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睡了几个小时，但不断做梦。我梦见自己刚刚离开的那个地方，梦见自己刚刚逃过的种种危险。不过等一觉醒来，我感到自己的精力已大大恢复。此时已经大约晚上八点钟了，船长考虑到我已经好长时间没有吃东西，就吩咐马上吃晚饭。他见我不再疯疯颠颠、语无伦次，便十分友好地招待我。当房间里只剩下我俩时，他要我给他讲讲我的旅行经过，怎么会坐在那只大得吓人的木箱里在海上漂荡。他说，大概中午十二点时，他正用望远镜对着海面瞭望，发现远处海面漂浮着一样东西，起先他以为是帆船呢，便盘算自己船上的饼干快吃完了，这船离他们的航线不远，不如追上去购些回来。谁料到近前一看，却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于是他派了几名水手坐长舢板去看看那究竟是什么东西，水手们回来后都惊恐不已，诅咒发誓说他们看见了一座漂在水上的房子。他笑他们满嘴傻话，便亲自乘小船去看，还吩咐水手们随身带一根结实的缆绳。那当儿风平浪静，他环绕我划了几圈，发现了我箱子上的窗户和保护窗户的铁线框格，又发现它的一面全是木板，毫无透光之处，却安着两个钩环。于是他吩咐水手们划到那一面去，用缆绳拴住一个钩环，又命令水手把我的柜子（他们如此称呼）向大船拖去。拖到船边以后，他命令再用一根缆绳拴在箱顶的铁环上，利用滑车把我的箱子托起来，然而全体水手一齐用力仍然抬不起，只略抬高了两三英尺。他说，当他们见到我从孔里伸出来的手杖和手帕时，断定一定有个不幸的家伙被关在那洞里了。我问他起初发现我的时候，他和他的部下可曾注意到天上什么大鸟没有。他回答说，我睡觉时，他同水手们谈过这事，其中一个提及他曾看到有三只鹰朝北方飞去，可他并没有说它们比普通的鹰要大，我认为那定是因为它们飞得太高而没能看得清楚。至于他，则搞不懂我问这个问题干什么。我又问船长，我们离陆地大概有多远。他说，据他最精确的估算，至少得有一百里格。我断言，他肯定搞错了，多估算了近一半路程，因为从我离开那个国家到掉进海里，最多不超过两小时。此话一出，他立马又开始犯嘀咕了，暗示我他认为我的脑子糊涂了，并且建议我再躺下来休息一下，我休息的房间他已安排好了。我让他放心，他这么友好地招待我、陪伴我，我早已彻底恢复，神志也跟平时一样清醒得很。这时他却严肃起来，说要坦率地问我一句，我是否犯了什么滔天罪行，按照某个君王的命令受到惩罚，才被丢到那个柜子里面（就像别的一些国家对待重刑犯那样，把他放在没有粮食的破船上，流放到海外去）。他虽然懊恼搭救了这样一个坏人上船，不过还是相当守信，保证等到了下一个港口就送我平安上岸。他又说，我起初对水手们胡说八道，后来又对他讲了一些关于小房间或者柜子的胡话，加上我在吃晚饭时的举止怪异，他就越发怀疑了。
我恳请他耐心听我讲讲我的故事，就把自己从最后一次离开英国到他发现我那一刻为止的经历，从头到尾地讲述了一遍。明理之人总是相信事实，这位诚实而可敬的先生颇有学问，头脑也很不坏，他很快就相信了我的坦诚，相信我说的都是实话。不过，为了进一步证实我所说的一切，我请他让人拿来我的柜橱，那钥匙就在我的口袋里。关于水手们如何处置我的小房间，他已经告诉了我。我当着他的面把柜橱打开，给他看我收藏的一些稀罕玩意儿，都来自那个我刚刚奇迹般离开了的国家。在柜橱里，有一把梳子，梳背用皇后殿下剪下的指甲做成，齿则来自国王的胡须；缝衣针和别针有一英尺到半码长；黄蜂刺像平头钉一样，共有四根；有皇后梳下来的几根头发；还有一枚金戒指，那是某天她特别客气地送给我的，当时她从小指上取下它，像套项圈似地一下扔过来套到我头上。我请船长收下这枚戒指，以报答他对我的款待，可他坚决拒绝了。我又拿出一块我亲手从一位皇室侍女脚趾上割下来的鸡眼，它大约有一个肯特郡出产的苹果那么大，并且坚硬异常，等我回到英国后把它挖空成了一只酒杯，还用些银子将它镶了起来。最后，我又请他看我在那儿穿的紧身裤，那是用一只老鼠的皮做成的。
他万不肯接受我的任何东西，除了一颗仆人的牙齿，我见他十分好奇地仔细端详，便觉得他很喜欢，就硬要他收下了。他千恩万谢地接了，事实上这么一件小东西不值得他如此道谢。这颗牙是一位拙劣的牙医从格兰姆克丽琪一个害牙痛病的仆人嘴里错拔下来的，它和那仆人嘴里的其它牙齿一样健康。我把它洗净后收藏在我的柜橱里。它差不多有一英尺高，直径有四英寸。
船长很满意我这番简明扼要的叙述，他说希望等我们回到英国后，我会把这段不平凡的经历写一本书，定然会大受欢迎。我的回答是：现在的旅行书数量泛滥，但真正有新意的旅行书却还鲜见。因此我怀疑有些作家写出的书没有任何可信度，为了沽名钓誉、或者为了博得无知读者的欢心而胡编乱造。我的故事呢，只有一些普普通通的事实，别的很少，我不会效仿大多数作家，尽写些奇怪的草、木、鸟、兽，或者野蛮民族的野蛮风俗、偶象崇拜等等华而不实的东西。尽管如此，我还是很感谢他的好意，并且答应他会考虑这件事。
他说，他还很好奇一件事，就是我说话的声音为什么这么大。他问我，是不是那个国家的国王和皇后耳朵有点儿聋？我回答他，在过去的两年里，我已经习惯了这么说话，其实我也颇感奇怪，为何他和他的部下们说话的声音低得像是在耳语，我还能听得一清二楚。可是在那个国家，我说话就得像站在大街上跟另一个从教堂的塔顶向外探望的人说话一样，除非他们把我放在桌上，或者托于手中，才不必那么大声。我还对他说，我刚上船那会儿水手们把我围在身边时，我还真以为他们是我生平所见到的最不足挂齿的小矮子呢。确实，我在那个巨人国里已看惯了庞然大物，从来不敢照镜子，因为相比之下实在自惭形秽。船长说，刚才吃晚饭时，他就观察到我行为怪异，看什么东西都好像很惊奇似的，并且似乎有种忍不住要讥笑的意思，当时他不明就里，还当我确实神经不正常呢。我对他的这种说法点头称是，你瞧那些饭菜和器具，盘子还没有三个银币大，一条猪腿几乎不够一口吃的，酒杯还没有胡桃壳大，你倒说说我如何才能忍住不笑。我接着又以同样的方式把他们的其余家用器皿和食物形容了一番。在我为皇后效命时，虽然她吩咐人给我预备了一整套小型日用必需品，我却一心只关注周围那些大东西，这就像人们对待自己的错误一样，对于自己的渺小视而不见。船长很能领会我这些挖苦话，就引用了一句古老的英国谚语来挖苦我，说他怀疑我的眼睛比我的肚子还大，因为我虽然饿了一天，我的胃口看起来却并不大好。他还继续开玩笑，坚决表示他很乐意出一百英镑看看鹰如何叼着我那小房间，又如何从高空中把它丢进海里。他说，那情景势必惊心动魄，值得一写以流传后世，简直可以和法厄松[40]的故事相提并论，但我倒并不欣赏他这种牵强附会的说法。
这一次船长是从东京湾一带返回英国，我们的位置大致在北纬四十四度、东经一百四十三度附近，船现在正朝东北方向前进。但就在我上船后两天，刮起了贸易风，我们不得不朝南航行，经过新荷兰[41]之后一直走西南西的航线，再改走南南西，直到绕过了好望角。我们的航行十分顺利，我就不再把航行日记拿到这里来劳读者的神了。在一两个港口，船长停了船，派人乘长舢板上岸采购食品和淡水。不过在到达唐兹前，我一直没有下过船，我们到达唐兹的时间是一七〇六年六月三日，此时离我脱险已经有九个月了。我提出要把我的东西留下，作为乘船费，但是船长坚决分文不取。我们依依惜别，我还要他答应我到瑞赘夫我的家里去看我。我向船长借了五先令，雇了一匹马和一位向导回家。
路上我发现房屋、树木、牲口和人都矮小得很，就错觉自己大概又回了利立浦特。我生怕踩到我所碰到的每一个行人，常常高声叫喊要他们给我让路，由于我这种无礼的行为，有一两次差点儿被人打得头破血流。
我不得不经多方打听才找回家，一个仆人打开门后，我生怕撞到头，赶紧弯下腰，像鹅一样蹩进了屋里。妻子跑着冲进我的怀抱，我赶紧蹲了下来，一直到头低于她的膝盖，生怕她够不着我的嘴唇。我的女儿跪地给我施礼，可我长期以来已经习惯于站着抬头看六十英尺以上的高度，所以直到她站起来，我才发现她，于是我走上前用一只手把她拦腰抱了起来。我居高临下地看了看仆人们和家里来的一两位朋友，仿佛他们是矮子，而我是巨人。我对妻子说，她太节省了，因为我发现她把她自己和女儿都饿得快找不着了。总之，我的行为举止很不可思议，就像那位船长初见我时一样，大家断定我是神经失常了。我之所以提这一点，是为了证明，习惯和偏见的力量是巨大的。
我和亲属、朋友没过多久便能互相了解了，但我妻子却坚决主张我再也别去航海。然而，她无力阻挡那些我命中注定的不幸，对此，读者以后就可以见分晓了。我的不幸航行的第二部分就到此为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