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很清楚，自己在乡卫生院急诊室的长椅上干坐一个下午。母亲和医生不断走到我面前，问我哪不好受么？我很困，眼睛有点睁不开，便指着脑袋说：“这疼。”所有人都很困惑地看着我，这让我觉得不应该这里疼似的。
我醒过来已是第二天一早，熟悉的环境让我变得轻松很多，我躺在家里。母亲在我身边干坐一夜，她看我睁眼，又问我：“哪不好受？”
我没有说话是因为搞不清该说哪里不好受。庆幸我没有死于蛇毒，那次经验告诉我，也让我至今不怀疑，比死更可怕的事是等着死。
四、姥爷与驴
在七十年代，驴是马州人眼中的奢侈物；在七十年代的马州，能够接触到驴的人很少，能交易一头驴的人就更屈指可数了。在七十年代的马州，那些关于驴的交易都发生在石榴河畔的牲口市上。我们村一个上年纪的老人曾手戳着一片建筑废料回忆出了这个市集的准确位置。在他的浓重方言里，集市似乎仍平静地杵在菜市和小商品市的外围，或靠树林，或搭河岸的地方。对比我们对乡村集市早些年的繁华盛景，它偏安一隅，又意义别样。
一九七二年夏天，马州集市靠河的这个牲口市上出现了两个之前完全不认识的男人，他们结伴而行，窃窃私语，时而严肃，时而开怀。一个身穿的确良上衣，一个嘴是歪的。歪嘴汉子后来止步了一会儿，紧接着又跟上的确良上衣的老头，他一边用那张歪嘴不停说话，一边扭头看向驴叫声传来的地方。老头神情始终保持严肃。最后，他们在一面土墙前站住了，午后的阳光在他们俩的影子上照出一层毛边儿。驴叫声停止了。不远处一个树上拴着一头驴正呲着牙，朝他俩呼出热气。从那满口的新牙、捋顺的皮毛就可以判断出这头驴之于当时牲口市的性价比无疑是最高的。它的年少和强壮显而易见。它的主人，也就是这时土墙前的歪嘴汉子显然洞悉着一切。自从开市后，他身边总是人来人往。歪嘴汉子的手一直缩在袖桶，眉头在探问的人走后，又放开，而在又一个人把手伸进袖桶里时，迅速紧缩——这一幕被我认为是马州牲口市上最为动人的一幕。这一幕的参与者之一就是我的姥爷。那身黑确良上衣在我母亲的印象里一直穿到他去世。在那之前的每一个夏天，这件上衣都会在村里田间出没。我姥爷当时在生产队里赶大车。那次，他受队长重托拿着队里的积蓄去买驴。不是说，手离了袖管，把驴牵走，这事就完了。在那个时候，有的事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的横生枝节。姥爷买回驴后，每月两次赶饭口到牲口市上，专门请歪嘴汉子到家里来吃酒。土墙前的一遇让他们经历了怎样的一次相见恨晚啊。一九七二年的这个夏天，姥爷回到生产队时已是夕阳西下。村子距离集市一两里路，我姥爷又是上午出发，让人想不通一个寡言的人一下午都在说什么。平时，问姥爷事，一般都是“哦”。征求意见，不同意一般都是“扯”。同意就“哦”一声。由驴的事情引出了两家人的走动。逢年过节，走村、过街多了个熟悉的门可进。生产队长和我姥姥也觉得不可思议。
记得我母亲说，她跟歪嘴汉子，叫叔。叔进到村里，见人常说：“来看看驴。”姥爷则一脸严肃地感叹：“怎么能说看看驴呢？”在场大笑的社员都知道驴是这个朴素的友谊故事的起点。我母亲还说，歪嘴汉子和姥爷拜把子成兄弟的那天特别冷。不料，晚上大雪封门，一堵三天，他们在火炕上又聊了三天。歪嘴汉子后来一走，姥爷再也没有跟家里人、村里人说过一句整话。直到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号，此人死于大地震中，两家断了往来。
五、袖筒与秘密
在我姥爷买驴的七十年代，交易不仅是易物，也是打交情。一个“打”字里藏着多少力量，在两颗心之间，具体到我姥爷的故事就是，两个袖筒，两只手，十个手指之间了。
现在，我们马州有的地方也把“还价”称为“打价”。据我所知，这个词大部分时候用于口头。而“打指”是一种在我们马州牲口市上的特殊现象。他们把“价”藏在袖筒，掐在手指上，捏七，卡八、钩子九，都是当时的叫法。我经常在想，一说讨价还价只剩俗气，可变成两人袖筒里的秘密陡然就高级起来。由此及彼，再想一想他们杵在一面朝西的土墙前，旁边时而有人路过，或提几只鸡，或牵一头羊，行色匆匆，日上树头，林间鸟飞鸟回，没人注意到他们滑稽的样子。就像手牵手。
乡村集市上的人变得面目模糊，叫卖声变得相近的血腥。很多时候，我在熟悉的地摊前走过，人物已变，从声嘶力竭的叫卖声中，听到的是“跳楼价，大出血”、“清仓甩卖”听完，摸摸自己的心，只剩惊悚。
我的记忆里怀念的是“这有一匹好缎子，要不您过过眼？”“这书我看了，还行，可以拿一本。”一方面说买卖，一方面说事。后来，买卖就成了事，事里就有爱憎、有心情，越聊越温暖。
以至于后来，一到集市，即使不买什么，我也总是去看看那人，听听他说话，感觉是去见一个朋友。我在乡村集市上结识了很多这样的老人。早几年，夏天赶集，因为人多，到了集市，有点中暑发热一阵空白，想不起要买啥。于是，穿过人群，在他们的地摊前一坐，说着说着，很多事逐渐清晰了，才道个别，再去买菜买物。现在，我打听到的总是他们去世的消息，或者有的也只是在家养老，没了他们的乡村集市面临着荒腔走板，至少于我心中，那些地方回到了惊人的陌生中。
六、大事与小事
超市在马州新兴那几年，我曾遇上一个年龄稍长的妇人，身穿名牌，一副城里人打扮在超市和一个服务员争吵。小姑娘话语尖刻，捍卫价格，妇人誓要打折的样子，看起来有些像泼妇。可是她有错吗？在某种环境下的惯性，促使她忘记这里的空气，是空调吹出冷风；这里的地面是明亮的瓷砖；还有这里的人穿戴一致，言行经过培训，看上去都一样保持着不真实的笑容。
这种尴尬在于我们在应该遗忘的时候，忽然地想起。我周围有不少这样的人，包括我自己，有时拿起一件东西也想问能不能便宜？有时，知道不能便宜，仍禁不住试问。“不能便宜”从售货员嘴里说出，传回耳朵，最初还曾是一种难受。后来，我假装认同这些事。至少在一些地方，假装的人多了，就不再分得清伤害。
一些城里的朋友不能理解我的言论，更不屑于乡村集市。他们看到我买回来的书又相当渴望。为什么不去？我觉得，可能是装得太久了。他们大部分是乡村出身。后来，高楼、商厦、超市楔入他们的生活。其中几个人跟我去过几次乡村集市，却在乡村的朴实面前，显得十分尴尬。
我在回来的车上跟他们说，打价不重要，醉翁之意在乎的是别的。对方好像不懂，我也作罢，干脆不提下次再来。在有些地方数字真不重要。如我的经验里打价买书是数字增减，卖书人非要送我一套书的事又是什么？这样的事情总有发生。还有，姥爷买驴收获了一个能和他说上话的拜把兄弟；姥姥买布不仅买一块布，还学了一件褂子的新做法；我姑奶更厉害，以逛集为主，却经常在集市上扮演包公的角色，处理买卖双方的纠纷……按我城里朋友的话说，这是奇闻异事，叫人难以置信。
七、驴与书
值得一提的还有几天前，我们在朋友的书店闲聊，刚好聊到这些如今看起来难以置信的事情。大伙都怂恿我做一个纪录。忽然，听一个顾客在柜台前问，能便宜不？当我听到售货员面对“打价”淡淡的回答，特意留意了一下他脸上的表情，和我想象中一样，是有点怅然若失的。不过，他依旧抱着那几本书不肯放手，又摸索了一会儿，才交钱离去。
这与一九七二年夏天马州牲口市旁土墙前的一幕，几乎代表了两个时代。各自动人，我看到他一边走着，一边摸索着那几本书，他是爱书的，他是舍得的，就像我姥爷牵着驴，一边走着，一边摸索着他的鬃毛，彼时看着他们的应该是歪嘴汉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