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大谈了诸多其它设想，对永生不老和尘世快乐的本能渴望，让我很轻易就变得滔滔不绝。在座的各位听了我的谈话的翻译后，用本国语交流了好一阵子，我的见解不时引发出他们的阵阵大笑。最后，我的翻译代表大家给我纠正了几个错误，这些错误源自人类共有的愚蠢，因而他们说我不用负什么责。他说，“斯特鲁特布鲁格”为他们国家特有，巴尔尼巴比和日本都没有这样的人种，他曾有幸被陛下派到这两个国家去任大使，发觉那两国的人们都对这件事情感到难以置信。一开始，当他向我说起这件事时，我也觉得很惊奇，因此我是把它当做一件十足新奇的事接受，几乎不敢相信其真实性。他在上述两个国家居住期间，曾和许多人谈过话，发现无人不渴望长寿。无论何人，哪怕是一只脚都已进了坟墓的人，却仍然还要拼死保住另一只脚。天性使然，年岁极高的人仍然希望能再多活一天，而把死亡看作是最大的痛苦。只有在拉格奈格岛上，人们对生的欲望才不那么迫切，因为早有各种先例摆于他们面前。
他说，我所设想的生活方式纯属荒谬的妄想，即使最想入非非的人，也不会傻到去假定人能青春常在、永远健康、精力充沛。因此，问题不在于一个人能否选择永葆青春，永远幸福安康，而是一个人如何在年老体衰，诸事不便的境况下永久地苟活下去。尽管无人愿意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长生不老，但在前面提到的两个国家（巴尔尼巴比和日本），他发现每个人都渴望迟些死，越迟越好，他几乎没听说过谁愿意死，除非实在受不了极端痛苦的折磨。他问我，据我观察，同样的情形在我旅行过的那些国家以及我的祖国是否也普遍存在呢？
说完这通开场白后，他详尽地描述了“斯特鲁特布鲁格”的情况。他说，约摸三十岁以前，他们和凡人大同小异；而打那以后，他们就日渐忧郁和沮丧，并且情节愈加严重，直到八十岁。这些都源自他们的亲口承认，否则一个时代也生不了两三个这样的人，根本无法进行普遍的观察。当他们活到八十岁（在这个国家，八十岁被公认为寿命的极限），不但具备其它老人所有的毛病和荒唐行为，而且还因为长生不死，又横生出诸多其它毛病和荒唐行为。他们不仅偏执暴躁、贪婪颓唐、虚伪多舌，还无情无义，常人的感情都没有，顶多只对自己儿孙还有些感情。嫉妒和妄想占据了他们的主要情感，引起他们嫉妒的事情主要是年轻人的纵欲淫乐和老年人的死亡。他们嫉妒前者，因为他们自己已无法再享受肉欲的快乐；而他们一看到举行葬礼就哀叹和抱怨，是因为别人都已进入安息的港湾，他们却永远无望抵达那里。他们只记得自己在青壮年时期学到的知识和经历的事情，别的什么也不记得，而即使这些也远非全面准确，所以要想知道事情的真相和原委，宁可相信一般的传统说法，也别相信他们最可靠的记忆。他们当中最快活的还是那些年迈昏愦、完全糊涂了的老朽，这些人不像别的同类那样恶习重重，所以反倒能多得到一些怜悯和帮助。
如果一个“斯特鲁特布鲁格”碰巧跟他的同类结婚，按照王国的恩典，等两人中比较年轻的一人活到八十岁的，婚姻关系就可以解除。法律认定这种恩典相当合理，不应让一个将永存于世的无辜罪人负担一个妻子，使他的痛苦加倍。
一旦年满八十岁，法律就认定他们已死亡，他们的产业顷刻被子孙后代们继承，只余下很小的一部分维持他们的生活，有些贫困的人还要接受公众的救济。至此后，他们既无法令人信服，也不能为公众谋利，不得从事任何工作。他们不能购买或租赁土地，也不允许在民事和刑事案件中做证人，甚至不能参与地界的勘定。
到了九十岁，他们的牙齿、头发就掉光了，他们丧失了吃喝的欲望，有什么吃什么，有什么喝什么，因为这个年纪他们也没有味觉功能了。他们所患的疾病会一直拖着，既不加重也不见好。他们谈话时连一般事物的名称、人名都忘掉了，甚至连自己的至亲好友都记不起来。由于同样的原因，读书自娱是永远无望了，因为他们的记忆力太差，一个句子看了前面忘了后面，这一缺陷把本来还有可能享受的惟一的乐趣也给剥夺掉了。在这个国家，语言总在不断演变，一个时代不懂另一个时代的语言，活到两百岁以后，他们也就无法跟邻近的凡人交谈了，顶多只能讲几个简单的词。如此一来，他们虽然身在本国却像外邦人一样感到生活中诸事不利。
我只记得这些针对他们的描述，后来在一些朋友的带领下，我见过五六位不同年龄的“斯特鲁特布鲁格”，最年轻的不超过二百岁。尽管别人告诉他们我是个伟大的旅行家，周游世界，他们却毫无兴致，也不提个问题问问我，只是一个劲地要我给他们（就是纪念品）。这是一种文雅的乞讨，他们虽被公众供养着（法律严格禁止他们乞讨），事实上津贴少得可怜。
人人都鄙视憎恶他们。因为他们的出生被认为是不祥之兆，而出生的情况都记载得十分详细，所以你只要查一查登记薄就可以知道他们的年龄。不过登记薄上记载的还没有超过一千年的人，也许因为年代久远或者社会动乱，一千年前的记载都被毁掉了。通常推算他们年龄的方法是，询问他们还能记得哪一位国王或者大人物，然后再去查历史，因为显然他们脑中的最后一位君王不会在他们八十岁以后才登基。
我所见过的最令人痛心的人便是他们，而女人比男人更可怕。除去因极度衰老而产生的一般缺陷，她们还有其它可怕之处，其程度随年龄增长而日渐加剧，简直难以形容。在六个人当中，我能很快辨识出谁年纪最大，尽管他们之间年龄相差不过一两百岁。这下读者们应该会相信，因为我的所见所闻，想成为长生不老之人的愿望越加减弱了。打心底里，我为我原先那些美妙的幻想感到羞愧，我认为如此苟活还不如死掉，而且乐意接受任何暴君所能想出的死法。国王听说了我和朋友们的这些谈话，很是得意地打趣，他说希望我运两个“斯特鲁特布鲁格”回国，也让我的同胞们不再恐惧死亡，可惜该国的基本法律严禁此行为，要不然我倒真愿意自掏运费不辞辛苦地把他们弄回去。
我得承认，该国关于“斯特鲁特布鲁格”的法律极为合理，任何他国若处在相似境况，都有必要执行这些法律。否则，年老的必然结果乃是贪婪，这些永生不老的人最终就会成为整个国家的垄断者，这些人掌握社会的权力，但没有能力经营管理，结果必然会使整个社会毁灭。
第十一节
作者离开拉格奈格，乘船去日本——从那里他换乘荷兰船来到阿姆斯特丹，从阿姆斯特丹回到英国。
我猜读者也许会对上述这个颇为不同寻常的故事感兴趣，至少我从未读过类似的故事。倘我记错了，我只能说旅行家们在描述同一国家时往往会不约而同地关注同样的细节，这不必加上抄袭借鉴前人著作的罪名。事实上，该国和日本之间贸易频繁，日本的作家很可能曾有过关于“斯特鲁特布鲁格”的记载，但我在日本没逗留多久，对他们的语言也一窍不通，所以我就没进行什么调查。不过我但愿我这点拨能挑起荷兰人的好奇心，他们有能力来弥补我的不足。陛下曾三番五次要封我官爵，但见我坚决想回祖国，也就快活地放我走了。他亲自为我给日本天皇写了介绍信，此外还给了我四百四十四块大大的金子（这个民族很喜欢双数）和一枚红色的钻石，回国后我拿它换了一千一百英镑。
在一七〇九年五月六日，我向陛下和我所有的朋友们郑重道别。这位极为仁慈的君王派出一支卫队，送我到该岛西南部的皇家港口格兰古恩斯达尔德。六天后，我找到一艘可载我去日本的船，我们一路航行了十五天。
在日本东南部一个叫做滨关的港口小镇，我们上了岸。这城位于港口之西，一条狭仄的海峡向北通向窄小的内海，而内海的西北岸就是首都江户[68]。上岸后我就拿出拉格奈格国王给天皇陛下的信，让海关官员过目，他们很熟悉上面加盖的御玺，那御玺有我的手掌那么大。其上的印文是“国王从地上扶起一位跛脚乞丐”。城里的官员们听说我手持那样一封信，就以接待大臣的规格接待了我。他们为我备了马车和仆人，并义务送我去江户。在那里我获准觐见，我呈上那封信，为此他们举行了隆重的拆信仪式，接着一位翻译将信解释给天皇听，又向我转述陛下的命令，问我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天皇都将看在他的拉格奈格王兄的份上逐一满足。这个翻译常与荷兰人打交道，很快就从我的相貌看出我是个欧洲人，他便用熟练地道的荷兰语重复了一遍陛下的命令。我早有准备，回答称我原是一名荷兰商人，船在一个非常遥远的国度沉了，之后一路横渡海陆直到了拉格奈格，再坐船来到日本，我知道我的同胞常在这里经商，希望有机会能随他们中的一些人返回欧洲去。说完我极其谦恭地请求天皇开恩，下令把我安全送往长崎。此外我还有一个请求，那就是陛下能否看在我的恩人拉格奈格国王的面上，开恩豁免我不用执行践踏十字架仪式[69]，我的同胞到这儿来都要执行这种仪式，而我并非来做生意，来到这个王国是纯属遭遇不幸。天皇听了我的第二个请求的翻译后，似乎有些吃惊，他说他敢说我是我的同胞中第一个因这个仪式感到愧疚的人，他真怀疑我是否真是荷兰人，却丝毫没料到我是基督徒。虽然我提出了上述理由，但看在拉格奈格国王的份上，他还是格外开恩地将就了我的怪僻性格。但这件事必须办得巧妙些，要做得仿佛是官员一时大意把我放了过去的。否则，他说，这秘密一旦让我的荷兰同胞发现，他们一定会在途中割断我喉咙。我让翻译传达了我对这份意外恩典的感激之情，当时恰有一支要去长崎的军队，天皇便吩咐指挥官要将我安全送抵那里，又特别就十字架的事叮嘱了一番。
一七〇九年六月九日，经过一段漫长艰苦的航程，我们终于抵达了长崎。在这艘载重四百五十吨的阿姆斯特丹的“阿姆波伊纳号”大商船上，我很快就与几名荷兰水手交上了朋友。我的荷兰话讲得不错，因为在莱顿读书时我在荷兰呆过很长一段时间。水手们很快就得知了我最近的行程，他们好奇地询问我航海及生活经历。我隐瞒了绝大部分，尽可能编了一个简短而可信的故事。我在荷兰认识不少人，能捏造我父母的名字，假说他们是盖尔德兰省出身的卑微百姓。我本要付给船长（一个叫德奥德拉斯·凡格鲁尔特的人）去荷兰的应付船费，但当他得知我是个外科医生后，声称只要我愿意在本行业方面为他服务，他只收我半价。在我们开船以前，有几名水手一再问我可曾举行过上述那种仪式。我总是含糊敷衍：我已满足了天皇和朝廷的各种要求。然而，一个渔船船长心怀不轨，他指着我向一位官员报告，说我还没有践踏过十字架，但对方已接到指示放我通行。这个流氓因此被鞭笞了二十下肩膀，此后再没人敢用诸如此类的问题来烦我了。
一路上无事，我们一帆风顺地驶到好望角，在那儿稍作停留，取了些淡水。一七一〇年四月十日，我们安全抵达阿姆斯特丹，除了途中三人死于疾病，一人在离几内亚海岸不远的地方从前桅上失足坠落海里之外。不久，我就坐上一艘阿姆斯特丹的小船回往英国。
我们于四月十六日抵达唐兹锚地，次日清早我上了岸，在整整飘泊了五年半之后，我再次见到了亲爱的祖国。我直取瑞赘夫，当天下午两点钟就到达了，我见到了妻子和家人，大家都安然无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