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瑞之死，责任先自负，见了凤辣子眼珠子都不转了，其犯罪动机，铁板钉钉，可供呈堂，给老爷验明；此后奸情未遂，却日思夜想，自害了相思病；害了相思病，是自找的；要自找，还可以去自找医生嘛；他却不去看医，也不另去相亲，只是心里想着凤姐。有动机，还有动作，“指头儿告了消乏”，镇日里闭门不出，干着好事：独坐书斋手作妻，此情不与外人知，若将左手换右手，便是倚妻再娶妻。相思过度，哪能不伤身体？
凤辣子要对贾瑞之死负责，顶多负伯仁之责，也要须负伯仁之责。嗯，说来，凤辣子在处理贾瑞单相思上，手段未免过分了些。熙凤平时骚又骚得很，贾瑞想她她又不肯。不肯就不肯嘛，她却又设了个局，月上柳梢头，设局粪桶后。将贾瑞诱至窗子底下，“心里正盘算，只听得头顶一声响”，什么响？“哗喇喇一净桶尿粪从上面直泼下来，可巧淋了他一身一头。”正是入冬时节啊，这不搞出病来？
这就是《红楼梦》中的《王熙凤毒设相思局》。这局设得够厉害，但仔细想来，“毒”字用得过了，“辣”字倒还差不多。凤辣子要毒死贾瑞吗？好像没安这般心思，她想的是给贾瑞一个教训，让他死了这份心。这也可理解，嫂子不跟你玩，你却老是来骚扰，嫂子有权给你点厉害瞧瞧。
说王熙凤这招不毒，只是有点辣，这也符合凤辣子一贯行事风格。说她不毒，更是与跛足道人相较而言。跛足道人那才是真毒呢。凤姐知贾瑞此后害了病，并不知其将死。跛足道人却了然，贾瑞这般淫心不死，定使人命无救。他却以大救星面目来，并告：“你这病非药可医，我有个宝贝与你，你天天看时，此命可保矣。”是甚玩意？就是风月宝鉴。
跛足道人真是反腐反淫的行家，他确乎找到贾瑞病症了（不用行家，凡人也都知道贪淫病症在哪），那就是贪心，那就是淫心。贪心淫心人人都有，荀子说了嘛，人之初性本恶。问题是，贾瑞害了贪淫之心，如何来治他。“这物出自太虚幻境空灵殿上，警幻仙子所制，专治邪思妄动之症，有济世保生之功，所以带它到世上来，单与那些聪明俊秀、风雅王孙等照看。”这物之出自，说得神神道道，不就是说这宝鉴来自社科院来自研究所来自象牙塔，是肉食者研制的吗？这物之对象，说得明明白白的，是专给社会精英的。
这宝鉴，是社会精英专制的，我要嗤声鼻，嗯，肉食者鄙；这宝鉴，是专给社会精英制的，我要点个头，嗯，肉食者鄙。凤辣子到我这来过吗？到你那来过吗？她没到我们平民百姓这来嘛，她只在大观园里呆过。声色犬马，酒色财气，这般诱惑，多半是风雅王孙才遇得到的，是得专与他等研制“资治通鉴”与“风月宝鉴”，来防范其犯贪犯淫之罪。
跛足道人研制的这般制度性防淫反贪，防得了淫反得了贪吗？怕只能让人更想贪，更想淫。不错，设置看上去是好的，反面给了警示教育，“向反面一照，只见一个骨髅儿立在里面。”嗯，不错，法庭也设了；监狱也设了；还辟了一块乱草岗；在寸土寸金的京都，还专安排了一处菜市口，那里可镜照“一个骨髅儿立在里面”，吓人得很。贾瑞去接受警示教育，回来也写了受教心得：“如何吓我？”
另一面呢？“便将正面一照，只见凤姐站在里面招手儿叫他。”金子摆在那，银子摆在那，房子摆在那，车子摆在那，女子摆在那，美人儿还光着屁股，挤眉弄眼，搔首弄姿，这诱惑谁能忍得住？这些诱惑更是没人守，连防盗门都没安一扇，就那么直接接的，赤裸裸的，没遮没拦地，摆在风雅王孙面前，有几人坚心如钢，把持得住？
问题不但是有诱惑——凤姐很漂亮，这不是凤姐的错嘛——问题更是，跛足道人把宝鉴一放，他就不知去哪个鬼地方了——好比把干部送到欢迎会上，他一屁股就走了，由着贾瑞在那耍把戏：“贾瑞心中一喜，荡悠悠觉得进了镜子，与凤姐云雨起来。”贾瑞要进镜子里去，谁管他？他想进就进，想出就出，镜子在他一人手上，他拥有进镜子的绝对权力，却没一人来监督，你说他不会犯事吗？
凤姐本不淫荡，凤姐除了对她老公莺莺燕燕过，还向谁咿咿唔唔过？凤姐本不淫，跛足道人叫他淫，把凤姐改造成了潘金莲。问题还不在这。跛足道人把整个人生规划为两端，要么骨髅，要么美人；要么洞房，要么牢房。这是我们的生活常态？跛足道人并没将制度设置建立在常态生活之上。在任时，由着风雅王孙胡作非为：美人，上；金钱，上；酒局饭局，上。出了事，便捉了他进去，法庭，上；牢房，上，乱草岗菜市口，上。贾瑞犯事多次，“到了这次，刚出镜子来，只见两个人走来，拿铁锁把他套住，拉了就走。”前几次呢？为何不安排两个人守在宝鉴边？全让王孙自觉，不让王孙他制，这是甚鬼宝鉴？
一面给风雅王孙天堂，一面给风雅王孙地狱，就是不见常态生活。高的那高，低的那低，果然跛足厉害。足跛不是跛，心跛更厉害：把无数的更无穷的诱惑，摆放那里，不予防守，让人想进便可“荡悠悠进镜子，与凤姐云雨一番”；又设置了无情的又无底的深渊，设置那里，先前不管，不晓得哪时差人来，“将他套住，拉了就走。”跛足道人这宝鉴局，比凤辣子那相思局，谁更毒？跛足道人成功在于，将人设进局里了，功是他的，他“有济世保主之功”；罪是贾瑞与凤辣子的，与其宝鉴制度没一丝关系：“谁叫他自己照了正面呢？你们自己以假为真，为何烧我此境？”说着，“抢了镜子，眼看着他飘然去了”，拍屁股走人了。
害死了人，却以治人自居；出了事，可以飘然而去。这是世上最高明的局哪。
道理·道礼·道戾
司马光与王安石曾是同事，都算是大宋重量级人物，想来不曾被洗脑吧，两人读的皆四书五经，同一本教科书，脑子里都是东风吹，未曾有南北西风吹过，何谈洗脑？我觉得按洗脑这词构成意义来说，先前脑子被装，后来清空，再另装系统，方才叫洗脑吧。不过有点怪，洗脑这词多半是另装系统者对原装者专用称呼——这词语之词源，整不明白，且放一边。
司马与王公思想皆是原装，可是两人理论却是南辕北辙，一个是保守派，一个是改革派。两人脑子分属不同派别，自然也就闹得不可开交，会上报上网上，嘴仗不停，笔战不休。司马光撰《与介甫书》（其实不只这篇，他还写过好几封的），洋洋4000余字，每一字都是一只打火机，点得火起。王公也不示弱，却是了了几百字回音，就了了（王公收到过好几封，只是回这一封），摆明了懒得跟你说的架势——你说两人不闹吗？你说两人没意气吗？闹得很哪，意气得很哪。
两人在闹，在闹意气。不过呢，主要还是在各自讲道理，司马光给王安石改革，四千字讲了四个道理，曰侵官，曰生事，曰征利，曰拒谏；王公呢，四百字反驳四条罪，除却“顺便说几句”，都是不足四十字驳一条罪。你说王公傲慢？也算得上，不过对于改革派来说，王公晓得多说无益，“不争论”。做吧，多做少说吧——成绩是做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
你说王安石是“拗相公”，司马光也不是孬角色，他也是“司马牛”（苏东坡给起的外号）。当年两人各执一是，互不相让。让我们后人来看，怎么样呢？有兄弟曾问鄙人：你是前派？我答不是。你是后派？我说不是。你是中间派？我说不是。那你什么派都不是？我有派。你何派？呵呵，我是正派（吹了个牛皮，阁下且当玩笑）。
不开玩笑，若以正派、不带偏见来看司马与王公之争，那真个得以三七分或四六分来给两人戴红花兼给两人打屁股。北宋的这场变法与反变法，从大方向来说，王公是对的，是蛮占理的，“累世因循之弊”导致“农民坏于徭役”；“兵士杂于疲劳”致使国家“积弱积落后”；理财不得法使得“民不富国不强”，不来一场改革，北宋玩不下去了。然则王公变法，不存在问题吗？问题多多，变法内容多有不切实，变法目的是打破某一利益集团，却又形成了另一利益集团；变法推进中用了不少投机分子与地（痞）恶反坏小（人）。而司马光，大方向错了，他因循守旧，不思改革；不过，他给王公讲的道理，很多还真是对的，如论王公“用心太过”又“自信太厚”，以及“恨知人不明，聚敛太急耳”（王公老弟王安礼），都对。王公若是多听些司马公道理，多听些反对者意见，其变法不至于后来一败涂地。
两人道理太大，其间是非，非我等能说得清楚的。且来说语体吧，翻读王公与司马论争书，发现两人争得厉害，却基本上是文质彬彬的。司马光是这次“道理”的进攻者，不讳言两人“屡尝同僚，亦不可谓之无一日之雅也”（“一日有雅”，意思落在“多日多违”），其开首却是客气的，“光居尝无事，不敢涉两府之门，以是久不得通名于将命者。春暖，伏惟机政余裕，台候万福。”先来一声问候，先致一则祝福，道理的讲法是开骂吗？否，是先致礼。读司马光《与介甫书》，你或许可以读出其中火气，但那是君子脾气，并非村汉骂娘。
王公也是脾气大，然则基本礼性也是要讲的，“某启：昨日蒙教，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虽欲强聒，终必不蒙见察，故略上报，不复一一自辩。重念蒙君实视遇厚，于反覆不宜卤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实或见恕也。”文中火气熊熊烧，到了文章结尾，仍不忘文质要彬彬，“无由会晤，不任区区向往之至”，老朋友，好想你啊，哪天找个机会聚一聚？你不觉得，王公回信很短，却在与司马光“谈情说爱”方面，篇幅很长？
君子有争，不因都是君子而不争，道理是要讲的，不因你是君子我是君子，道理都不讲了。道理都要讲，因自以为道理站在我这边，由此不做君子了吗？对此，梁晓声先生提出了一个新概念，“道理”当是“道礼”。梁先生说，‘理论’之所以为‘理论’，‘论’时的‘礼’是不可不兼顾的。梁先生进而说，窃以为，不骂人也还是能在‘理论’的过程中始终秉持理性的思想原则，是比‘骂人的艺术’更‘艺术’的能力。所以，‘理论’甚至可以提倡为‘礼论’。
以此来看司马与王公之理论，还真是礼论，你看两人出过甚恶言吗？王公没骂司马是皇粪，司马骂了王公是法屎吧。道不同不相与谋，OK，两人各走各的路，老死不相往来，都可以；但道不同则相与骂，比泼妇骂街更恶，村汉骂娘更毒，那就下下了，那就让人怀疑，阁下读过书吗？读书三年知礼仪，您读书三十年，著书三十部，不天天在揩屎吧，那何搞老是粪啊屎的？
道理不说道理，一个劲只是道戾，各持一理，却不说理，只是在扣帽子，只是在打棍子，只是在抡屎橛子，挥粪勺子，这在后世是多的，动不动互相对骂，骂人是贱人是奸臣是奴才是人渣，逼格的，王八蛋的，妈了巴子的……这是道理？这是道戾，不见道理在网上，只见中华大地股股戾气，阵阵雾霾，黑云压城城欲摧。王公与司马后，蔡京与其对立派，便是如此这般，蔡京把与他持不同意见者，个个打成奸臣，给刻碑让其“永世不得翻身”，谓为元祐党人碑，苏轼等人赫然在列，一心想把他们钉在历史耻辱柱上。
将道理当道戾者，谁最后钉在历史耻辱柱上？恰是那些道戾人，恰是那些动不动骂人奸臣的人。历史给做的耻辱柱，刻的是谁的名字？是苏轼，还是蔡京？将道理当道戾的，蔡京最后被定性为奸人；将道理当道礼的，王安石与司马光，我们都高赞他俩是君子。
道理或牵涉到人的理论水平，道礼却关乎人的人文素养，理论与素养谁最重谁最高？其中道理也是很简单，你当不当名人，当不当大人，当不当伟人，是小事；但你当不当人，你连人都当不上，就不好说了。道理对不对，未必当年说得清，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嘛。道礼却是说得清楚的，有没有教养，有没有素质，当年一见可知，后人评判亦可知。
要言之，道理是做文，道礼是做人，做文可不做，做人不可不做，是谓：道礼或高于道理，教养或高于教育，礼义或是不低于主义的。
更正启事：
《四川文学》2015年10期小小说《一地月光》作者为明晓东。特此更正。
《四川文学》编辑部
2015年9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