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定川
恨恨提笔写下这个标题，心头自有无数苦衷。我是一个有五十余年文学创作经历的业余作者，曾经三十年作隆昌县群众文艺文学创作辅导干部，今已年逾古稀有二。这样的背景，竟然没能在《四川文学》发过一篇作品，何其汗颜！何其恨哉！然而《四川文学》却是我一生钟情的刊物。
自第一次接触《四川文学》至今，已经跨越了半个世纪。第一次胆大妄为地向《四川文学》投稿，是踏上工作岗位之后，是到县文化馆担任文学创作辅导干部之后。那时，企望跨入天府文学殿堂之门的梦想如沙漠之于泉水，五十余年过去，然此梦想亦仅梦想而已矣。噫吁嚱，何真恨哉！莫非欲步入此川人文学殿堂大门之难，真乃有如攀登古蜀道之难者也乎？
曾记得，我第一次接触《四川文学》是在我的第三母校。那年，是在中国历史上称做“困难到此止步”的第一年，我读隆昌师范中师二年级。一天下午的课外活动，几个同学邀我去练羽毛球双打。我说我想到阅览室去看课外书，他们便舍我而去。我去到阅览室，没找到诗刊，看到一本刚放到书架上的《四川文学》，很随意地取下来翻看，发现有诗歌栏目。就一边比较专注地读那些诗，一边跟我们在语文课本上学过的诗相比较，觉得这些诗虽然也很有诗意，但似乎没什么激情。那时，我非常欣赏马雅可夫斯基“无论是诗，无论是歌，都是旗帜和炸弹”的名句。这是我第一次与《四川文学》结缘的感受，不料竟成了我第一次向《四川文学》投稿的动因。还造成了喜剧性的效果。这年学代会上，我当选为学生会宣传部长。学校政治办公室主任郭绍政老师负责学生会宣传部工作。他说，宣传部要特别注意搞好树立巩固专业思想，走又红又专道路，做合格的人民教师，优秀的人类灵魂工程师、无产阶级教育事业接班人的宣传。你们要首先起好带头作用，你这个宣传部长就可以把自己的经历和体会讲给同学们听噻！
我这个宣传部长还真够得上典型。我的父亲是长江航运管理局重庆长江轮船公司（原重庆民生轮船公司）工人，共产党员，工会主席。母亲贫雇农家庭出身。我小学时期是首届中国少年先锋队胡家镇二校中队长、大队长，全县除四害讲卫生运动积极分子少年儿童代表，并代表全县少年儿童给全国劳动模范优秀纺纱工人徐银娣献红领巾，与徐银娣阿姨亲切握手，自此以品学兼优誉满家乡小镇。小学毕业升初中，我以全考区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上新办的隆昌五中初六一级，又当上五中首届少先队大队长，首任学生会宣传部长、语文课代表，未满十五岁就被批准加入共青团。不料，毕业时体检视力0.1，属身体不合格，准予参加升学考试，但不属于录取对象。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些，升学考试依然成绩优异，之后收到了四川省隆昌师范学校中师六四级录取通知。通知上写着“备取第五名”这几个字，至今深刻在我的记忆储存库。我写信告诉父亲，父亲很快给我回了信，还寄给我两件礼物。我提前一天挑上母亲早就给我收拾好的行李，背着父亲留在家里的那个帆布挎包，步行四十余里，去到离隆师校约两三里远的外婆家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将行李留在外婆家中，背着挎包去报名。挎包里只装了三样东西：录取通知、父亲送给我的那只长航局重庆长江轮船公司“奖给优秀工会干部”的含五成赤金的金星牌钢笔和《毛泽东同志论教育》那本书。跨进校门，我沿着指路标示找到六四级新生报到处，摸出钢笔和书，垫在窗台上填好报名表，连录取通知一并交给负责新生报名的老师。她接过我的录取通知一看，顿时眉毛眼睛皱成一团，按照当时规定，备取生按名次先后顺序录取，而且须持有学校教导处的入学通知，方可准予报到。她似乎想了一下，把我领去教导处报告请示。时任教导主任张玉英在上下打量我的时候，一眼看到我手中刚才用来垫着填写报名表的《毛泽东同志论教育》，有如发现新大陆一般，惊喜地打一个“哈哈”，接着用南腔北调的普通话说：“不用问了，你看他手头拿的啥样子的书？我在隆师校这么多年了，还没见到哪个学生有这样的书，更没见到过备取生在开校时第一个来报名的。快领他去报名吧。”我就这样戏剧性地成为了隆师校中六四级第一名正式入学的新生，而且在入学的第二年就被选为学生会宣传部长。
听了郭绍政主任的训示之后，我就时不时写一些关于怎样树立专业思想，怎样走又红又专道路，努力准备做合格的人民教师，成为无产阶级教育事业接班人之类的文章。包括我的想法、做法和认识，还引用一些在政治课、教育学课堂上和课本上学到的以及父亲给我买的那本《毛泽东同志论教育》里的佳句，那时被称为格言和警句而不是什么语录的句子。我的文章刊登在学校园地黑板报上和在校园广播站广播之后，得到了郭主任的表扬，校长卢军在校长办公室召见我、勉励我。有一次在校园小道上，我碰见教导主任张玉英，她笑嘻嘻地用南腔北调的普通话叫着我的名字说：“我还真没把你给看错哈！”后来，我从同学口中得知，她和她爱人——时任隆昌县第一中学校长郭海環是南下干部，隆师校长卢军也是。
受到学校最高权威的三个重要领导人赏识，我一时成了隆师校学生中的红人，便有些浮想联翩，想做出更显著的成绩。激情之下，我写了一首诗歌，反复修改斟酌之后定稿，很满意这得意之作，准备用来先在学校广播站口播，再刊登到校园黑板报上（我不仅负责组稿，还是播音员，有捷足先登之便）。转念突发奇想，何不把它投给杂志社，要是刊登出来，岂不更加哪样——那时还没有哄动效应一词。可是投给哪个刊物呢？投给诗刊吧？那是全国级刊物，规格太高，不容易发表，立刻想到我在《四川文学》上读到的那些诗歌，觉得更接近我的水平，而且比那些诗更激情，于是锁定。编个理由向班主任赖长琴老师请假上街，花三分钱买了一个信封和一张信笺纸，趁午眠时间教室里没人，把诗歌工工整整抄写在信笺上。如何落款呢？反反复复想了很久，决定取个笔名，这个笔名直到我退休前还在使用。我像做贼一样悄悄溜进阅览室，找到《四川文学》编辑部地址，写好信封，却不敢再去请假。咋个办呢？看守大门的是原五中教师伙食团厨师，姓廖，家住家乡小镇近郊，老熟人。我跟他说了几句好话，他答应我快去快回。我火速跑到邮电局，花八分钱买一张邮票贴在信封右上角，满怀虔诚地、慎重地将我给《四川文学》的第一篇稿件投进了邮箱，向着《四川文学》神圣的殿堂之门迈出了这妄为之举的一步。
我在不敢吐露声色的漫长等待中度过了将近三个月的时间。三个月里，我对给《四川文学》投稿、企望意料之中和意料之外奇迹出现的念头，已经从激动、企盼、失望而复归平静，之后集中精力准备迎接期末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