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李干诚和赵祥他们一再解释他们这样做是出于破获中共地下组织的需要。可是，赵祥的行为，全室无一人能够证实；就连那个范海根也是一口咬定，自己是什么都不知道的；而李干诚虽说系我委派，但对他偷出绝密文件交给共方；我却是一概不知道的。问钟泽敏，她倒是说几天前李干诚的确借出过这份文件；但看后即交给她归档了。谁想，那李干诚为了取得“陈书记”的信任，竟然一字未改，原封不动地将这份文件偷偷地给复制了一份交给了“陈书记”，这就坐实了他“通共”的罪名。
而且田武他们通过深入调查后，又发现，这个“赵祥”居然在当初也曾被捕过；那个时候，具体经办吩咐小特务们对赵祥搞所谓“交钱放人”的，竟然正是这个李干诚（在那些放人文件上签字的，全是他；幸好当初我留了一手，否则也会脱不了干系的，嗯，好悬啊！）。再加上，首长被抓获后又亲口指认了他们两位均是潜伏地下党。上述这一系列的疑点，引起了荀达愚深深的怀疑。他本来就是一个多疑的人；同时，他也知道，这李干诚上次也与那王秉聪一道参加了“倒荀”行动，本就已被他视为内部的叛逆，就更坚定了他对李赵二人的处置——杀无赦。
5
“误会啊齐主任，这纯粹是个误会！”赵祥一进门就扑到了我的脚下，抱着我的腿，哭诉道。
“哦，这不是共产党上海地下特委的赵副书记吗？”我不无戏谑意味地说。
“齐主任，你救救我，救救我啊！我赵祥对党国是一片忠心啊。此次我纯粹是想放长线，钓大鱼，抓共党啊！谁想那李主任，不，李干诚竟然把党国绝密文件给偷了出来，可那是他有异心，我没有啊！”赵祥哭诉道。
“赵副书记，你和我本属两个不同阵营。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我看人各有志，这是怪不得人的。”我铁青着脸，奋力将腿从赵祥的手上挣脱掉了。
“可，可是，我对党国还是有功劳的呀。”赵祥绝望了，抛出了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哦，功劳，什么功劳，你说说看？”我平静地走到了自己的办公桌前，坐下了。
“那，那天晚上；叫你们去，去抓安英的那个电话，是我打的。”为着活命，赵祥终于说出了这个压在他心底很久的秘密。
这我早就已经估计到了。范海根叛变后，打着安英的幌子说要开会。五个委员中，除了我和安英外，范海根叛变了；按说赵祥和那个农民委员就都应当被他们抓住。可是，这个赵祥却逃脱了。他为什么能逃脱呢？难道他真是喝酒喝多了吗？不是，这只能证明，他心里是知道安英出事了，他知道范海根这个通知有问题。可是知道安英出事的人，除了我和范海根外，就剩下这个打电话给警察局叫抓人的赵祥了。
虽然我早已估计到了，可是今天从赵祥的嘴里亲口得到证实，还是让我震惊不已。内心的悲痛，全化做了对眼前这个人的极端厌恶。不过，我还是努力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平静地问道：“是吗？那你为什么要打这个电话呢？”
“我那个时候就想投奔党国了，那是我投奔党国的见面礼啊！”都这个时候，赵祥还在编织着谎言。
“投奔？范海根算是投奔，你算什么投奔？你知不知道，那个时候，你害我们找得好苦啊！”我猛地拍了一下桌子。
我这一拍，赵祥吓得打了一下冷颤。他情知无法骗过我，不得不低着头，说：“当时我在中共的主张得不到安英的支持。我本是副书记，只有把她搞掉，我才有可能实现抱负。”
“你后来出卖你们新任的那个特委书记，怕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吧？”我冷冷地说。
赵祥已经完全崩溃了。他一下子瘫在了地上，颓唐地点了点头。
6
遵照荀司令的命令，决定对这两名通共分子执行密裁。
在李干诚临刑前，我去看了看他。
“文藩，你说我这一辈子都干了些什么？这是为什么啊？我是辛辛苦苦地把自已送到了坟墓里的啊，我不服！我不服气啊！”李干诚喝下了一杯酒，叹了叹气。念在当年同学一场，我给他备了一桌酒菜，算是送他上路吧。
“可惜这个世界上没有后悔药。你有这么一天，自己早该料到了。稻子先生。”我沉声道。
“‘稻子’？我根本不是你们要找的‘稻子’。不过，现在，再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呢？我死不足惜，文藩，念在我们同学一场；我死后，你一定帮我找着白小芳，找着我的儿子。你对他们说我对不起他们娘俩，今世欠他们的，只有待来世还了。你一定要帮着我照顾一下他们吧。”李干诚诚恳地说。
这个问题我沉吟了老半天，但见着李干诚那可怜、期待的目光，我的心还是软了；点了点头，答应了。
然后，李干诚沉默了；我也对他再无话可说。于是，就这么沉默了十来分钟。
我叹了口气，从怀里摸出了枪，放在了桌上；然后转过了身。
“干诚，念在我们同学一场；你再吃几杯酒，就自裁吧。”
李干诚停住了哭声，摇了摇头，他颤抖着给自己倒了一杯酒，“嗖”地一声喝下了肚。然后，拿起了那把枪，使劲地一拉套筒，将枪上了膛。
他将枪对着自己的太阳穴。此时，我闭上了眼睛。
“妈的，好你个齐文藩。你要我死，我他妈要和你同归于尽。”这时，却见那李干诚竟然将枪口指向了我。
“为什么？”我没有慌乱，仍然背对着他，冷静地问道。
“为什么？不为什么。就为你还活着。”李干诚绝望地笑着。
我沉默了，没有接话。
“齐文藩，你是个共党分子！”李干诚声嘶力竭地说。
“你不要血口喷人！”我冷冷地说。
“你跟我一起在莫斯科加入过共党，你就是个共党！我要面见荀司令，我要立功，我要检举揭发你！”李干诚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把话吼出来的。
“是吗？这个事情，你们不是向中央党部检举过的吗？可你知道为什么就杳无音信了呢？”我缓缓地说着，依旧没有转身。
“……”
“因为这个事情，我早就向荀司令和中央党部，甚至是蒋总司令做过说明。的确，我加入过共产党组织不假；荀司令、立夫先生、蒋委员长他们全都知道。可是他们并不认为这是什么问题。”我向李干诚亮出了底牌。
“什么？！”李干诚像输光了全部赌本的赌徒一样垂头丧气地沉默了，旋即仰天“哈哈”大笑了几声，只是这笑声有些苦涩，有些无奈，有些辛酸。不过，好在枪还在他自己的手中；他决定做最后一搏，他颤抖着说：“我管你是不是共党！反正今天我活不了，你也一样活不了！”这时，听见那李干诚猛地一抠扳机。
但枪并未响，因为我的枪里原来就没有装子弹。一个利己主义者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利己机会的；哪怕是在他人生的最后时刻。“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之类的说法，太天真了。
我这才转过了身，冷冷地看着瘫软在地上的李干诚。
“拖出去，行刑！”我冲着门外站着的宪兵吼道。
不过，李干诚的这一举动，更加证明了“党国”对他的制裁是无比英明的。因为，就在他人生的最后时刻，他仍然在做着杀害党国调统官员的努力。
处置那个赵祥，则要简单多了。不过，我决定亲自执行。因为我在心中曾经告诉过自已：一定要为“林妹妹”报仇，一定要亲手干掉这个出卖首长的人。
那是一个天黑的夜色，我开着车到了赵祥的关押地点。我吩咐几个弟兄将赵祥绑结实了；我又亲自验了验，然后便扔进了汽车的后备箱里。
我将车开出了城，又开了一个多小时的山路，到了一个旷野后；我将车停了下来，把赵祥提了出来。
“遵照司令命令，对你实施密裁。现在，你还有何话讲？”我冷冷地对赵祥说，同时并将枪上了膛，紧紧握在了手上。
“主任，我冤枉啊！我冤枉啊！”赵祥有气无力地说。此刻，他的嗓子都有些哑了，说起话来声音都变了调。
“你是冤枉，你的确冤枉。”我说。
“这么说，我有救了？”赵祥有些喜出望外。
“我就是‘稻子’。”我不想和他多纠缠，径直亮明了自己的身份。
“你就是稻子？你就是那个特委副书记？那，……那……什么？你，我……我要向上峰报告！我要告发你！”赵祥一下子来了精神，大声喊叫着。
赵祥的声音在这空旷的山谷中传来回声；他就是喊破嗓子，也没有人来理会。
我没有应声，只是默默地看着他。
就这么干吼了几声后，赵祥喊累了，同时他也确定，今晚，就将是他人生的终点。这时，他“噗”地跪在了我的面前，“那，‘稻子’同志，不，不，齐，……齐主任，要求，请你念在我们昔日同在党内的情份上，救救我？”此刻，赵祥的声音有些嘶哑，表情非常怪异；他用一种狰狞的眼神看着我，有着惨伤、但更有些期待。虽然有些绝望，但他却仍不放弃最后一线希望。
等他这一番闹够了后，我才开始缓缓地说话。
“赵祥，你要知道你今天的死，不是因为别人；而是因为你恶劣的个人品质。国共之争，实属主义与信仰之争；绝非人品与人格之争。国民党内也有好人，共产党内也有坏人。为了满足你个人的一己私利，你甚至不惜以出卖自己的同志为代价。你的手上沾满了多少革命同志的血，恐怕你自己都数不过来了。幸亏你叛变，要是你这样的人继续留在党内，不知党还要为你而蒙受多少损失。像你这样为着一己私利混入党内，以满足个人欲望为入党动机的人；我看国共两党均留你不得，你是死不足惜。今天，我代表党组织，代表上海特委，为着安英，为着首长，为着那些被你出卖的同志，宣判你死刑。”
我说着，便猛然抠动了扳机。
清脆的枪声划过沉沉的黑夜，这个罪恶的灵魂终于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就在李干诚被“密裁”后不久，王秉聪便接到了中央党部召其回去的电报。
王秉聪是坐晚上的火车离开上海的。他走得很诡秘，和谁也没打招呼，只是提着他的那箱子佛经和衣物，神色仓皇地离开他住的那个小庙。
本来我提出还是要为他举行一个盛大的欢送餐会，让室里的各位同仁与他叙叙共事之谊的，可他却婉拒了。我知道，他此时的心情，真可用“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来形容。回到南京，等待他的，恐怕绝非是赏赐和拔擢，而很可能是申斥和重责。
本来他订的是普通卧铺包厢，可是他为着清静，竟然将这间包厢里的铺位全买下来了。可能，他知道，他的这一行，肯定不会是那么的太平。
的确，从上车起他就被人盯上了，中间发生了什么不晓得；反正车到下关，乘务员试图打开房间叫醒沉睡的乘客时，却发现王秉聪血肉模糊的躺在他的那一堆佛经里。他人倒是还没死，只是下身的那个物件却被人用刀生生给割走了。
关于这个轰动一时的事情，后来最为让大众接受的说法是：桃色事件。
不过，从此以后便没有听到关于王秉聪的任何消息了。有人说他死了，有人说他出家到庙里当和尚去了，也有人说他是学唐代的那个唐玄奘四海云游或到西天取经去了。
王秉聪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我确是不知道的。只是有次那赵红奎喝醉了酒，给我透露过片言只语。大意是说因看不惯王秉聪构陷于我，叫了几个弟兄“教训教训”了他一下子。
王秉聪走了，李干诚死了，他们那“三驾马车”就只剩下了荫培宗荫专员了。党国不是提倡“精诚团结”吗，我依然对着那荫培宗和颜悦色，和和气气。大约那荫培宗也知道他在那调统室是大势已去，心思也就没放在那“剿匪”抓共产党上了，倒是一心求去；可是，除了抓共产党外，他倒又不会点别的，离开了党政机关又恐怕找不着工作；便就这么一天天混着，对那抓共产党，也就得过且过了。最近，好像对到股票交易所里搞机甚感兴趣。
既然连荫培宗也不愿意多管事了，这样我在市党部和调统室里，与一帮子弟兄们混得也就更加顺风顺水、如日中天了。看来，大家都喜欢我这个能够给他们带来实惠的“腐化分子”，其实，我也知道，在他们的心中，我是不是“共党分子”并不重要；别人是不是，也都不重要——这可真是“党国”的悲哀。而像王秉聪、荫培宗这样的党国忠臣，要想在“党国”官场上混出点名堂来，倒真算得上是奇迹了。
当然，在政商两界，我仍旧按照着“党国”体制下的“规矩”在快乐地游走着。作为一名有着良好信誉记录的商人，和我打交道，几乎是包赚不赔，利润可观；作为一名“乐于助人”，肯为朋友消灾难解并帮助“运作”权力的官场小政客，只要投其所好，几乎也没有我办不成的事。我就这样滋滋润润地沐浴着“党国”阳光雨露生长着——虽然血腥、虽然恐怖，虽然压抑。
我的兴趣仍在水稻种植和栽培，除了与赵红奎、张羽等几个兄弟照旧这么混着外，我还是常常爱到田里去看看。
也只有与我的稻子在一起的时候，我才会感到我与安英、与首长的灵魂是挨得那么的近。我想，要是等到胜利的那一天，我一定会重返实验室，让全天下的老百姓都吃饱饭。
有时候，我也会把郭莉莎、黎琼他们拉到我的田边，让她们看着我在田里劳作。这个时候，我没有言语；只和稻子们亲近。我对郭莉莎、黎琼而言，彼此之间都已熟悉到无需多言的地步。但是，我知道，她们也一定会感受到我活得并不快乐或者说很悲苦；但这，我无法言说。她们或许是我心目中最重要的女人，但在我的今生里，已无缘分。
“齐主任，你看这是什么？”我还没到办公室，钟泽敏便老远叫我。
这是中央党部的电文。电文中称：齐员文藩，忠贞于党，老成谋国，可堪大用；特任命齐文藩为上海市党部书记长，仍兼调统室主任。
哦，我又升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