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听说，这13个棉花姑娘一直把报纸藏在家中，一个叫李淑荣的姑娘还把报纸放在口袋里好几年。遇到有干部反对“包产到户”，她就把报纸拿出来示威。20年后，我重访时见她们仍然保留着这份报纸，说关键时候能镇邪，乡里人不敢找她们事。
《棉花姑娘的喜悦》是中国农村分配政策兑现最早的图片报道，后又为《中国青年报》、《解放军报》及其他国内27家大报采用，被评为1979年新华社获奖新闻作品。这则图片报道所揭示的黄桑村的一幕，是中国农村改革初期基层斗争的生动写照，从中可以看到早期改革进程的艰难曲折。
这个报道在我个人新闻生涯中，可以说是一次突破，多年以后回望，我都把这个报道视为自己新闻生涯的转折点。从部队到新华社工作，我还保留着紧跟政策、按图索骥的采访习惯。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新《六十条》(《人民公社管理条例》)，是整个中国农村工作的纲领，也是新闻界宣传农村工作的纲领。我把《六十条》单行本带在采访包里，随时翻看，一条一条对照着搞报道。乍暖还寒的中国现实，虽然混乱依然，但是新的变革已经显现。我所写的“大寨县”报道稿却被成批退回，退稿单上的一行字十分显眼：“政策不是图解，而是实际生活反映。”《棉花姑娘的喜悦》终于让我意识到，最富有生命力的新闻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而不是来自文件精神或者是衙门的介绍。也就是从这时候起，我完成了自己的思想蜕变，由眼睛朝上转为眼睛朝下，坚定地走上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的道路。
第二节蹲在鲁西北平原
一、第二次翻身 第二次解放
我投入到农村改革采访要感谢一个人，此人便是后来成为新华社总编辑的南振中。我刚到山东分社时，南振中也是跑农村的记者，年长我10岁。1977年到1981年的5年间，我们两人常一起下乡调研。南振中爱读书，采访作风深入而细腻，每一篇稿件都写得一丝不苟，特别是以小见大的表现方法，令其文章颇具说服力。他常常得到穆青的表扬，新华社也常抽调他到总社开农村报道座谈会。因此他对中央许多新精神知道得快，对上层关于农村改革的动向了解得早。每次从北京回来，南振中常把记录本拿给我看，传达的基本上多是胡耀邦、穆青与杜润生这三个人的讲话。不仅开阔了我的视野，也引导了我调研的方向。我下的农村多，看的现场多，便经常把从农村带回来的故事讲给南振中听，与南振中一起分析。我们这种交流是“上得天光，下接地气”，搞起报道来，心里特别有底，几乎是“百发百中”。
1980年的秋收时节，是检验“包产到户”责任制实际效果的时候，整个社会都在关注农村形势。
这一年10月17日，我取道德州来到夏津。出德州不远，便见到公路两边棉花竞相开放。到了夏津汽车站门口，映入眼帘的是望不到边的卖棉车，车挤着车，人挨着人。我抱着相机包从人群中朝前挪，常常要从棉花车上爬过去，粘得满身都是雪白的棉花。从汽车站到县委仅仅三里路，爬了两个多小时。
第二天上午，为了拍摄棉花丰收场面，我爬到收棉站30多米高的水塔顶上。棉叶枯黄，落了，留在杆上的都是雪白的棉花。展目四望，眼前简直是雪铺的大平原，土地被棉花盖得严严实实，几乎看不到黄土。横贯东西的马路和伸向南北的六条大路，都被卖棉的车队排满，像六条银色的河流汇向县城。眼下的银山都是几天内拔地而起的，去年40天才收购50万斤，而前一天在一天之内竟达到70万斤。远处农民拉着地板车，用竹竿撑起一块白布，让风推着棉花车，像一只只小船在棉海里缓缓行驶。蓝天之下，尽是银白，场面极为壮观。
“没见过”、“没有过”、“没想到”，人们以这些话对形势进行描述。一年之间，荒地变棉海，农民多年愁容变笑脸。
我望着这秋收图激动不已，忽然听见下面有喊声。我低头一看，是个戴白毛巾的老汉：“你多照几张，告诉党中央，俺农民翻身啦！”我招招手，表示听见了，内心也为农民这兴奋的情绪和飞扬的神采而高兴。
下了塔，一下被群众团团围住。有人问：“你是中央派来看俺大丰收的吧？你告诉党中央，俺日子好过了，不吃救济粮了，不给政府添麻烦了。”有个40岁左右的妇女手里拿着刚卖棉得的1419元钱的收据直擦眼泪。她指着身上缝有十几处补丁的衣服说：“这还是俺结婚时做的，二十多年没做新衣裳了。结婚时是一间房子，现在还是。打入社起，哪见过队里分过一个钱呢。俺没能耐，使孩子们受罪了，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呀。”说着抬起缀满补丁的衣袖擦着泪，竟像孩子似的抽泣着。在场的群众很久没有说话。过了许久，一位老大爷才擦擦眼眶说：“政策早来两年就好了。”
当时，在鲁西北棉区到处传播着这些振奋人心的消息。
“没见过”、“没有过”、“没想到”，干部也以这些话对形势进行描述。一年之间，荒地变棉海，农民多年愁容变笑颜，是什么力量带来这人间奇迹？入夜，我辗转反侧，无法入睡。干脆起身，在夏津县招待所铺着青砖的院子里，来回踱步，想着白天的所见所闻，心想应该把乡下的情况如何向编辑部汇报，让编辑与他一起分享这欢乐。于是，我深夜在灯下给编辑部写了封长信：“不管城里人怎么说这件事，乡下人的事实已经告诉我们，推行农业责任制已经为农村带来巨大的变化，这是一场激变。作为新闻工作者，我们不能不为农村的情况而兴奋。任何一个人，如果到农民中来走一走，看一看，一定会得出一个相同的结论，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子是走对了。农村大有希望，中国的发展前途也大有希望。”
后来，编辑部把我的信读了，还讨论过。我知道了，心里很高兴。编辑掌握着我们稿件的“生杀大权”，他们思想通了，我们在前方打仗的记者就更有勇气了，就更加有劲头了。
二、媒体突破坚冰
那时候，在鲁西北农村调查，每天都有一些新东西在撞击着自己胸膛，而这些东西总是以生动的故事进入自己视线的。茌平县杜郎口公社李寨村的一个小插曲让我心情久难平静。
当时丰收后的李寨村村民聚在一起舞龙灯，场面很热闹。新闻科张宝海、杜长之带着我到李寨村时，群众们已在场上舞开了，我拍了几张照片后便爬到房顶上，想拍张大场面。拍了几张，舞龙人步伐越来越慢，后来干脆坐在了地上。我站在屋顶上，风朝我这边来，凉得直打哆嗦。这时张宝海跑过来说，这帮人都是老头，村里30年没舞龙灯了，还是土改那年舞过，现在的年轻人都不会舞，这些老人就是土改那年舞龙灯的一帮人。土改时舞一次，“包产到户”又舞一次，整整30年，是个好素材，一下子唤起了我的兴奋点。我马上下了房顶，与瘫坐在队场上休息的老人们聊起天来。
一个叫李庆华的老汉讲起土改时那一次舞龙灯的情景。当时每家都分到十几亩到四十亩地不等，工作队把土地证发给他们，这12个贫苦农民都掉了泪。祖祖辈辈没有土地的农民有了自己的耕地，大伙都想乐一乐，于是舞起了龙灯。自从互助组后，硬要大伙牵牛入社，日子一年过得不如一年，想乐也乐不起来。后来“包产到户”，23年没有分过一分钱的李寨人从队里人均分到现金120元。粮也有了，钱也有了，老百姓又过上解放初的好日子。李庆华激动地说，这是第二次解放，第二次翻身啊！
“第二次解放，第二次翻身！”我与张宝海相视一笑，都体味到这句话的含义。张宝海说“又翻身了，还不舞欢些”？老人们一个个爬起来也不掸衣裳，说声“加把劲，把三十年的力气都使上”！举彩球的李庆华引龙头，忽儿贴地而行，忽儿俯首直扑，忽而陡昂头，引得围观的群众眼珠不停转动。陡然间，李庆华高喊“翻身了，解放了”！其他老汉也一齐跟着喊“翻身了，解放了”！这是1949年冬天他们齐声呐喊出来的。30年后，他们再次喊了出来。
李寨村的农民把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看成是“第二次解放，第二次翻身”，是他们对自己生活质朴的感受，也是理性的归纳，更是整个中国农村生产力发展实况的写照。李寨农民的“第二次翻身”，喊出了时代的最强音。从1979年到1984年中国农村发展的历史证实了农民的预感，并为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所肯定，称之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新华社编辑胡颖是专门搞理论的，他写出文章对《十二老汉舞龙灯》作出高度评价，认为这是我鲁西北摄影报道的“点睛之笔”：
“画面上龙身虚了，有人看了感到遗憾。但这正体现出记者大胆创新的意图，他抓住真情实景的霎那间，大胆构思，敏捷决断，让游动的龙肚处于画面中心，晃动的老人撑于底下，龙身优美的曲线穿过大半个画面后，弯颈又昂起的龙首，穿过龙体，与右侧的火球相照应，这在耍龙灯的照片中可算是别具匠心之作。游动起来的虚影与龙身的曲线使画面生气动人，而舞龙灯的又恰恰是平均年龄63岁的12个老人，欢情快意跃于画面，30年不舞的龙灯又舞起来了，这正是农民第二次翻身喜悦心情的显露，虽不见人面，却也能看到农民内心的兴奋。这幅照片自然、生动的美是对常见的四平八稳构图完整的图片是一个突破，可见李锦创新的愿望与尝试。”
我回到济南与南振中会合后，二人决定兵分两路，继续到菏泽、德州、惠民等地采访，面更宽一点，以掌握足够的发言权。元旦前，两人一起赶赴北京，到新华社六号楼住下后便直奔《人民日报》农村部送稿。当时新华社分社与《人民日报》记者站是一家，分社记者同时也以《人民日报》记者名义发稿。我们把农村情况向“李老太”汇报。“李老太”叫李克林，是《人民日报》农村部主任，对农村改革情况很关心，也很支持。我把《十二老汉舞龙灯》等故事一个个讲出来，讲得生动感人，最后南振中再加以归纳。李老太当即决定采用我的一组题为《党的政策好，农村喜洋洋》的四张照片。没想到第二天，照片被撤了下来。我问为什么，对方称“领导不同意”。我急了，问为什么不同意。对方摇了摇头，南振中也立刻中止了我的质问。
后来南振中了解到，原因在于一位副总编说了句“不能给白如冰涂脂抹粉”。白如冰是当时的山东省委书记，对农村改革持观望态度，属于思想不够解放的领导。“文革”结束后没有被换掉的省委书记只有他与河北的刘子厚。我一时性子上来，就与李老太说，农村改革是老百姓干出来的，同白如冰没有多大关系呀。李老太笑着说，我与你看法一样呀，小李。当时南振中的心情更沉重，他写的长篇通讯《多年愁容换笑颜》还没有出手，也被压了下来。
到了1月8日，山东分社社长宫敬之传来消息，称中央领导人在进京路上到了山东菏泽，肯定了一年大翻身的变化，对“包产到户”表了态。南振中与我拿着电话记录又跑到了《人民日报》。李老太看后心里有了数，与总编辑沟通一下，当即让南振中代《人民日报》写一篇评论员文章，题目为《振奋人心的消息》。两天后，《人民日报》刊发了南振中的通讯与我拍的照片。自这组报道起，坚冰打破，《人民日报》开始大规模公开报道家庭联产承包了。
三、那个时代的亲民
1981年，有一个突出的现象在冀鲁豫平原农村出现，这就是“鲁棉一号”的出现引发农民学习科学技术热潮的兴起。这是中国农民生产积极性爆发后，在生产力领域的大进军，也是生产关系调整适应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成功杰作。
散发科技传单的茌平县副县长丁诺，被急需科技传单的众多棉农团团围住。可见农村干群关系的新变化以及农业发展的新动向。
一天，我随有“棉花县长”之称的茌平县副县长丁诺，到集市上为群众讲授棉花种植知识。讲完课后，有一个熟悉丁诺的农民说，“你讲的俺听不全，也不会记，小孩他娘也想听你的课，没空子来。你把明白纸给俺带回一张吧。”丁诺从准备发给社员的科技传单中抽出一份递给这位社员。没想到这张传单还没有接过来，半途便被人伸手截走了。丁诺又拿出一张，准备递过去。顿时，几十双手都伸向丁诺，群众喊着“给俺一张”、“丁财神，给俺一张”、“棉花县长，我要一张”，场面极为热烈。我想拍张照片却被要传单的人流挤到一边，正在着急无法拍照时，一个小伙子架着自行车来抢传单，我拉着他的车把说，你别动，一会儿我替你要一张。我迅速爬上自行车后架，连续按下三次快门，接着就被人潮撞了下来。
我采访那么长时间，第一次遇到这么生动的画面。在推敲这幅图片说明时，围绕“棉花县长散传单”这七个字琢磨了很久。
正是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激发了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他们以空前的热情投入到劳动中，以“科技传单”为象征的科学技术成为农民最为向往、最为渴求的东西。农民要传单表达农民正向科学技术进军的实质内容，可以感受新的生产力的形成过程。众星捧月式会聚式的构图，可见农民“抢”的心情与渴求的欲望。反过来进行思考，我们便可以进入另一重境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政治路线重要内容便是决定全党工作重点从大规模群众政治运动与阶级斗争转到生产建设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