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看着毛泽东没有说话。“到南方去作战，我们有不利条件：那里最广大区域还处在国民党统治之下，我党的组织还不强大，群众还没有发动；在这种条件下，军队的给养在头一个时期将遇到许多困难；大城市夺取容易，但掌握它则较掌握北方诸城要困难得多。”毛泽东连吸了两口烟后，继续说。
毛泽东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到了地图前，看了一下地图，把烟头往地下一扔，用脚将其碾熄，回过头来说道：“可是我们也有许多有利条件啊！比如，国民党军队已经没有主力了，我们则有强大的军队；国民党的威信已经丧失，特别是当南京和武汉被我们夺取之后，它将更加威信扫地，我党则有极高的威信；南方有许多老革命根据地，现在又有许多游击部队和游击区。这些都是有利条件。”毛泽东一边说，一边扳着指头。
大家全神贯注地听毛泽东的讲话，刘伯承见主席此时稍有停顿，便开口问道：“主席，美国有没有可能出兵？”
没等毛泽东回答，陈毅司令员抢着说：“即使美国鬼子出兵。我们也不怕。”
毛泽东没有马上回答，而是把目光注视着祖国的沿海地区。停了一下说：“我们要防止美国出兵，要把美国直接出兵占领沿海若干城市，并同我们直接作战作为一种可能性予以考虑，并计算到我们的作战计划之中。这一种计算现在不要放弃，否则事变万一到来，我们就会手足无措。”
停了一下，毛泽东放缓了口气说：“不过，现在美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正在发生改变，已由单纯地支持国民党武装反共，转变为两面性的政策。这即是：一方面，支持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和地方军阀，继续抵抗人民解放军；另一方面，则派遣其走狗混入革命阵营，组织所谓反对派从内部来破坏革命。在人民解放军接近于全国胜利时，甚至不惜用承认人民共和国的方法，以求取合法的地位，实施这一‘内部破坏’的政策。对于这一帝国主义的阴谋计划，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并坚决地将其击破。”
听到这里，任弼时插了一句：“苏联人对我们渡江作战好像不大赞同。”
“据说斯大林不同意我们同蒋介石再打下去，他的全权代表罗申大使还在南京，同国民党政府来往频繁。”刘少奇接了一句。
毛泽东略一思虑后把手一挥，大声地说：“不去管他们，我们中国人走自己的路！”
“对！”大家异口同声地说道。
3月，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西柏坡召开，会议开了8天。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委员34人，候补中央委员19人。
毛泽东在5号这天的会议上作了报告。
6日上午，分组会上，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人正在讨论毛泽东的报告，毛泽东走了进来。众人纷纷起身，给毛泽东让座。
毛泽东坐下后问道：“诸位，我们就要取得全国胜利了，你们对今后的军事形势有什么看法？”
心直口快的陈毅回答道：“主席，您在报告中指出，今后解决国民党军一百多万人的方式，不外有天津、北平、绥远三种。可是，如果我们同国民党和谈成功，如何处理国民党的军队呢？”
毛泽东语调平缓地说：“我们希望全国和谈成功，不过啊，对国民党不能抱有过高的希望。蒋介石是不甘心失败的，他不愿意放下手中的枪。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国民党中已经有许多人不愿意打内战了，所以我要说，今后全面和平即使不能成功，但局部的和平还是存在的。你们对各种问题要灵活掌握，争取多用北平方式解决敌人。”
听到这里，邓小平说：“主席，您在报告中指出，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又是一个工作队，特别是在南方各地用北平方式或者绥远方式解决问题的时候更是这样。您的这一席话对我们渡江作战很有指导意义。”
毛泽东笑了笑，用手一指陈毅说：“是陈毅逼出来的哟，他上次来向我们要干部，我们哪有那么多的干部。现在为你们南下，好几个月才准备了5万3千多名干部，远远不够用啊！”
陈毅也笑了起来，他说：“听了主席的报告，我觉得人员够用喽，我们有两个野战军，再加上地方武装，有100多万人呢！”
大家哈哈笑了起来，停了一会，毛泽东稍显严肃地对邓小平和陈毅说：“你们两个野战军要随着战斗的逐步减少，慢慢地实行这种任务的转化。我们过去是用乡村包围城市，从现在起，我们要开始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你们到南方去作战，要先占领城市，后占领乡村，最后解放全中国。”
四、和谈作幌实备战
1948年12月31日，夜幕刚刚降临，在国民党政府所在地的南京黄埔路上，总统官邸内外张灯结彩，一辆辆高级轿车鱼贯而入。身着高级西服和晚礼服的达官显要来来往往，新年的气氛十分浓烈，但人们的脸上少了几分新年的欢乐，多了几分对时事的忧虑。
晚7时左右，随着副总统李宗仁，行政院长孙科，立法院长童冠贤，监察院长于右任，以及国民党中央常委张群、张治中、邵力子、陈立夫、谷正纲、张道藩等，参加蒋介石举行的除夕便餐的40多位嘉宾全部到位。
晚餐虽然十分丰富，但大部分人都没有胃口。在整个就餐过程中；没有欢声，也没有笑语。
除夕就餐结束后，蒋介石发表了讲话，他的语调非同寻常的低沉：“现在局面严重，党内有人主张和谈，我对于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不能不有所表示。现在拟好一篇文告，准备在元旦发表。现在，请张群先生读一遍，征求大家的意见。”
张群接过文告，清了清嗓子，大声念道：“处此国家危机，我唯有对我的领导无方引咎自责，有负国民付托之重，实不胜其惭惶悚栗。”
“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则我个人无复他求。中正（蒋介石）毕生革命，只知为国效忠，为民服务，实行三民主义，从而履行一革命者之神圣任务。只要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
两千多字的文字，张群一口气读完。蒋介石的这篇文告，令许多人始料不及，所以文告念完后，全场一片沉静。
蒋介石耐不住寂静，停了一会，见无人说话，便问坐在右边的李宗仁：“你对这篇文告有什么意见？”
李宗仁没料到蒋介石有此一问，匆忙答道：“我与总统并无不同意见。”
这时，社会部长谷正纲坐不住了，大声叫道：“总统不能有下野谋和的意向，否则会对人心士气发生重大影响。”
他的话音刚落，就有人发表相反的意见。
谷正鼎、张道藩发言支持谷正纲的观点。反对派则要求蒋介石早日下野，以利和谈。两派立即展开了辩论，争论不休，整个大厅沸沸扬扬。
蒋介石看着这些党国的精英们如此吵闹，气得两只眼珠子都瞪了出来，他原期望在他做出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之后，他的嫡系、他的心腹，乃至党内的其他人士会挽留他，以便帮助他度过这场危机，给国内和美国人造成一种“不是他蒋介石不愿引退，而是他的部下、党内的同志不让他下台”的印象。
但蒋介石失望了，联想到白崇禧在武汉逼他，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河南省政府主席张轸以及湘、鄂、豫、桂四省的参议会议长等通电要他下野，改弦更张，甚至提出“非蒋下野，不能和谈”。现在居然有人当着面要他下野，他岂能容忍，憋了数天的怒气终于冲天而发：“我并不是要离开，只是你们党员要我辞退；娘希匹，我之愿下野，不是因为共产党，而是因为本党中的某一派系。”
临走时，他向张群抛下一句话：“有关我下野的一句话，必须列入文告！”说罢，恼羞成怒的蒋介石愤然离席，留下客人扬长而去，40多个党政军大员面面相觑，不知所措。
1949年1月1日，蒋介石极不情愿的《告全国军民同胞书》——元旦文告发表了，在提出一系列条件的基础上，愿与中共进行“和谈”。蒋经国在当日的日记中写道；“父亲近曾经密考虑引退问题，盖以在内外交迫的形势下，必须放得下，提得起，抛弃腐朽，另起炉灶，排除万难，争取新生。”
1月6日，蒋介石总统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