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来的古迹名胜都离不开名人，作为古代都城北京南部出城的交通要到，卢沟桥自然吸引了许多位名人的到访。
到访过卢沟桥或者与卢沟桥有关的名人很多，比较出名的有马可·波罗、康熙、邓颖超等。这些名人或修缮卢沟桥，或给卢沟桥写诗著文，他们的行为大大丰富了卢沟桥的文化内涵。
（一）马可·波罗盛赞卢沟桥
13世纪，意大利航海家马可·波罗时跟随父亲和叔叔途经中东，历时四年多来到中国。据说此次来中国，马可·波罗曾经到访过卢沟桥，并写下了对卢沟桥的赞美之词。
据说当时，马可·波罗来到中国后，中国统治者忽必烈十分欣赏这个勇敢的年轻人。在一年的春天，百花齐放，阳光明媚。一天，忽必烈召见马可·波罗，十分认真地说：“马可·波罗，我想派你到云南去，一路看看地方风光，了解民情风俗，有什么奇闻或风吹草动，就立即向我报告。”
马可·波罗接旨以后，准备好行装。第二天一早，他就出发了。走出大都城，经过永定河上的一座石桥。在桥头，这位探险家矗立良久。他赞叹道：
啊，多美的石桥！它简直是世界上最好的石桥。那么宽，可以容下10个人骑马并肩前行。它是那么长，足有300多米！24个桥拱，25座桥墩。造桥的技术真是无与伦比！
马可·波罗所说的石桥，便是卢沟桥。这座石桥能够赢得这位探险家的赞叹，说明建造石桥的工艺在当时已经十分先进。
（二）张野作词卢沟桥
张野约于1294年前后在世，卢沟桥不远处的邯郸人，字野夫，号古山，元代著名词人。张野曾为翰林院修撰，元延祜、至洽年间在世。著有《古山乐府》。
卢沟桥修建以后大大方便了人们的出行，特别是是在元朝定都北京后，卢沟桥的作用更加明显。已经成为当时人们通往西南的毕竟之道。因此，很多当时在北京生活过的人，都曾经过卢沟桥，张野这个翰林院修撰自然也不例外。
张野为此还填了一首《满江红·卢沟桥》：
半世干忙，漫走遍，燕南代北。
凡几度，马蹄平踏，卧虹千尺。
眼底关河仍似旧，
鬓边岁月还非昔。
并栏杆，惟有石狻猊，曾相识。
桥下水，东流急。
桥墩上客，纷如织。
把英雄老尽，有谁知得？
金斗未悬苏季印，
绿苔空渍相如笔。
又平明，冲雨人京门，情何极。
（三）杨荣吟诗卢沟桥
杨荣建安人，明建文二年进士，授官编修。成祖朱棣即位后，他入文渊阁，更名荣。杨荣颇受成祖赏识，每逢成祖北巡出塞，必令他随从。洪熙元年，他升为谨身殿大学士、工部尚书。宣德年间加少傅。正统年间死，谥“文敏”。杨荣经历了明四个朝代为断，他和杨士奇、杨溥一同入阁，称“三杨”。
杨荣不仅是一代政治家，还是一个有名的诗人。有人评价道：“杨荣的诗文雍容平易，很像他的为人。”他曾经多次到访过卢沟桥，并写下了《卢沟桥北上》，诗写道：
河声流月漏声残，咫尺西山雾里看。
远树依稀云影澹，疏星寥落曙光寒。
石桥马迹霜初滑，茅屋鸡鸣夜可阑。
北上以着双阙近，五云深处是金銮。
（四）顾起元吟诗卢沟桥
明代顾起元应天府江宁人，字太初。万历二十六年戊戌科考中探花，官吏部左侍郎，死后谥“文庄”。
这位探花出身的吏部侍郎，并不贪恋官场的虚华。对于学问文章，他所持态度也是一丝不苟，先博览群书，而后提笔作文。
顾起元曾经多次游览过卢沟桥，并写下了《卢沟桥》，他在诗中写道：
西山笼雾晓苍苍，一线桑干万里长。
最是征夫望乡处，卢沟桥上月如霜。
诗人在前两句交代了卢沟桥的所处的大的地理方位，那就是北京西山和桑干河。同时，诗人还用这两句给全诗定下了苍凉的基调，“笼雾苍苍”“万里长”和下一句中的“征夫望乡”向对应。
诗的最后一句用卢沟桥上月光，看似平淡，其实更是更为含蓄地表达了月光下征夫望乡之情。
（五）康熙治河保桥
提到卢沟桥就不得不提到康熙，因为在历史上曾经有两个卢沟桥。第一个卢沟桥是金代所建，后来毁坏了，后世保留下来的卢沟桥就是康熙所建。
除了修桥之外，康熙行地还展开了对永定河的治理，这一行动大大保证了卢沟桥的安全。
康熙是清朝初年非常有才干的一位皇帝。他除鳌拜、平三番之后，开始对大清王朝进行了治理，其中之一就有对永定河的治理和对卢沟桥的修建。
据记载，从1692年至1722年的30年间，康熙皇帝直接参与对永定河的治理。并于1698年赐名永定河沿用至今。
康熙励精图治，亲自冒寒风用仪器测量，又亲自指挥和监督施工，修筑河堤，定方向，钉木桩，施丈量，用石堤，固水涮沙，用莽牛河水冲刷浑河泥沙。他还让河兵堤岸两边大植柳树，保持水土。排桩防水，按比例绘图，修成水坝，石闸，加固堤防，一一勘测指出，在组织上设立河兵建制，平时维护，他精心治理永定河，自1698年后30年里未有大的水患。
挑挖新河，防淤塞，还采取了与民有利的措施，施行雇募民工办法，改强制无偿劳役为雇募，有一定的报酬。让八旗属下步军由直郡王允率部千人，统领治河，治河经费由国库直拨。
在康熙的努力下，永定河泥沙减少，河道通畅，这既减少了大水对卢沟桥的冲击，也减少了泥沙对桥墩的侵蚀。
（六）徐淡捐银修卢沟桥
清代有个著名的廉洁小吏，名叫徐淡，他虽然不是很出名，但因为其廉洁捐银修桥行为，也被记录在卢沟桥的历史上。
徐淡少年时代耳闻目睹人民的苦难。立志发奋读书，长大做个爱民不扰民的好官。但是科举仕途他没有走通，终因具有真才实学和优良品性，于清代嘉庆年间以推荐任大名府通判。
古时人们常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那个时代做一个四品的知府，每月俸禄折合银子不过十多两，除了养家糊口，所剩无几。
那么“清知府”们那一大堆白花花的银子是从哪里来的呢？原来要想肥么，总得找那见不得人的路子。更何况腐朽的封建制度还为贪官开了许多方便之门。
当时大名府每年都有许多来路不明的收入，知府拿大头，小吏得小头，贪污受贿日益风行。
徐淡到任不久，就有人将一万二千两银子送到他面前。他这个新官上任的“乡巴佬”头一次见到这么多银子，一时惊得目瞪口呆。
徐淡把银子拿在手中惦一惦，这么多银要刮多少地皮，剥多少人皮？收了良心有亏！他决定把银子退回去。
但又一想，自己新来乍到，在这个贪污圈子里众怒难犯，何况又听说顶头上司知府大人已经“笑纳”了这笔不义之财，岂能得罪。冥思苦想，终于想到正在筹款修卢沟桥的事，就决定将这笔不义之财全部捐出修桥。一年如此，年年如此，三年共计捐献白银四万两。
徐淡的这一举动引来了街头巷议，并很快传入京城。吏部知道了这件事，嘉庆皇帝为了迎合舆论，收卖人心，下诏书褒扬徐淡，号令各地官员学习徐淡为官清廉和忧国忧民的优良品德。并派专员调查了大名府的贪污弊端，凡贪官污吏都受到了王法制裁。
据说，徐淡捐出的很多银子都修建了卢沟桥上的狮子，因此当地有人说：“卢沟桥上数百个石狮子可以作证，徐淡称得上是个清正廉明的好官。”
（七）康有为吟诗卢沟桥
近代改良领袖，后为保皇派首领康有为，也曾到访过卢沟桥。他在一首名为《过卢沟桥望西山》的诗中写道：
连山叠翠启皇州，万里云岚去素秋。
地落平原开德棣，天分中外作并幽。
浑河浩荡连沙转，香界岩深接汉浮。
萧槭西风催落日，羸驴驮我过卢沟。
（八）谭嗣同吟诗卢沟桥
和康有为同一时期，并支持戊戌变法的另一位进步人士谭嗣同，也曾到访过卢沟桥。
谭嗣同湖南济阳人，字复生，号壮飞。他出身官撩家庭，在改良主义思想的激荡下，成为一名最激进的思想家和活动家。自甲午战争后，发愤提倡新学，在戊戌变法中从容就义，为“六君子”之一。
谭嗣同在一首名为《卢沟桥》的诗中写道：
河流固无定，人亦困征鞍。
残月照千古，客心终不寒。
山形依督亢，天影接桑干。
为有皋鱼恨，重来泪欲弹。
（九）邓颖超关注卢沟桥
卢沟桥的保护开发，一直牵动着许多为国家领导人的心，邓颖超就是其中的一个。
1982年5月，卢沟桥抗战宋哲元将军的女儿宋景宪由美国来到北京，在抗日将领的亲属陪同下来卢沟桥参观。
第二天，时任副委员长的邓颖超接见宋景宪。在会谈中，宋景宪向邓颖超谈了参观“卢沟桥史料陈列馆”的情况，并提出在“七七”事变爆发地建这样的小馆，和中国这样的大国太不相称。
邓颖超同志很重视，并作了重要讲话，明确指出卢沟桥现有的陈列馆应当由小变大。
6月18日，邓颖超同志就派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政协联络委员会主任侯镜如，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杨思德、中共中央对台办领导，来卢沟桥观察，落实自己的指示。
在邓颖超的指示下，有关部门深刻认识到“七七”事变重大意义，并提出“卢沟桥史料陈列馆”充实、扩大的具体意见。
之后的几年内，在邓颖超等人的呼吁下，中央和北京市领导多次来卢沟桥视察，习仲勋、胡启立、万里、胡乔木等中央领导都作出批示，决定卢沟桥退役保护，由文化部牵头，筹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十）郭景兴弘扬卢沟桥
卢沟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是全国性大型纪念馆之一，它的前身是郭景兴创建的卢沟桥史料陈列馆。因此，提到卢沟桥的名人就不可不提到郭景兴。
郭景兴青少年时期正值日本****发起侵华战争。他亲眼看见日本鬼子到处烧杀抢掠的罪行，幼时就参加了八路军的儿童团，手拿红缨枪站岗放哨，仇视日本侵略之心一生不忘。
上世纪70年代，郭景兴调到文化局主管文物工作，就下决心全力投入策划、促成在“七七”事变爆发地卢沟桥，建一座抗日战争纪念馆。
为实现此目的，郭景兴主动要求到卢沟桥筹建卢沟桥文物保管所。当时实在是困难重重。他是空手来到卢沟桥的，两年没有经费，没有编制，只有一个桥和一座被日军炮火轰过的宛平城。
当时，郭景兴一个人带一个退休临时工，借用桥边铁路工程队的值班室，放了一张办公桌，便开始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建抗战纪念馆是不现实的，只能白手起家，自力更生，从基础工作做起。他四处求援，得到北京自来水公司的支持，无偿拨给一块报废的两亩水源土地，建起了“卢沟桥文物保管所”。
从此，郭景兴在卢沟桥的工作就有了落脚点。后来，又经市规划局批准，在卢沟桥头盖了一间70平方米的“卢沟桥史料陈列馆”。
上世纪80年代初，丰台区文物管理所和卢沟桥文物管理所成立，郭景兴被任命为两所所长。陈列馆陈列“七七”事变和卢沟桥的历史沿革，这便是郭景兴在卢沟桥的宣传阵地。从此演绎了“一个人，一座城，一个馆”的故事。
陈列馆建起后，郭景兴就积极向社会宣传、呼吁，建抗日战争纪念馆。他认为，只要宣传舆论工作做到家，引起社会和上级领导关注，建纪念馆不是没可能的。事实验证了他的这一想法。
那几年，到卢沟桥来参观的人很多，其中有不少华侨，他们大多是和“七七”抗战有关的人，有抗战将领的亲属，日本反战的友好人士，来的最多的是大、中、小学生。青年工人搞活动，入团入队举行宣誓仪式，党员过党的组织生活，都来到卢沟桥。他们都想亲耳听到有关日军暴行的讲解，都想亲眼看到一些抗战时期的实物图片。
郭景兴还积极组织纪念活动，比如：“七七”“八一五”纪念日等，他们和市政协一起邀请抗日将领亲属、历史专家、学者举办座谈。培训一些待业青年利用卢沟桥的抗战遗迹，大力宣传日军罪行和我军抗战事迹。
对卢沟桥进行保护也是郭景兴的一个重要工作。上世纪80年代，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首钢的发展，卢沟桥一带的环境开始对卢沟桥造成了破坏。
在这种情况下，郭景兴连续发出九次紧急报告，详细报告了桥梁被毁情况，提出保护卢沟桥，建设抗战馆的建议。
在郭景兴的一再努力下，1984年11月“抗日战争纪念馆筹备处”终于成立，郭景兴任主任。
1985年8月成立“卢沟桥历史文物修复委员会”，北京市副市长陈昊苏任主任，郭景兴任委员兼办公室主任。
1986年7月7日破土动工，举行奠基仪式。
1987年7月6日落成，举行落成典礼。城墙修复1984年6月2日动工，1987年7月7日竣工，城墙上保存“七七”事变被日军炮弹轰毁的弹坑，作为日军罪行遗迹，教育后代。东西城楼、闸门和瓮城的修复于1987年7月竣工。
为了搞好陈列展出，郭景兴提早就动手征集资料，为馆展做准备。抗战初期，由于我们只重视作战，并没有考虑到胜利后写历史的事，没有存下具体记录。而日方右翼学者写了很多文章，千方百计颠倒是非，说“七七”事变的第一枪是中方先打的，诡辩说中日战争是中方挑起的。
我们的资料最详细的是王冷斋写的《卢沟桥事变始末》，是他在战后回忆的。他当时并未天天在卢沟桥前线指挥作战。大部分时间在北京城里和日方谈判。作战的情况是从电话中得知的。真正在前线直接指挥战斗的是第二十九军二十七师一〇一旅二一九团第三营营长金振中和团长吉星文。但所有的文件及文字记录一点也未存下来。
因此，从1982年开始，郭景兴就抽出大部分精力收集资料。他感到这件事不能等，“七七”事变是四五十年以前的事，大部分参加者都去世了，活着的人也80岁了，必须抓紧访问尚存的几位关键人物。
他和市政协一起召集在北京的原第二十九军部分将士和亲属、近代史学者、教授、文物博物馆专家开座谈会。到河南省固始县访问金振中。
同时，郭景兴还先后在卢沟桥、丰台召集当年目击者佟德麟、扈志刚等老人，开五次座谈会，详细了解“七七”事变时双方驻军、作战地物等具体情况。多次访问专家、学者和永定河管理处的老河工，了解卢沟桥的历史沿革、永定河的地物地貌。
经过几年的调查整理，先后编辑出版了《卢沟桥文集》《卢沟桥事变战场考》《七七事变》专辑、《北京名胜词典》《卢沟桥碑文录》《卢沟桥简介》《武俊碑与宛平城》，以及金振中、洪大中、王冷斋等人的传记等大量专著、文章。
采访整理有关“七七”事变抗战资料237册共150万字。所有这些，都为全面了解“七七”事变真像提供了较详细的第一手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