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烽与陈永贵的三次喝酒
陈为人
说到陈永贵，马烽好有一比：“陈永贵这个人，常常使我想起童年时代正月十五的放‘起火’。‘呼’地一下子，空中突然呈现出五彩缤纷的景观，倏而一下又全都熄灭了……”
马烽说：“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陈永贵曾一度是中国农业战线上一面耀眼的旗帜，后来又成了政坛上一位风云人物。那个年代的过来人，男女老少，只要一提起‘陈永贵’三个字，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就连不少外国人也知道他的尊姓大名。”
马烽又说：“50年代末60年代初，陈永贵只不过是一个偏僻山村大寨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陈永贵除了继续担任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外，还兼任了县、地、省三级的要职。后来竟然成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再后来，一下子又贬到北京郊区的一个农场当了顾问，再再后来，在北京的一所医院里悄然与世长辞，死得无声无息，在社会上没有引起什么反响。”
马烽还说：“社会上对陈永贵一直有不同看法，有褒的也有贬的，一会儿画成个红脸，一会儿画成个黑脸，成了川剧中的变脸……我无意对陈永贵进行评价，事实上我也评价不了。只不过我和孙谦因为写大寨，和陈永贵有过一些交往，打过几次交道。”
马烽讲述了他与陈永贵的三次喝酒。马烽以一个作家的视角，通过喝酒的三个典型场景，跳跃式地或者说是意识流地，描绘了陈永贵由蓦然辉煌到倏忽熄灭的人生轨迹。
第一次喝酒
历史的机缘往往是这样：有时候，你众里寻它千百度，却是踏破铁鞋无觅处；有时候，你不经意间，无意识中，却会阴错阳差鬼使神差般撞到你的面前。
马烽说：“1965年初，‘四清’运动还没有结束。过完春节以后，我正准备返回原平继续搞‘四清’，接到省委通知，叫我去大寨。原来是省委主要领导之一的王大任要去大寨，点名让我跟他一块儿去。事实上还不是这么简单，那是华北局书记李雪峰要去大寨，同来的还有河北的省委书记。这样，山西方面的省委领导陶鲁笳、王大任等人就都要陪同前往。只是当时我还不明白，这事为啥要拉扯上我。路上才弄清楚是怎么回事：1964年，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在北京开会，周总理给了个任务，搞一部反映大寨的电影，要山西方面拿出本子，北影拍摄。陶鲁笳回来后，与其他领导研究决定，叫孙谦写剧本。因为他此前写过一部报告文学《大寨英雄谱》，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好评，产生了一定影响。写电影剧本的任务孙谦倒是接受了，但同时又向省委提出要我和他合作写。理由是：‘这是个重大题材，一个人扛不动，需要两个人抬。’省委领导也就同意了。此事孙谦曾给我透过信，我表示不愿参与。这次省委领导拉上我去大寨参观，看来是非让我参与不行了。既然省委定了，我也就只好服从安排。”
马烽的这次“遵命文学”，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
1963年秋，当年还仅是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的陈永贵到太原，经新华社记者的引荐，见到了山西省委秘书长毛联珏。陈永贵向毛联珏汇报了大寨1963年夏天遭灾后，坚持“三不要”，做到“三不少”的情况，讲了自力更生的好处、靠国家救济的坏处，介绍了新大寨的建设情况。毛联珏闻言大受感动，说：“你们这是坏事变好事哩！”毛联珏继续向上汇报，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听了汇报，立即决定让陈永贵给省、市干部作报告。
1963年12月下旬，中共中央华北局在太原开会，专门听取了陈永贵的汇报。1964年1月，陈永贵奉召到国务院有关部门汇报。国务院有关部门安排陈永贵在人民大会堂向首都各界万余名代表汇报。1964年1月19日，陈永贵头上裹着白毛巾，走上了人民大会堂的讲台。
半个月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办了专题连续广播《学大寨，赶大寨》，播放了陈永贵在人民大会堂的讲话录音稿。
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新华社记者宋莎荫和范银怀采写的长篇通讯《大寨之路》。同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通栏标题是“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并为《大寨之路》一文，专门配发了社论。
1964年3月28、29日，毛泽东到河北邯郸，停车于邯郸火车站，召见河北省委书记林铁和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听取他们的工作汇报。陶鲁笳汇报了他在昔阳蹲点的情况。陶鲁笳详细地向毛泽东介绍了陈永贵。毛泽东饶有兴趣地听了陶鲁笳的介绍，还问：“陈永贵是哪几个字？他识不识字？”陶鲁笳当即在纸条上写了“陈永贵”三个字，并说：“陈永贵，四十二岁扫盲，今年五十岁，现在能读报，还懂得什么叫‘逻辑’。不久前陈永贵在太原作报告，赵树理听了很佩服，对我说，陈永贵的讲话没有引经据典，但他的观点完全符合毛泽东思想和辩证法。”
1964年12月26日，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毛泽东邀请了作为中国新型农民代表的陈永贵参加了自己的生日宴会。毛泽东的生日宴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一间不大的房子里，品字形地摆了三张桌子。毛泽东在上方的一桌，陈永贵极荣幸地被安排在毛泽东身边就座。吃饭的时候，毛泽东对陈永贵笑道：“你是农业专家噢。”陈永贵听不懂毛泽东的湖南话，只是一个劲地连连点头，咧着嘴使劲笑。有人在一旁解释道：“主席说你是农业专家。”陈永贵听了立刻又摇起头来：“不，不，我不是农业专家，不是农业专家。”毛泽东问起陈永贵的年龄，陈永贵答道：“五十啦。”毛泽东笑道：“五十而知天命哟。”
毛泽东借用孔圣人“知天命”一词，说得颇有“一语道破天机”的意味。
马烽说：“1965年春节后的一天，孙谦告我说，陈永贵正好来省城参加个座谈会，他已经约了陈永贵第二天到家里来和我见见，认识一下。我当然很高兴，我俩当即商定在我家与陈永贵‘共进午餐’。听老孙讲，陈永贵也是爱喝两杯，那年他在大寨，有时开会开到深更半夜，肚子一饿了，就去敲开供销社的门，买两瓶酒，买两筒罐头，和陈永贵喝酒聊天。钱当然是老孙掏腰包，因为陈永贵是靠劳动分红过日子……陈永贵给我的第一印象：他不像当时的村干部，纯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山区农民。他穿一身黑色的棉袄棉裤，脚上是一双砍山鞋，头上包一块白羊肚毛巾。古铜色的长脸上刻满了很深的皱纹。嘴唇比较厚，牙也比较长，牙缝也比较宽，猛一看，好像土围墙上安了个栅栏门……我家准备的午饭尚可，除了一些下酒的冷盘热菜以外，还有一个大火锅。这大多是过春节的剩余物资。我还特意准备了两瓶汾酒，打算三个人痛饮一番。陈永贵没说什么客套话，坐下来就和我俩对酌。我们就这样‘东沟里一犁，西坡上一耙’地聊了起来。”
在马烽与陈永贵第一次喝酒时，还发生了一段小插曲。
马烽说：“孙谦给我们做介绍时，大约是为了引起陈永贵对我的重视，把我的职务都说了，什么省文联副主席、省作协主席、省委委员，等等。陈永贵对此没有什么特别反应，只是一般地和我握了握手。他的手像老树皮一样粗糙坚硬。写电影剧本的事，陈永贵早已知道。孙谦为了说明省委对这事的重视，特别强调了我本来已经担任了一个村‘四清’工作队长，是特意为写电影剧本抽调回来。”
“谁想孙谦这么一说，陈永贵不冷不热地对我说：‘那你在四清中一定整出不少麻袋、票票吧？’所谓麻袋、票票，是‘四清’中的通用名词，意思是指村干部贪污了多少粮食和钱。从他问话的语气中，可以听出他对‘四清’中的做法很有意见。后来我到大寨深入生活，才了解到：就在陈永贵参加全国人代会，参加毛主席的生日宴席时，一支‘四清’工作队像搞土改时那样，在大寨扎根串连。派到大寨的‘四清’工作队的队长叫张子仪，是晋中地委组织部副部长。‘四清’运动就是要整那些‘四不清’的干部，当然就是用不信任的眼光打量大寨的领导班子。陈永贵并不怕‘四清’，他自信大寨的干部一没有贪污挪用，二没有多吃多占，三没有当官作老爷，大寨在‘四清’中也能当个先进典型。因此他就让大家协助工作队开展工作。陈永贵没想到的是，工作队完全撇开大队党支部，撇开他陈永贵，只管在下面扎根串连，发动群众，清查账目，寻找大寨干部的毛病。张子仪不信大寨会没有一点问题，用当年张子仪的话说：‘就是一面红旗吧，旗杆上也难免生几只虫子。’在此之前，已经有了大寨隐瞒地亩、多报产量、骗取荣誉的种种传闻。工作队联络一些挨过整受过气的社员，发动群众揭发检举，白天黑夜地组织干部们开会学文件，‘洗手洗澡’，追问各种问题，走家串户地挖情况，搜寻着陈永贵和大寨干部‘四不清’的证据。当陈永贵满心欢喜地从北京回来的时候，‘四清’工作队认为已经抓住几个挺像样的问题了。村里的气氛也闹得挺紧张，社员轻易不敢跟干部说话，好像他们是阶级敌人，需要划清界线……”
马烽这个“‘四清’工作队长”，正好撞上了陈永贵这么个碴口。
马烽说：“老孙的爱人王之荷正好也在我们工作队，所以对实际情况很了解。老孙告诉陈永贵，他们没有整干部，没有搞逼供信，为此还差点被打成右倾。听完孙谦的介绍，陈永贵的脸色缓和了许多。他问我：‘你怎么敢顶那股风？’我说：‘不是我有什么本事，群众没有揭发，账目清清楚楚，查不出任何蛛丝马迹，我们能强迫人家承认有贪污盗窃吗？’我告诉他，那是一个先进大队，生产搞得好，分红也高，干部班子也比较强。即使工作中有些缺点甚至错误，也只能是帮助教育，搞逼供信整人无异于犯罪。我讲完，陈永贵也打开了话匣子，他的大意是说，社队干部中确实有一些贪污盗窃、称王称霸的败类，但毕竟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基层干部是好和比较好的，他们在生产第一线，要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要和各种坏思想作斗争，劳心费力地率领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能力有限，困难重重，工作中难免有缺点错误。他们欢迎上级派人给他们以支持帮助，批评教育。但是把他们都当成是‘四不清’的怀疑对象和审查对象，采取‘有枣无枣打三杆’的做法，使他们很反感。虽说‘真金不怕火炼’，‘身正不怕影子斜’，可这种做法，给人的精神上很大的压力和剌激。”
马烽与陈永贵的第一次喝酒，正是陈永贵“命运交响乐”的序曲部分。此时展开的许多人际交往和思想交锋，将引出陈永贵今后人生道路走向中的种种变奏或共鸣。也许可用上那句诗文——“家国不幸诗人幸”，历史把一个千载难逢的文学机遇赋予了马烽。
第二次喝酒
马烽说：“和陈永贵第二次喝酒，已经是十年以后的事了。我和老孙接受了写电影剧本的任务后，虽然去大寨住过，和陈永贵也有一些往来，但再没有在一起喝过酒。剧本初稿完成后，北京电影制片厂也指派了导演，正准备进行修改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剧本也就搁那儿不了了之。”
“‘文革’中，陈永贵被造反派拥戴成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我们俩则都被打倒了，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孙谦是‘反动学术权威’。这个剧本也成了我们罪行的一部分。那时全省造反派分裂成了两大派，拥护陈永贵的一派说剧本贬低了英雄人物，罪该万死；反对的一派又说我们为陈永贵歌功颂德，涂脂抹粉，也是罪该万死。我们俩已经成了‘死猪不怕开水烫’的人，多一条罪状少一条罪状也就不在乎了。”
“‘文革’后期，北影提出要拍摄我俩写的那部电影剧本，当时‘农业学大寨’的口号已遍及全国，陈永贵又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不管省委领导持什么观点，都不便公开拒绝，于是把我俩调回省城太原，开始修改剧本。我俩也就陷入了一种十分难处的境地。支持陈永贵的领导人认为原剧本基础可以，只是提了一些修改意见供作者参考。我们认为这些意见有道理；可是改好以后，反对陈永贵的领导人则说剧本不行，必须大改。改来改去，怎么也交不了卷。这方面同意了，那方面不赞成；那方面点头了，这方面不通过。他们不敢否定，我俩也不敢撒手不改，只好夹在中间活受罪。前后修改了十多次，就为这么个剧本，我俩竟然列席了两次省委常委会参加讨论。最后总算两方面都拍板了，剧本交给了北影，不久听说开拍了，我俩才算松了一口气。”
马烽又说：“1975年秋天，有天傍晚，山西省委办公厅郭栋材同志来找我和孙谦，说省委书记王谦要我俩第二天早上8点以前一定要赶到大寨。我问他什么事，他说他也不知道。电话是从昔阳县城打来的。他说打算派辆小车连夜送我们去，恐怕第二天走就来不及了。于是我和孙谦匆匆吃完晚饭，拿了点日常生活用品就出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