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句话我们常挂嘴边，赏与罚是政府行使职权的两大枢纽，但我从未见过别的国家能像利立浦特一样真正有效地把这一原则付诸实践。只要你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在七十三个月内严格遵守国家法律，你就可以享受一定的特权，根据不同的地位及生活状况，从为此专设的基金中领取一笔相应的款子；同时获得“斯尼尔普尔”或“守法者”的称号，不过这个称号不能传给后代。我告诉他们，我们的法律根本没有奖赏，只有刑罚，这些人认为这是我们政策上的一大缺陷。屹立于他们法庭上的正义女神塑像有六只眼睛，前后各两只，左右各一只，象征她谨慎而全面；她右手提一袋袋敞开口的金子，左手执一柄尚未出鞘的宝剑，象征她喜赏不喜罚。
在选拔各项事务人才时，较之卓越的才干，他们更重视优良的品行。他们相信，既然人类需要政府，那就意味着人类的普通才能足以胜任政府的各项职务，况且上帝从未把公共事务的管理弄成一件神秘活儿，使得只有天才才能了解，而天才在一个时代里也难出一二。相反，他们认为真诚、正直、节制这些美德人人具备，大家只需实践这些美德，加上经验和为善之心，就可以为国效力（不过还需一段时间学习）。可是一个没有德行的人，他们认为其再才高八斗也没用，任何事儿都不能托付给这样的危险分子。一个因好人的无知而犯下的错误，至少不会像那些道德败坏、故意贪污的人的错误那样给公众利益带来致命的危害，要知道手段高明的人更能加倍地徇私舞弊，更能巧妙地掩饰其罪恶行径。
同时，不信上帝的人也不能在政府谋职。要知道，既然皇帝陛下自命为上帝在人间的使者，那他所启用和提拔的人如果居然不承认上帝存在，利立浦特人以为，这无异于自扇耳光。
在说到上述以及如下一些法律时，读者应当明白我指的只是他们原先的制度，并非后来那臭名昭著的政治，这些人已经由于人类堕落的天性陷入腐败之中。读者要注意，那些凭借在绳子上跳舞而获取高位、因在御杖上下跳跃爬行而赢得皇恩殊荣的奖章的诸种卑劣行为，都是由当今皇上的祖父首开先例，而随着党派之争越演越烈，它们才达到了眼下这样的高潮。
如我们在书上读到过的某些国家一样，他们认为忘恩负义应判死罪，理由是：那些以怨报德的人理应是人民公敌，他们对恩人都要恩将仇报，对人类便会更加恶毒，这种败类根本不配苟活于世。
看待父母和子女之间的责任问题时，他们也和我们完全不同。男女结合乃为了传宗接代、延续香火，这是伟大的自然法则，对此他们倒没有异议。但照利立浦特人看来，男女完全由于性欲之需而完成交合，这一点上人类和其它动物如出一辙；出于同样的自然法则，父母对各自后代极尽呵护之能事，但他们以为，孩子绝对不必因父亲生了他、母亲领他出世，就应对父母尽什么义务。试想人生如此悲惨，生儿育女本身并无益处，当做父母的相遇相爱，一门心思都是情情爱爱，也压根没想到要生儿育女。根据诸如此类的种种理由，他们认为子女的教育绝不可以交给他们的生身父母。因此，每个市镇上都有公共学校，除了农民和劳工，所有父母都必须把年满二十个月的儿女送到学校里去接受教育，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个年龄的儿童基本上能听从教导。以适应不同的层次和性别，学校也分好几种。学校里有经验丰富的教师，他们训练孩子们各自的生活方式，既能与其父母地位相符合，又能符合他们自身能力和爱好。
我先谈谈男校，再谈女校。负责接收名门望族子弟的男校，配有很多庄重而博学的教师，每名教师的工作都由几名助教协助进行。在吃饭穿衣方面，这些孩子都极为简朴，他们接受荣誉、正直、勇敢、谦逊、仁慈、信仰、爱国等原则的熏陶，除了短暂的吃饭睡眠时间和两小时的娱乐时间（包括体育活动），剩下的时间都被安排得满满的。四岁以前，由男仆伺候他们穿衣，四岁以后，无论出身多么高贵都得自己动手。至于女仆，她们年纪相当于我们的五十来岁，只干最粗贱的活。孩子们不许与仆人交谈，只许在教师或助教的监督下，一小伙或一大群地集体活动，这样他们就免于像我们的孩子那样在幼年时期就沾染上种种恶习。
父母每年只有两次来校看望孩子的机会，探望时间仅为一个小时，见面与分别时他们可以亲吻自己的孩子；但他们不能和孩子窃窃私语，或者爱抚孩子，也不准带玩具糖果礼物，他们探望时总有一位教师在场监护。每个家庭都必须及时缴付孩子的教育费和娱乐费，否则将由皇帝委派的官吏强行征收。
同样的管理办法，也适用于那些负责接收一般绅士、商人、小贩和手艺人子弟的学校。不过，那些打算去做生意的孩子到了十一岁，就要离校去当学徒，而贵族子弟则继续留在学校直到十五岁（相当于我们的二十一岁）。不过，最后三年的管教也就逐渐宽松了。
女校里的贵族孩子也接受与男孩子大致相同的教育，只是她们是由容貌整洁的女仆伺候穿衣和梳理打扮，不过总有一名教师或者助教在旁边进行监督，直到她们年满五岁能自己打理时为止。这些女仆倘若擅自给女孩子们讲一些吓人的蠢故事，或者玩那些我们的侍女所惯于玩弄的愚蠢把戏来给她们取乐，一经发现，就得被鞭打着进行全城游街示众三趟，再监禁一年，最后流放到这个国家最荒凉的地方。因此，男孩女孩们都一样不愿做懦夫和蠢材，认为这最为可耻，并且他们轻视一切不整洁端庄的打扮。我发现他们的教育没有因性别不同而有所差别，只是女子的运动不像男子的那样剧烈。女孩子们还要学一些持家理财的方法，她们所研究的学问范围也稍微小些。该国人奉信：既然不可能永远年轻，贵族人家的主妇就始终应该是一位通情达理、和蔼可亲的伴侣。他们认为女孩子到了十二岁就该出嫁了，这时她们的父母或监护人领她们回家，离校时对老师自是千恩万谢，与伙伴也每每是依依惜别。
层次略低的女校里，女孩子们学习各种适于女性并符合各自不同身份的活儿。打算当学徒的也是七岁退学，余下的则留到十一岁。一个小户人家倘若有孩子在这些学校里学习，每年除了要交纳最低限度的学费，还要拿出他们每月收入中的一小部分作为孩子的一份财产，由学校的财务人员保管，因此所有父母的开支都受到法律限制。利立浦特人认为，人类为了发泄一时的性欲弄出个小孩子，却完全要由公众负担教养也未免太不公平。至于有身份的人，也需依据个人情况保证拨出一定款项留给每个孩子，这部分基金，学校将永远奉行勤俭之原则，公平地管理使用。
农民和劳工的孩子则被养在家里，因为他们的本分就是耕种田地，故而他们的教育对公众来说无足轻重。不过养老院将赡养他们当中年老多病的人。这个帝国没有乞丐这一行业。
在这个国家，我共住了九个月零十三天，我愿讲讲自己在那儿的日常生活，感兴趣的读者也许乐意听听。我天生大脑就极具机械才能，另一方面也是生活所需，我用皇家公园中最大的树木为自己打造了一套相当好用的桌椅。雇了两百名女裁缝给我缝制衬衣、被套和桌布，她们把能够找来的几层最牢固厚实的布料缝在一起，要知道该国最厚的布也比我们的细麻布薄。通常来讲他们的亚麻布每匹长三英寸宽三英尺。为让女裁缝们给我丈量尺寸，我躺在地上，一个女裁缝站在我脖子那儿，另外一个站在我的腿肚子边儿，每人手里各拉着一根粗线的两端，让第三个女裁缝手持仅长一英寸的尺子来丈量粗线的长度。接着量了我右手的大拇指，之后她们却不再量其它了，因为按照数学方法来计算，大拇指的两周相当于手腕的一周。以此类推，她们又算出了脖子和腰围的大小。我又把我的一件旧衬衫摊于地上给她们做样本，结果她们做出了一套非常合身的衬衣。同时有三百个男裁缝受雇给我缝制外衣，但是他们给我量尺寸又用另一种方法：我跪在地上，他们在我的脖子上竖搭起一架梯子，其中一个人爬到梯子上，把一根带锤的线从我的衣领那儿垂到地上，这恰好是我的上衣的长短，不过腰身和手臂则由我自己来量。我的衣服全在我的住处制作（他们最大的房子也无法放下这么大的衣服），做成后颇有英国的太太小姐们做的百衲衣之风，只不过我这衣服只有一种颜色。
我的日常饮食由三百名厨师负责，他们一律举家搬到离我的住所很近的小茅屋里。每位厨师负责做两道菜。进餐时，我一手抓起二十名服务员放在饭桌上，下头还有一百名等候，有的端着一盘肉，有的扛着一桶葡萄酒或其它酒类。我用餐时，就像我们欧洲人从井中拉上吊桶一样，桌面上的侍者要用绳子以巧妙的办法把食物拉上来。我一口能吃一盘肉，喝一桶酒。他们的羊肉比不上我们的好，但牛肉却味道极美。有一次我吃到一块很大的牛腰肉，足足嚼了三口，不过这种情形很少。我将那些肉一股脑吞下去，连骨带肉，就跟在我们国家吃百灵鸟的腿肉一样，仆人们见了惊讶不已。他们的鹅和火鸡，我通常一口一只，我应该承认它们的味道远胜我们。至于他们的小家禽，我随手用刀尖一挑就是二三十只。
皇帝陛下听人报告了我过日子的情形，有一天就带着皇后、年轻的王子公主们来跟我共同享受用餐之乐（他喜欢这样说）。我请他们在设于桌面的御椅上就座，面朝我，卫队守于近旁。财政大臣福林纳浦手持他那根白色权杖，也侍奉一旁。我发觉他常常从一旁酸溜溜地看着我，我假装没发现，只是吃得比平常要多得多，其一是为了我亲爱的祖国的荣誉，其二也想让朝廷惊叹一下。我相信，皇帝陛下这次光临寒舍，定会使福林纳浦再一次算计攻讦我。这位大臣一向暗地里针对我，表面上却爱我有加，他本性阴暗乖僻，他这么做绝非正常。他向皇帝报告说，目前的财政状况很不景气，他往下的拨款不得不大打折扣，国库券的价值比票面价值低百分之九方能流通，我花了皇帝的一百五十多万斯布卢格（他们最大的金币，和我们缝在衣服上作装饰用的小金属片一般大），总之，为江山社稷着想，陛下最好寻个适当的机会把我弄走。
在此，我必须维护一位品质高尚的贵夫人的名誉，因为我，她蒙受了不白之冤。谁能料想到财政大臣竟会猜忌自己的妻子呢，这全因有小人挑拨离间，胡乱说这位夫人爱上了我。这丑闻在朝廷里一时传开，说有一回她曾秘密到过我的住处云云。对此我必须郑重声明，这纯属造谣、一派胡言，这位夫人只不过爱用至诚和友谊对待我罢了。我承认她常到我的住处来，但一直都正大光明，马车里总有三四个人同往，通常包括她的妹妹、小女儿，或者一些极好的闺中密友。这事儿在朝廷的其它贵夫人身上是司空见惯的。我还可以找我身边的仆人证明，他们什么时候看到我门口停着马车却不知来者何人？每次客人来访，都先由仆人通报，我照例赶去门口迎接，我行过见面礼，再小心地把马车和两匹马（倘使有六匹马拉车，车夫就要放开其中的四匹）放在桌子上。为了防止发生意外，我在桌子周围设置了一道活动的桌边，大约有五英寸高。通常桌上同时有四辆载满宾客的马车，我就坐在椅子上把脸靠近她们。我跟客人一起谈天时，车夫就缓缓赶着其它的车子在桌上打转。在这些愉快的谈话中，我度过了好多个下午。我要向财政大臣和他的那两个告密者（我将说出他们的名字，让他们走着瞧好了）克拉斯特利尔和德隆洛挑战，我要他们拿出证据，除了我曾提过的瑞尔德里沙内务大臣曾外，他还是奉皇帝陛下的特遣，还有什么人私下来找过我。我自己的名声受点损害都是小事，要不是此事关系到一位夫人的名誉，我才不会唠叨这么半天。当时我的爵位是“那达克”，而大家都知道财政大臣则只是一个“克拉姆格拉姆”，他比我要低一等，就像英国的侯爵比公爵要低一等一样，但是他在朝廷中的地位比我要高得多。这些谗言都是我后来偶然听来的，至于如何偶然听来这里就不多赘述。总之，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因为这些谣言，财政大臣都不给他夫人好脸色，对我就更坏了。幸运的是，他最终幡然醒悟和夫人重归于好，但我却永远失去了他的信任。他深受皇帝宠信，不久，我在皇帝心目中的地位也下滑了。
第七节
有人欲控告作者犯了叛国罪——他得到消息，逃往布雷夫斯克岛——他在那儿受到欢迎。
在叙述我离开这个王国的情形之前，我似乎应该把一桩两个月来一直针对我进行的阴谋告诉读者。当时，我对朝廷里的事情还是不太熟悉，我身份低微，也没有知道宫廷之事的资格。我曾听说、也曾在书本里读到过不少关于君王和大臣们的性格描述，但我却万万没有想到，在这样一个遥远的国度里，君王和重臣也那样可怕，我本来还当这个国家所奉行的政治原则能不同于欧洲国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