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大草绘画、撰文
李劼人
1990年夏天，曾智中兄和我骑自行车去李劼人故居喝茶。故居名为菱窠，坐落于狮子山下，周遭农田菜畦，全然郊野风光。一圈竹篱围住几间土坯瓦屋，有院门，但不收门票，几个老头在老樟树下摆龙门阵，喝茶，玩鸟。屋里，李劼人倘若还活着，还在写小说，他心里一定是踏实的，隔窗望望，脸上也有会心微笑的。他小说的好，是弥漫了市声、烟火气。阳春白雪？这个他懂的。他去过巴黎，翻译过左拉，但他笔下的故事，都是下里巴人的，而且是方言。方言，当时只道是寻常。二十多年过去了，成都方言染上了普通话，已不再纯正了。我后来在菱窠隔壁的大学谋了份教职，常向学生讲到李劼人。他们有的读了《死水微澜》，还去菱窠喝了茶，说，老成都原来是这样的。有个学生偶然看见公交车上写着天回镇，也不多想，径直就跳了上去，要看看《死水微澜》的故事发生地。他当然是失望了，一切早已面目全非。整个成都都变了。就连菱窠在一次次扩建后，李劼人回来，也一定会迷路。好在有他的书在，记忆留存，反抗着遗忘。
张爱玲
我读张爱玲的时候，张热似乎还未成大潮。1980年代，买了她的第一本书，《倾城之恋》，列为“现代通俗小说研究资料”。读了，感觉好读，但评价并不是很高。我在写了小说十余年之后，重读了她的小说。慢读、细读，暂撇开故事不说，我相信自己读到的，是现代汉语中最高级的一种。她在去寻胡兰成途中写下的一部《异乡记》，也就三万字多点，翻开来，就像随她走了千山万水。那种不动声色的白描，寥寥数语就把各色人等雕在了黑漆板材上。白描可谓是写作的入门功夫，也可以是至高境界，如同书法中的颜体，可惜很多作家写烂了半吨纸，也没掌握好白描。我曾经不很喜欢张爱玲，觉得她把世态人情看得太透了，过于犀利而刻薄。后来读胡兰成写张爱玲，在他风流自赏、沾沾自喜的叙述中，看到了张的纯善可欺，不觉就把她高看了几分。这不是高高在上的高，是把一个刻薄女还原为小女子。没有小女子气的女人，是无趣的。我喜欢《异乡记》甚于《倾城之恋》、《金锁记》，它是写实的，通过一个乱世寻夫的小女子的眼，看到中国高山宽河中隐蔽的村庄、乡道、小人物，有怜悯、自怜，也有很多淡定。
傅雷
1944年，傅雷发表《论张爱玲的小说》，对张的《金锁记》给予高度肯定。傅是骄傲的，张也很骄傲，好话，她自然是照单全收的。而傅对张《连环套》的尖锐批评，张则在《自己的文章》中兜着圈子，断然说了个不。这也是骄傲使然，不足为怪。多年后，人在异乡，年岁渐老，依然骄傲的张，却好几次承认了《连环套》是个败笔。这就很不容易。
我20岁前，啃了许多傅雷译的巴尔扎克，以及《约翰·克里斯多夫》，今天，几乎全忘了。但我仍敬重傅雷，心中尊他为大师。他的学识、人品、审视艺术的穿透力，都是罕见的。他评张爱玲的那篇长文，还有他的美术评论，都让我时时琢磨和回味。
他说：近世的名家，除了齐白石、黄宾虹，其他都是欺世盗名。“吴昌硕全靠‘金石学’的功夫，把古篆籀的笔法移到画上来，所以有古朴与素雅之美，但其流弊是干枯。白石老人则是全靠天赋的色彩感与对事物的新鲜感，线条的变化并不多，但比吴昌硕多一种婀娜妩媚的青春之美。至于从未下过真功夫而但凭秃笔横扫，以剑拔弩张为雄浑有力者，直是自欺欺人。”这样的话，没有深厚的学养和鉴赏力，说不出来。
他是个未尽才。忿然离世时，还不到60岁。锋刃越犀利，越容易受损毁。“奇迹在中国不算稀奇。可是都没有好收场。”他预言了张爱玲的结局，也包含了一个时代的悲情。
齐白石
备受傅雷推崇的齐白石，做过十年的木匠。在学会握画笔前，他先学会了挥斧头，因为太穷了，要活。而斧头是一种象征，革命。我以为，他用斧头革了中国文人画的命：把沉积太久而发酵为酸的那种气味，统统砍去了。
曾有人讥笑齐白石的画粗枝大叶、如厨夫抹灶，太无古法。然而，这所谓的讥评，正是我喜欢他的理由：要那么多文绉绉做啥。
齐白石以花鸟画最为著名，我却更喜欢他的山水、人物画。尤其爱他画的一幅“自画像”：满面红光，斜伸手指，怒目画外，边上大写七个字：“人骂我，我也骂人。”让人哈哈大笑。打我左脸，把右脸也伸过去？凭什么。这就是木匠的蛮勇，也是木匠的逻辑。
傅雷赞扬他的画有“婀娜妩媚的青春之美”。而所谓青春之美，全活一口气。齐白石快80岁了，还生了个儿子。
94岁时，他的艺术生涯已到巅峰，却开始了临写《曹子建碑》。我查了查，这碑颇为冷僻，楷书而杂以隶篆俗体，历来评价并不算高。我很想买一本来看看，里边藏着什么只有独具慧眼才能勘见的秘密。然而，我至今还没有买到，秘密依然是秘密。
沈从文
人们对沈从文的一般印象，是甘于寂寞，与世无争。
然而不然。年轻时，他掀起的京派、海派之争，余波至今惹人评说。
他对自己的写作，也相当自信。1938年，沈从文在云南呈贡寄给大哥的信中，这样写到，“我的作品，在百年内会对中国文学运动有影响的……充满骄傲，心怀宏愿与坚信。”
然而，1949以后，他的写作中断了。他去了博物馆，改行研究文物。相对于文学，那是个冷去处。
和沈从文形成鲜明对照的一个同代作家，是老舍先生。老舍在1949之前即颇有成就，之后，成就还在继续地扩展。他写了《龙须沟》、《西望长安》；成为第一个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做了北京市文联的主席。沈从文的得意弟子汪曾祺，就在老舍手下做事情。
汪曾祺编剧的《沙家浜》大获成功后，沈从文在私下的通信中写到：“一个汪曾祺在老舍手下工作了四五年，老舍就还不知道他会写小说（而且比老舍还写得好得多），幸而转到京剧团，改写《沙家浜》，才有人知道曾祺也会写文章。”这个态度里，有骄傲，为爱徒，也为自己。
1966年“文革”爆发，老舍备受屈辱，惨烈自沉于太平湖。这是中国文坛的一个悲剧，痛感至今犹在。
沈从文在冷冰冰的文物中躲过了一劫。他还写出了一部大书，《中国古代服饰研究》。1988年5月，他在家中去世，享年86岁。
卡夫卡
我画怀抱斧头的卡夫卡，灵感源于他自己的一句话：“所谓书，必须是砍向我们内心冰封的大海的斧头。”
卡夫卡其人，西装革履，优雅、纤弱，然而其为文也，却自有一种开天辟地的蛮勇。
他的《变形记》，劈首就说：“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
我在《世界文学》上读到《变形记》时，正在成都24中念高二，16岁多点，像个饥饿的幼鼠，逮到啥都要啃一口。《变形记》让我惊骇，啃了，但是吞不下。我在学校靠近开水房的一棵皂荚树下，把这困惑告知一个同学。他头发长长的，神情倦怠，但趣味比常人都高，对当时风行的伤痕文学嗤之以鼻，常如数家珍地提到陌生的外国作家和作品。估计他的邻居中，恰好有一个地下诗人，或者落魄的艺术家，耳濡目染，近墨者多喝了些墨水。看到我对《变形记》的无知和畏惧，他宽容地笑了笑，说：“是的，卡夫卡就是这样。”我听了，印象深刻，却又一片茫然。
多年之后，我在《番石榴飘香》中读到一则逸事：某个人，在十七岁的某个晚上，钻在被窝里读到了《变形记》，骂了句：“他娘的，我姥姥不也这么讲故事吗？”他似乎听到了斧头正在坎坎劈来，塞在脑子里的那些旧观念、旧框框，全都轰然坍塌了。第二天，他写出了自己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再后来，他写出了《百年孤独》。他就是加西亚·马尔克斯。
川端康成
我对川端康成的认识，是从《伊豆的舞女》开始的，和许多人一样。它清新，包蕴些青春的惆怅。然而，真正代表川端的深度的，却是后期带了幽暗、罪孽感的作品。“佛界易入，魔界难入”，一休和尚的八字禅语，是川端的最爱，而他的《千羽鹤》、《睡美人》等，正是对人性魔界的探测。
他过世后，加藤周一写过明褒实贬的《永别了，川端康成》一文，称川端康成是伟大的小诗人，“因为他不触及世界、国家大事，不问大自然与社会的构造，经常从以历史为主体的事情中逃避，一味想把世界局限在眼前的这块地方，用眼睛看，用手指抚摸女人的肌体，冷的温的，干的湿的，使人迷惑在稀落的混合色彩里。”
然而，他所谓的川端康成之“小”，却正好是我喜欢川端康成的理由。川端精致、颓废，有点像周作人、竹久梦二，在象牙塔中雕刻宇宙之大。他说，“颓废似乎是通向神的相反方向，其实是捷径。”
但他反对自杀。芥川龙之介自杀后，他这样写到：“一个人无论怎样的厌世，自杀不是开悟的办法。”然而，他最后还是自杀了，在获得所有现世的殊荣后，含着煤气管而去。原因至今不明。自然的美和难解的谜团，映现在他临终的眼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