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我们这帮长期生活在大学校园的年轻娃娃看来，富农分子如此公开腐蚀青少年，真是闻所未闻，可恶得很，蛮以为李组长该下令狠狠整治，李平斗的下场绝不能比刘多才好——结果却大出我们意料。事实上，不过仅仅在第五生产队开了个大会，例行公事把那厮批一通斗一通，完事。而团支部书记以降，各自老老实实检讨一番，“对敌斗争”也就胜利结束了。总而言之，“四清”六月，对于地、富、反、坏的惩罚，不过就是每次开大会都把他们叫来事前训一顿话：对于“四清”，只准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因为不享受公民待遇，每次社员开会，他们不能参加也不能闲着，这就派去出义务工，铲草皮补路修桥什么的。出义务工本来就充满象征性，不考核指标，四类分子们落得久逢知己，凑在一起聊天说地。
李开钧组长对我们说，地、富、反、坏，他们根本不掌权嘛！几个小疙蚤，能顶得起铺盖？“二十三条”说过了，搞社会主义革命，主要危险是在党内，是党内这些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嘛——很久以后我才体会到，早在“文革”开始之前，远在大巴山腹地的这个芝麻小官就真正领悟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精髓。对我而言，李组长留给的这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作为这个观念的注脚，还包括刘多才的故事，一起成为了我人生的重要伏笔：正因为这个，半年以后“文革”伊始，我就确信这次政治运动绝不会是“反右”的简单再版。不管有多少好心人苦口婆心用1957年的教训来规劝和威胁我，我都嗤之以鼻。我确信毛泽东思想真谛在握，谁人其耐我何？我义无反顾地对校党委、后来乃至于向更高层的党委开展斗争，成了学校里最早的造反派，同样，我也理所当然在漫长而坎坷的人生道路上，经受了那一代人理该经受的苦难、困惑、思索和抗争，直到老之将至。
“四清”时期的文化生活
农村“四清”的指导性文件“二十三条”里专门有一条：各行各业都要支援“四清”。在申家公社的六个月时间，县里商业部门送货下乡、文化系统派电影队来放露天电影、派剧团到村里演出的事都时有出现，给冷僻山乡带来了许多欢乐，虽然次数非常有限。在十三大队，我记得就只是县文工团来演过一次川剧，电影队是一次也没来过的。之所以记得这样清楚，是大学生们呆在那儿很快便有了与世隔绝之感，对人群密集的热闹，不管多远，都要不舍昼夜前去凑。申家镇离此地十多里山路，演过两次露天电影，一次是《英雄儿女》，一次是《白毛女》，虽然都老掉牙了，我们还是绝不放弃，连夜跑了个来来回回。看《白毛女》那次，远在申家峡那一端渡市镇的同学们甚至划着小船穿越峡谷，前来凑趣，直到深夜，曲终人散尽，这才驾船归去。看见一叶扁舟在幽黑激流中悄然远逝，我曾非常罗曼蒂克地渴望和他们一道击水夜河，想象流连于月光之下的深山幽谷，一定有苏子泛舟赤壁的空灵飘逸之概。
农民当然不会有那些空泛的冥想。推己及人，我只是想到我们在此不过数月，而山民们是整个一生，是世世代代呀！他们对于文化的渴求可想而知。仅仅搞政治运动“支持”一下，根本解决不了问题。与社员们“三同”六月，我已非常清楚这远山野地没有电、不通电话、不通公路……与外部世界相去何其遥远！一旦天色向晚，夜雾整个儿覆盖了山岗和盆地，他们除了上床，还有什么好去处？用农民话说，就是只有“做娃娃”。第二天日出而作，来了坡头地边，除了谈说前一晚的床笫纠缠，还能有什么更多话题？上一节说到五队那几个无辜被收缴了笔记本、作了检讨的年轻人，如果他们有书可读，有电影、有戏剧可看，或者干脆考去了城里探寻山外文明，他们还会那么痴迷迷地跟李平斗上山唱《十八摸》吗？
这儿还得说一件可笑的事情。一次干活歇息，几个农民就坐在锄头把儿上唱起了歌，是一首城里早流行的老歌：“麦苗儿青青菜花儿黄，毛主席来到咱们农庄。”歌者极其认真，我作为旁听者却马上发觉他们整个儿跑了调，用四川话说就是“左喉咙”。又有一次，也是田间休息，又听人唱，照样“左”得出奇——如是者三，这就让我纳闷了：莫非十三大队的声带全都出了岔子？后来再问，才知道当地村小新来了一位女教师，就是她在教娃娃唱歌，再由娃娃传给大人的。后来我就见到了那位女教师，姓蒲，非常清纯可人的一位女孩。她对农民孩子、对她从事的乡村教育事业充满热爱。有一天小河涨水把桥淹了，我亲自看见她把裤腿卷得老高老高，赤着脚把叽叽喳喳的孩子一个一个背在背上，像走平衡木一样摇摇晃晃地背过河，又牵着上山。山头上有一株孤零零的老榕树，一座孤零零的旧庙。老榕树下的旧庙就是本村村小。蒲老师唯一的缺陷，就是唱歌时嗓子老发“左”，让人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遗憾。十三大队唱歌全体跑调，其源头盖出于此。大巴山这个遥远穷乡压根儿就是一片文化沙漠，只要是一滴水，都会被拼命吸纳。
前面多次说了，因为有文化，我们在农民面前总是非常自卑。而从农民的角度看，又以为我们非常值得尊敬，因为我们是文化人。尤其大学生，在他们眼里简直就无所不能了。刚到申家公社那天，正遇了五月端阳，公社干部和当地百姓无论如何要我们为他们表演一台文艺节目。我们班农村子弟最多，最不擅长抛头露面，更别提文艺演出了，皆因为社员们要求甚切，最终无法推辞，只好硬着头皮充数。
演出在飞龙寺小学举行。农民们不知从哪儿弄来几盏气灯点燃了，摇摇地悬在台前，亮晃晃的，像是那么回事了，这就开演。在学校里晚会看过不少，猪肉没吃过，猪跑总是见过的。加上那些年政治活动频仍，经常是要演练革命歌曲的，还有忆苦思甜之类的东西，拼凑拼凑，也就够数了。节目说不上艺术性，比如那首忆苦经典“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改编一下，歌词里唱什么，就让角色在台上比划什么，完全就是活报剧或者动态的看图识字。工作队里有位姓邓的老师，学狗叫特别逼真，扮演穷人的女同学石碧群唱到大年夜讨口要饭被地主家放出恶狗狂咬一节，邓老师便在一旁大叫一声，因他学得太像了，吓得捧土碗跪地上的女生真把碗吓落砸地，摔个粉碎，效果格外地好。
还有一位女同学是学校体操队队员，她虽天生丽质，身材姣美，但不会唱歌跳舞，这就给她派了一个节目：表演自由体操《我们走在大路上》。没有化妆，也没有舞台服，一副平常打扮，只是为了方便运动，穿得稍微“紧透露”些——其实暴露程度远不及体操服——如此步架，竟弄得山民们惊心动魄，几个动作下来，满堂已是目瞪口呆了。作为此次演出的结果，凡在舞台上亮过相的同学，仅此一回，便都成了方圆数十里山民心目中的大明星。笔者滥竽充数，在晚会上表演曲艺作家夏雨田的相声《女队长》。我任逗角，话说得多，给人印象自然多于捧角，以后凡到任何村庄田地，远远都会有人对我指指点点，说“干子”来了“干子”来了！让我今生算是过了唯一的一把明星瘾。“干子”是节目中我所充任角色的诨名。
尤其让我们受宠若惊的是，县文工团来公社演出后，农民们竟不以为然，固执地认为与我们班相比水平差得多。从剧团演出现场的气氛看，我以为农民们说的绝非客套话。实事求是地说，专业团体节目的艺术性肯定比我们高出许多，可远处山乡的农民以为粗糙原始的“下里巴人”更合自己口味——我们的水准恰恰仅限于此。
运动结束，我们该返校了。行前，公社无论如何要我们再为农民们搞一台晚会。这一次被我们拒绝了。拒绝的原因不为别的，单为舞台的照明问题。“四清”期间我们帮公社安装了一个十千瓦的小水电站。夏季雨水丰沛，每天阻断水沟蓄水，可给镇上供两三个小时的电；我们离村时是11月，冬天水枯，电站基本就停了。农民们为了要看我们演出，一致表示愿让沟渠沿途的生产队按比例分摊，从各自存蓄冬水的堰塘向沟里放水，以供晚会发电之用。“四清”六月，我们已经深谙了农民的甘苦，深谙了“有收无收在于水，收多收少在于肥”的道理。水是他们的生命啊！我们怎么能用自知非常蹩脚的演出给山民们来年的庄稼增添困难？我一直想不明白那一次他们为什么不用气灯。
我们最终没拗得过固执而真诚的山民。所有沿河的生产队一致坚持要放水发电，我们只好就范了。
这是让我最为感动的一次晚会。在学校，我是班上唯一参加校文工团活动的，大家就让我担任舞台调度。会前动员，我一再给演员们表白自己的精神压力：这是农民用自己的血来支持我们演出啊！大家一定要好好儿卖力啊！飞龙寺距离水电站约两公里，为了准确控制时间，没有参与节目的李永福同学自告奋勇充当了“侦察员”。整个晚会，他就一直不停地在漆黑山路上来来回回奔跑，给我们报告即时水情。为了回报山民们让人感动的热忱，那一晚的节目我们恰恰准备得特别多。可惜演出刚过半，李就气喘吁吁跑来了水情告急，只好砍去几个节目；后来又不行了，忍痛又砍。李永福是个农村孩子，平时不苟言笑，做事一板一拍，极认真的。他最后一次跑来后台，一脸的无奈和紧张，我们一看就明白了事情已无可挽回，下决心把余下的、我们自以为最精彩的几个压轴节目也全部砍掉。正好，最后一个节目刚刚演完，电灯正好熄灭：不是拉闸。两公里外的溪水终于流尽，水轮机缓缓停下，飞龙寺小学的小广场，于是沉浸在大巴山区久久难舍的、温馨的黑暗中。
最后需要补充的是，返校前，我们三个曾在向大娘家搭过伙的同学，专程从公社集训地回过一次十三大队，专程去她家告了别。运动开始的第一阶段，我们被老太太搞得饥肠辘辘，实在忍受不了，终于在“清政治，开展对敌斗争”开始不久，经工作组长首肯，便离开向家去了另一位农民家搭伙。新房东解放前被拉夫当过兵，半途逃跑回来务农当长工，很有些雇佣兵的爽快和懒散。他家的饭菜极其粗放，每做一次总是“连毛带屎”煮一大钵，一直吃到发臭。筷子伸去钵里一夹便拉出长长的霉丝，大家还吃。总算没再挨饿了，我们却常常想念向大娘每天将稀粥颤巍巍端来我们面前的日子。这也许更多源于她的善良和可怜。临行告别，老太太很伤感，她拉着我们的手，一直送出围满竹丛的小院，送上小山头。走不动了，她就站在坡头一直喊“周同志，张同志”，一直喊到山风起了，把她苍老的声音四下吹散。我们回过头，远远看见她的白发被吹得很乱，就像罗中立油画《春蚕》里那部头发一样，在我的记忆里，永远定了格。
当年“驴行”
李文华
最近各行各业都在回忆三十年前，但旅游方面却好像没有看见相关回忆。这也难怪，当年还没有“旅游”这个词，更没有“旅游”这个行业。“旅行”这个词倒是有，记得曾经有个《旅行者》杂志，“文革”停刊后再也没有见过。
我们当年不用“旅行”这个词，觉得太正式了，不敢高攀，只是玩耍而已。那时做梦也想不到有什么装备，到国外旅行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出门就是一个黄书包，一辆破自行车，兜里最多几块钱几斤粮票，但我们还是非常快乐。在那种严酷的环境中，在灭绝人性的高压之下，到山水之间释放自己的灵魂，其中的乐趣现在的驴友们是体会不到的。
下面，我随手写了几则三十多年前的旅游趣事，供大家一乐，也算是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吧。
不小心进了收容站
“文革”中一年的春天，到广汉玩，同行的有我女朋友、妹妹、妹夫，两辆自行车，男生搭上女生，几十公里不到半天就到了。那时，我就骑一辆破车，游遍了成都周围十几个县。
不知不觉玩到下午，才发觉赶不回去了，一行人只好住旅店。住旅店是要证明的，那时还没有身份证制度，出门就要单位开证明，我们恰恰把这最重要的事给忽略了。向负责登记的大爷递上一支烟，说了不少好话，算是住下了。
睡到半夜，忽然梦中被叫醒，睁开眼，床前站着荷枪实弹的民兵！我们被押到一个院子里，院子里黑压压一片，全是蹲在地下的“犯人”。
我们被分开审问。审问我的干部，可能是个小头目，盛气凌人：
你来广汉干什么？
玩。
这位干部完全没有旅游的概念，人为什么要跑这么远来玩？他不理解：
广汉有什么玩头？成都那么多公园，你不玩，跑到我们这儿来玩？老实交待，到底来干什么！
本来我想说说广汉的文庙，但想想，文庙不是属于“四旧”么？只好坚持说：
玩。
老实点！现在阶级斗争这么激烈，你到我们这儿，肯定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说，到底是干什么来了？
说着，他拿起从我身上缴获的照相机，翻来复去地看，好像是检查特务的作案用具，可就是打不开后盖。
照相机是借别人的，我怕弄坏了，想起身帮他打开。
他如临大敌：
别动！你这里面是什么？
没什么。
鼓捣了半天，他还是打不开，只好命令我：
给我打开！
后盖打开了，幸好我没上胶卷。那时彩色胶卷还没有问世，只有黑白的，三块六一卷，那可是一笔不小的开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