节俭的晚餐，然后彻夜长谈。阿列克谢解释了他所面临的任务，一个长期为专政体制服务的教会的缓慢改革历程，努力在俄罗斯一亿四千万基督徒中恢复牧师的作用。
黎明时，他们达成了协议。格雷戈尔神父同意敦促听众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寻求上帝，而且回归教会，尽管教会可能还不够完美。大主教默默地做了许多事情。一家大电视台安排了一个每周的专栏，播放格雷戈尔神父的大型演讲集会，由此，千百万无法去现场聆听的民众也能够通过电视观看他的布道。到一九九九年冬天，这位神父被普遍认为是俄罗斯最有说服力的演说家，甚至超过了伊戈尔·科马罗夫。
大主教沉默良久。最后他说：“我会与格雷戈尔神父谈谈关于恢复沙皇的事宜。”
第十五节
寒风裹挟着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吹打着斯拉维扬斯基广场，每年的十一月下旬都会下雪，预示着寒冬即将来临。
胖神父弓着头迎着寒风匆匆穿过外边的大门，跨过小院子，进入了库利斯基的全圣教堂，里面很温暖，还有一股湿衣服和熏香的气味。
他再次受到了停在外面的一辆轿车的监视。在确认没人跟踪后，格里辛上校下车跟在他后面进入了教堂。
“你打电话了。”他说。他们并肩站在远离几个祈祷者的地方，装作是在研究墙上的圣像。
“昨天夜晚。有一位客人。是从英国来的。”
“不是美国来的？你确定不是美国的？”
“不是，上校。刚过十点钟，圣座要我去接待一个来自英国的先生，让他进来。他与翻译一起来的，后者比他年轻许多。我让他们进来，陪同他们进了书房。然后，我端去了咖啡。”
“他们说了些什么？”
“我在房间里时，年长的英国人正在为说不好俄语而道歉。年轻人把所有的话都翻译过来。后来，大主教让我把咖啡放下，打发了我。”
“你在门口偷听了？”
“我是想偷听。但那个年轻的英国人似乎把围巾挂在门把手上。它挡住了我的视线，大部分的谈话我都没能听到。后来有人过来了，是哥萨克卫兵在巡逻，所以我只得离开了。”
“他说过他叫什么名字吗，那个年长的英国人？”
“没有，我在的时候没有说过。或许我在外面准备咖啡的时候说了。由于那条围巾，我什么也看不见，听到的也很少。我听到的话也没什么意义。”
“你听到什么了，马克西姆神父？”
“大主教只有一次提高了嗓门。我听到他说：‘请回沙皇？’他似乎很惊奇。然后他们放低了声音。”
格里辛上校站在那里，凝视着圣母玛利亚怀抱婴儿的壁画，他感觉好像挨了一记耳光。他听到的话对于这个愚蠢的教士来说也许没什么意义，但对他来说就意义重大了。
实行君主立宪制的国家，君主就是国家元首，总统这个职位是没有的。政府的首脑是首相，虽然是组成政府的多数党领袖，但还得听从议会，即国家杜马。这与伊戈尔·科马罗夫一党专制的设想相差十万八千里。
“他的长相？”他平静地问道。
“中等身高，瘦瘦的，一头银发，七十岁出头一点。”
“知道他从哪里来的吗？”
“哦，他与美国年轻人不同。他是坐轿车来的，汽车在外边等候。我送他们出去时，车还停在门口。不是出租车，是豪华轿车。汽车开走时，我记下了车号。”
他递给上校一张纸条。
“你干得很好，马克西姆神父。这事我们会记住的。”
阿纳托利·格里辛的侦探们没花多长时间就搞清楚了。他们给交管局打了个电话，一个小时之内就得到了汽车的号牌。该汽车是民族大酒店的。
宣传部长库兹涅佐夫去跑腿了。他那几近完美的美国英语，能使俄罗斯职员以为他确实是美国人。刚过午饭时间，他出现在民族大酒店，朝礼宾部的门卫走了过去。
“嗨，对不起，你说英语吗？”
“是的，先生。”
“太好了。你看，昨天晚上我在离这里不远的一家饭店吃饭，隔壁一桌有一个英国人。我们聊了起来。他离开的时候，把这个忘在桌子上了。”
他举起一只打火机。是卡地亚，镀金的，很贵重。门卫迷惑了。
“是吗，先生？”
“我去后面追他，但来不及了。他已经坐车离去了……是一辆黑色的大奔驰。但饭店的保安认为那也许是你们的车。我就记下了车号。”
他把一张纸条递了过去。
“哦，是的，先生。是我们的车，对不起。”
门卫在本子上查看了一下昨天晚上的记录。
“那肯定是特拉肖先生。要我把打火机转交给他吗？”
“不用了。我会交给服务台的，他们可以把它放在他的房间钥匙存放格子里。”
库兹涅佐夫愉快地挥挥手，信步走向服务台。他把打火机装进了自己的衣服口袋。
“嗨，你好。能告诉我特拉肖先生的房间号吗？”
服务台后面的俄罗斯女孩皮肤微黑，长得很漂亮，偶尔为外国人做一些兼职工作赚点外快。她绽出了微笑。
“请等一下，先生。”
她把名字输入桌子上的电脑，然后摇了摇头。
“对不起，特拉肖先生和他的同伴今天上午已经离开了。”
“哎哟，真讨厌。我希望能够赶上他。你知不知道他离开了莫斯科没有？”
她输入了更多的数字。
“是的，先生，上午我们确认了他的航班。他坐中午的飞机返回伦敦去了。”
库兹涅佐夫并不知道格里辛为什么让他去查询神秘的特拉肖先生的下落，但他还是把发现的情况作了汇报。他离去后，格里辛动用了他在内务部移民局签证申请处的联系人。申请人的详细资料用传真发给了他，申请表上的照片是从伦敦肯辛顿花园的俄罗斯使馆搞到的，由信使给他送了过来。
“把照片放大到八乘十英寸。”他告诉工作人员。这张英国老头的面孔，对他来说没有意义，但他认为对某个人来说也许是有意义的。
顺着特维尔大街走三英里，有一条已经两次改名的通往明斯克的公路，附近有一座凯旋门，它的一边是马罗塞卡大街。这里有两栋公寓大楼，专供退休的克格勃高级情报官居住，他们领取国家退休金，在那里过着安逸的晚年生活。
一九九九年冬天，公寓的居民中有一位令人敬畏的年老的间谍头子——尤里·德罗兹多夫将军。在冷战的高峰时期，他组织过克格勃在美国东海岸的所有行动，后来被召回莫斯科，出任极为秘密的“非法特工”局局长。
“非法特工”是指那些没有外交官身份掩护，而进入敌国领土活动的间谍。他们以商人、学者或其他身份蜷缩在陌生的环境里，去管理已经招募的本土间谍。这些特工一旦被抓，面临的不是被驱逐，而是逮捕和受审。多年来，德罗兹多夫一直在培训和派遣克格勃的“非法特工”。
格里辛曾经与他见过短暂的一面，德罗兹多夫在退休前的最后日子里，曾在亚谢涅沃领导过一个秘密的小组，专门分析研究由奥尔德里奇·埃姆斯提供过来的潮水般的情报资料。格里辛当时是主审官，审讯被埃姆斯出卖的间谍。
这两个人都不喜欢对方。德罗兹多夫欣赏的是技巧和精明，而不是残忍的暴力。格里辛除了一次短暂而不光彩的东柏林之行外，从来没有离开过苏联，他鄙视第一总局那些在西方工作过多年的人，认为他们已经受到了外国人言谈举止的感染。但德罗兹多夫同意在马罗塞卡大街的公寓里见他。格里辛把一张放大的照片放在了他面前。
“你以前见过他吗？”他问道。
使他惊恐的是，克格勃老间谍头子脑袋一扬哈哈大笑起来。
“见过他？没有，当面倒是没见过。但这张面孔已经深深地印在了在亚谢涅沃工作的我们这代人的脑海里。你不知道他是谁吗？”
“不知道，不然我就不会来这里了。”
“嗯，他叫奈杰尔·欧文，我们称他为‘狐狸’。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他针对我们搞过多年的谍报活动。后来，他担任了六年的英国秘密情报局局长职务。”
“一个间谍？”
“间谍头子，间谍的管理员，”德罗兹多夫纠正他的说法，“这不是一回事。他是最优秀的间谍头子之一，你为什么对他感兴趣？”
“昨天他来莫斯科了。”
“天哪，你知道他来干什么？”
“不知道。”格里辛撒谎了。德罗兹多夫专注地盯着他。他不相信这个“不知道”的回答。
“这与你有什么关系？你已经退出了。你现在是在为科马罗夫管理那些黑色制服的暴徒，对吗？”
“我是爱国力量联盟的安全部长。”格里辛僵硬地说。
“没什么区别。”老将军喃喃地说。他把格里辛送到了门口。
“如果他回来了，告诉他，到我这里来喝一杯。”他朝正在离去的格里辛背影大声说。然后，他又咕哝了一声“讨厌”，并关上了门。
格里辛告诫他在移民局的线人，他要知道奈杰尔·欧文爵士，或者特拉肖先生，是否想再次进入莫斯科。
第二天，尼古拉·尼古拉耶夫陆军上将接受了俄罗斯著名报纸《消息报》的专访。该报社把这事当作独家新闻看待，因为老将军从来不接受采访。
表面上，这次采访是为了庆祝老将军即将来临的七十四岁寿辰，所以询问是从他的健康问题开始的。
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军官俱乐部的一间密室里，老将军身板笔挺地坐在一把皮背椅子里，告诉记者他的身体很健康。
“我的牙齿还是我自己的，”他大声说，“我不需要戴眼镜。我走路的速度，你们这个年龄自以为是的年轻人还赶不上我。”
记者四十岁刚出头，他相信他的话。摄影师是一位二十五六岁的女士，她敬畏地凝视着他。她听爷爷讲起过五十四年前，跟随这位年轻的坦克指挥官攻克柏林的故事。
采访的话题转到了国家的现状。
“可悲，”柯利亚大叔厉声说，“一团糟。”
“我想，”记者提示他，“在一月份的总统大选中，您是准备把选票投向爱国力量联盟和科马罗夫吧？”
“决不会，”将军厉声说，“他们全都是一伙法西斯分子。我讨厌他们。”
“我不明白，”记者的声音有点颤抖，“我还以为……”
“年轻人，千万不要以为我会对科马罗夫那些虚假的爱国主义宣传信以为真。我见过爱国主义，小伙子。我看到过人们为之流血，看到过好人为之牺牲。要分清真假，明白吗？科马罗夫这个人根本不是爱国者，他的话全都是一派胡言。”
“我明白了，”记者说，其实他根本就没有明白，完全是一片茫然，“但肯定有许多人认为他为俄罗斯制订的计划……”
“他为俄罗斯制订的计划是血腥的，”柯利亚大叔咆哮了，“想想看，我们这片土地上的血腥事件难道还少吗？我是经历够腥风血雨了，再也不想见到了。那人是法西斯分子。听着，年轻人，我一生都在与法西斯作斗争。在库尔斯克与他们作战，在巴格拉季昂与他们作战，直至跨越维斯瓦河，最后攻克柏林，直捣纳粹德国总理府地下室。不管是德国人还是俄国人，法西斯就是法西斯，他们都是……”
他本想使用俄语里关于人体私处四十个词语中的某一个，但因为有女人在场，他使用了“恶棍”一词。
“但是，”记者已经喘不过气来了，他争辩说，“俄罗斯需要清除所有的污秽。”
“哦，是有污秽。但其中许多并不是种族的污秽，而是土生土长的俄罗斯污秽。灵魂扭曲的政治家和贪污腐败的官僚，与歹徒手拉着手呢，这个你是怎么看的？”
“但科马罗夫先生准备清除歹徒。”
“这个讨厌的科马罗夫先生就是由歹徒提供资金的，你难道不知道吗？你以为他那潮水般的资金是从哪里来的？是牙仙送来的吗？在他当政之后，这个国家就由歹徒来随意买卖了。我告诉你，年轻人，任何正直的军人都不会允许他那帮黑色制服的暴徒来管理我们的祖国。”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老将军伸手取出一份当天的报纸，朝后面的版面做了一个手势。
“昨晚的电视节目里，你看到这位教士了吗？”
“格雷戈尔神父，那个传教士？没有。怎么啦？”
“我认为他也许说对了。这些年来，我们也许都迷糊了。把上帝和沙皇请回来吧。”
这场访谈引起了轰动，倒不是因为采访的内容，而是因为被采访者。俄罗斯最著名的老战士强烈谴责了科马罗夫，俄罗斯国土上现役的军人，还有两千万老兵的大多数都会读到这条消息。
这次采访的内容，通过报业辛迪加，全文发表在《红星》杂志的继任刊物《我们的军队》周刊，由此传遍了每一个军营。电视台的国内新闻播报了摘要，电台也重复广播了。此后，老将军谢绝了进一步的采访。
在基赛尔尼大街旁的别墅里，面对脸色铁青的伊戈尔·科马罗夫，库兹涅佐夫几乎掉下了眼泪。
“我不明白，总统先生。我真的是不明白。我认为在这个国家，如果有一个人能够最坚定地支持爱国力量联盟和您本人，那么这个人肯定是尼古拉耶夫将军。”
伊戈尔·科马罗夫，和站在旁边凝视着窗外院子里积雪的阿纳托利·格里辛，都默默地听到他出去了。然后，这位年轻的宣传部长返回自己办公室，继续拨打新闻媒体的电话，努力减少负面影响。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很难去谴责柯利亚大叔是丧失理智的老糊涂，因为那显然是不真实的。他唯一的托词是，将军把事情全搞错了。但关于爱国力量联盟的资金来源问题，则是越来越难以应付了。
要全面恢复爱国力量联盟的地位，就得在下一期的《觉醒》周刊和《祖国》月刊上，发表针对性的评论文章。不幸的是，这两份刊物都变成哑巴了，新的印刷机才刚刚从美国巴尔的摩港口启运。
在爱国力量联盟总裁办公室里，沉默最终被科马罗夫打破了。
“他看过我的宣言了，对吗？”
“我相信是的。”格里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