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杂志四川文学(201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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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章 景阳宫:慈禧太后形象史(12)

第二年,遵照慈禧的旨意,这幅画像被运到华盛顿,赠送给美国政府。1月15日,赠送仪式在白宫举行,时任美国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亲自出席。

这一次,慈禧或许真的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大概从这时开始,慈禧认识到自己形象的价值,并开始对它进行有意识的开发——它不再是描绘后妃优良品德的《宫训图》,或者传统的朝服像,呆板、沉闷、千篇一律。一位垂老的统治者,在油画的光线下,竟然焕然一新,变得“庄严而温和”,“年轻而貌美”。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慈禧喜欢上了照相。在她眼里,照相比画像更加生动和快捷。美国传教士何德兰回忆,有一次,他去美国驻华使馆时,看到两帧慈禧太后的大幅照片,每帧大约三英尺见方。其中一帧是送给驻华公使康格的夫人的(正是她把画家卡尔介绍给慈禧),另一帧是准备送给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像这样的照片,几乎每个国家的驻京公使和该国的当政者都会得到一份。何德兰说:“慈禧太后真精明。她知道自己已被歪曲地描绘了,她知道自己的肖像画得远不如相片真实,所以就想让所有的文明政府都保存着她真正的形象。”[[美]何德兰:《慈禧与光绪——中国宫廷中的生存游戏》,第34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那么,那批后来被藏在景阳宫里的慈禧照片,应当就是在这个时段里被成批生产出来的。这时的慈禧,已经摆脱了她生命中的诸多困局。一方面,几次战争,早已使这个自诩为“天朝”的帝国不再执著于西方人觐见时的“跪拜礼”,开始放下身段,跟世界接触。在中国传教13年的丹比上校写道:“慈禧太后是满族统治者中第一个懂得和外部世界关系的人,也是知道如何运用这种关系来增强国力、促使物质进步的第一人。”[转引自[美]何德兰:《慈禧与光绪——中国宫廷中的生存游戏》,第16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另一方面,她合作多年的朝中大臣,如奕訢、曾国藩、曾国荃、李鸿章、刘坤一等,都已先后离世,刚刚走上权力中心的袁世凯、端方,远不具备挑战她的实力,而她亲手抚养的“逆子”光绪,如今也成了一只“死老虎”。这让她了获得前所未有的“自由”,这样“绝对自由”的境界,正是她经营一生的权力赋予她的。

从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回銮,到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病逝,在宁寿宫,慈禧度过了她一生中最平静的六年。这六年中,不再有步步为营的算计,不再有磬碎帛裂的争斗,也不再有抽筋蚀骨的撕裂与挣扎,她可以充分享用自己的权力,更可以享受向往已久的奢华。就在这时,她或许会突然意识到,权力也有它的限度,有些事情,并不在权力的掌控之内,比如:人心的向背。

当她竭尽一生的努力获得了最高的权力,她才发现,万里长征,她才走了第一步。

在她所剩不多的岁月里,她要完成的任务更加艰巨,比如:收拾人心。

深宫里,她开始注意到世人们投射来的目光。

美轮美奂的照片,就是为那些目光准备的。

她渴望着一种遇见。纵然穿越时空,也不会太过隔膜。

她或许能够预见,在她去世一百年多后,仍然有人会翻找出她的照片,与她对望。

就像此刻的我。

四十

我把90年前在景阳宫发现的那批慈禧照片,在面前一一展开,想看看站立在生命残阳里的慈禧,究竟想对我们说些什么。

与手绘的《慈禧太后观音装像》一样,在照片中,她依旧喜欢把自己打扮成观世音的模样。比如有一张,她头戴毗卢帽,外加五佛冠,每朵莲瓣上都有一尊佛像,代表五方五佛。她左手持净水瓶,右手执柳枝,表情雍容地,端立在起伏盛开的荷花后面,好像她的生命中,不曾有过一丝的哀痛。在她身后,是绘有丛竹山石的布景,正中悬挂着云头状牌,上面用楷书写着“普陀山观音大士”七个字。除了慈禧,照片上还有两个人,一个是李连英装扮的护法神韦驮,他双手合十,两臂肘上捧着金刚杵,宫廷的戏装,此时刚好派上用场,成为他的行头。与李连英的阴沉老脸相对称,照片上还站立着一位俊美的少女,梳着“两把头”发式,穿莲花衣。

在颐和园乐寿堂,伴随着快门的清脆声响,盛装的慈禧一次次在底片上定格。除了扮装成观世音菩萨,还有许多姿态端庄的“标准像”,一幅怀柔天下的圣母形象,照片上方大都写着“大清国当今圣母皇太后万岁万岁万万岁”之类的字样。这些以玻璃底片或干片拍摄的照片,一律人工着色,放大到长75厘米、宽60厘米左右,平整地托裱在硬纸板上,衣纹清晰,肌肤丰盈,至今保存完好。

与这种静态的照片相比,还有一种游湖的照片,场面则宏大许多。其中一张照片,慈禧身穿清服,右手托一葫芦,在无篷船的中央安然端坐,在她的身旁,摆放着一只香几,几上香炉上,插着一个缕空的“寿”字,一幅横签从上面飘出,上面的字,依旧是“普陀山观音大士”。站在她身边的,多达15人,有隆裕皇后、瑾妃、李连英,还有前一张照片出现过的俊美女子,拥挤在一条船上,同舟共济。很多年后,故宫博物院工作人员曾把这组照片呈递在溥仪的弟弟溥杰先生面前,他一眼认出,那个不知姓名的少女,就是庆亲王奕劻的四格格(女儿),在慈禧晚年,她经常不离左右。

除了一部分是对慈禧生活的写实,比如散步、观雪、乘轿,其余皆是她的扮装照(即使是生活写实,摆拍的痕迹也很重)。这些照片,表明了慈禧对于观世音的形象有着深刻的身份认同感(没有看到过她把自己装扮成其他角色)。她不仅把自己打扮成观世音,在她心里,她自己就是现世中的观世音,尽管她从来没有认认真真地观察过这世界的音貌。

她以照片的方式,向世人完成了她的自我暗示。

只是,在那样的时局里,这样的暗示就显得可笑、可怜。

她的国度,江河日下,哀鸿遍野。

四十一

在照片中修饰自己或许容易,在历史修补自己的过错,却是难而又难。

责任如山,怨仇如海,她还是去做了。于是,在她的晚年,这个所有梦想都几乎泯灭的国度里,又出现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政”,它的主导者,正是慈禧太后。像前面已经说过的,这场变革,力度远远大于戊戌变法。于是,在这个没有康梁,也没有了“六君子”的帝国里,书院废止了,大学堂、中学堂、小学堂出现了;

科举废止了,官办留学生出现了;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废止了,外务部出现了;

野蛮的《大清律》废止了,一连串的近代法律(包括《大清新刑律》《民律草案》《公司律》《破产律》等)出现了;

涣散无力的旧军队废止了,引进西方先进武器装备、以洋人为教习、完全按照当时世界先进水平打造的“新军”出现了……

每一项具体的变化背后,都是一连串的制度性变化。

古老而坚固的帝国结构,在一点一点地松动。

在罗兹曼(Gilbert Rozman)看来,这些变化,“比1911年革命更具有转折点的意义”,因为“1905年是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Gilbert Rozman: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1981,the Free Press,p.261;转引自张海林:《端方与清末新政》,第103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这应当是慈禧政治生涯中最具神采的一笔。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传统中国向近代化转型的进程中,慈禧的贡献不容抹杀。

然而,由于我们已经对非白即黑的认知模式习以为常,更对慈禧在历史中承担的反面角色习以为常,使得她所有的功绩,都显得匪夷所思。

至少,慈禧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顽固和保守,甚至在帝国内部,她还是“进步”的,因为她发动的这场改革,已经开始触及帝国最敏感的部位——宪政。

何德兰说:“慈禧太后有一个梦想,梦想在中国实施君主立宪制度。……这遭到了不少阻力,最强烈的反对来自她推翻光绪时自己所在的保守派。保守派把这看成有史以来最疯狂的冒险,竭力来制止这一改革。”[[美]何德兰:《慈禧与光绪——中国宫廷中的生存游戏》,第34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曾经,她所有的努力,都被归结为一场虚伪的“骗局”。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大清的江山,是容不得开玩笑的。到慈禧去世前的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已经公布,谁敢拿着它去欺骗天下?

马勇说:“他们的立宪不是真诚与不真诚的问题,而是必须成功,必须将大清带到现代民族国家,重构国家体制,前提当然是大清国还是爱新觉罗家族的大清国,江山不能易主,但江山必须改变,必须尽快使中国与世界各国处于同一境界和地位上。”“这是中国数千年文明史上不曾有的事情,确实意味着中国有可能脱胎换骨浴火重生。”[马勇:《清亡启示录》,第8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

当然,“新政”的结局,是悲剧性的。失败的原因,一言难尽,重要的一条,是因为改革有一种递减效应,即:相同幅度的改革,进行得越晚,效果就越差。不是改革的道路不对,而是错过了最佳的时机。在历史上,有一些错误可以补偿,有一些错误则永远无法补偿。

这一点,我在《辛亥年》里写过。

终于,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

这早已写好的结局,她的朝代,依然没有逃过。

亡秦必楚,烧毁她的王朝的那把烈焰,依旧来自楚地。

可惜这一切,慈禧都无缘看到了。她把这一副残山剩水,留给了新的叔嫂组合(太后隆裕与摄政王载沣),自己则在宁寿宫中,耗尽了自己的生命。

所有的轻吟浅笑,所有的长夜痛哭,在这一刻都定格了,无法延续,也不能修改。

只有画像和照片留下来,仿佛时间的物质性遗留。但它们是那样的单薄,从时间中分离出来,变成一张张任人评说的脸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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