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航线很糟糕，像一条公共汽车线路，在香港停，在曼谷停，在罗马停，耳膜被不断变化的气压弄得听不清楚声音。最后，终于到了慕尼黑。在我的随身行李里，带着一包四川榨菜，那是我第一次来到欧洲。
在慕尼黑的老机场迎来咖啡的苦香。不是上海咖啡馆里常常也会有的那种稍纵即逝的咖啡香，而是深深渗透了的、赶也赶不走的味道。它弥漫在我的空气里，我一路上吃的晕动药还在起作用，在被茶苯海明所抑制的感官里，感到那暖和的、华美的浓稠的香气，像很久以前的冬天，趴在棉被里漏夜看译本，也许是雨果的浪漫小说，也许是屠格涅夫的散文，也许是拜伦的诗。在我成长的时候，这些书已经停印多年，到所有的公共阅览室去，都无法找到它们。它们在孩子的书包里偷偷地传递着，而且因为秘密的状态而倍添乐趣。冬天没有暖气的房间要盖很厚的棉被，沉重地压在身上。棉被深处橡胶热水袋散发出带着橡胶气味的热气，发了黄的旧书也散发出带着轻尘的纸的清淡气味。
汽车无声地带着我掠过黄色的大房子，那是巴伐利亚王的夏宫。当希茜公主的电影被月光下寂静的建筑证明是真的，回想来的，是在大学礼堂拥挤的木条発子上，与中文系三班的女生们一起看电影的情形。如今我怎么证明那个建造于五十年代的、漆着简陋红漆、在大门中央有一个红星浮雕的礼堂是真的呢。
像指向天空质疑的手指，固执的、严厉的、永不罢休的，那是哥特式教堂的尖顶。
蓝色的地铁标志甚为精良地在闪光，那是伊萨塔站。淡黄色的石头城堡立在街心，只是少了堂吉诃德和他的瘦马，还有他的那个胖子跟班。外国人的名字一直是不好记的，我中学时代发疯似的找外国书看，那些书通篇在外国名字下加上细线，帮助读者不至于把名字与句子里的其他字混起来。当时我一点也不喜欢堂吉诃德的故事，它不符合我对美女和骑士故事的理解。我喜欢维特那样的惨绿少年。在黯淡的青春期的夜晚，借到一本书的我，常常飞奔过散发出淡淡臭气的街市，踩烂从疯长的树上败落下来的花朵。
灯光明亮的大橱窗里面，有我看不清楚的美丽东西，一家连着一家，电力很足，灯光一点也不发黄。
小街上有狗朝我吠。路灯把丁香树细碎的影子投在路上，还有一个路边的木头十字架，黑发的耶稣被小小的红色长明灯照亮着。
沿街的庭院里能看到一套白色的桌椅，桌子上的花伞收了起来，像是一只睡着了的孔雀，静静地敛着尾巴。
房东太太领我去顶楼我租下的房间，她推开门，越过她肩上的金发，我看到了小桌上的郁金香，它们被养在陶做的花瓶里，让人想到了印象派的那些画。那时我并不知道康定斯基在几十年前也在慕尼黑的这一片坡地上住过，沿着近处的一条一直通向黑海的小溪往下走，就能看到他当年住过的房子。
房东太太向我微笑的时候，我开始想到巴尔扎克小说里的那些蚀刻画的插图，她长得像贝姨，我觉得。她的脸在阴影里，就像一九七〇年的时候，那些辗转到我的手里的小说书一样，软而旧的，带着陌生而熟悉的气息。那时候中国与整个西方世界交恶，没有西方的书，在小孩子中，要用两本中国的书，里面还要有爱情故事的，才能换到一本外国书的译本。那些经过不知道多少孩子多汗而微脏的双手、已经破旧不堪的书本来到我的手里时，我四周的世界就烟消云散了。
屋子里给我放衣物的橱很老旧，发红的褐色，不知道是不是法国小说写的那种桃花芯木。
第一次，第一晚，我住在慕尼黑郊区的一间顶楼房间里，从上海带来的行李堆了一地，关了灯以后，它们像一些古怪的影子。
从我的小床可以看到一大扇窗，是我们在上海称为老虎窗的那一种。在睡着以前，我对自己说，你这是在欧洲啊。它让我不怎么相信，在闭着的眼睛里，我看到黄色的大房子，还有前面那略石的空地，中间有一尊青铜雕像，一个人骑在马上。灯影里丁香树那些细碎的影子，它们小而清香的紫花还睡在树叶子里。还有咖啡香，只是这会儿，我怎么也想不起来它的气味了。
这些情形，像落叶落在溪流上，一片一片地过去了。
然后，我听到了鸟的声音，许多的鸟叫声。
再然后，教堂的钟声响起来了。那是二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天，天主教教堂的钟声响彻四方，像小说里写的一样。我睁开眼睛，突然，我看到满满一窗的蓝天，巴伐利亚的晴空，蓝得让人真是不能相信。那蓝天里，有许多金色的小小的针在飞，那是像天使射出的箭一样的阳光。那天我真的看见，天上有天使的金色的箭在飞，只是我知道说出来一定没有人相信，中国人恨我崇洋太过，德国人笑我好像堂吉诃德，他们就满脸堆笑地点着头说：“如果你喜欢，就这么想好了。”直到后来，我的那些热爱中国的朋友向我强调中国是世外桃源，我才明白了那笑的意义。
在那间带着一个尖顶的顶楼房间里，我还有一套沙发、一个小会客区，可我没有在那里招待过客人，那时我在慕尼黑没有朋友。
在独自的晚上，我听收音机里的英文台，欧洲的歌与我在中国听到的美国排行榜的歌有不同的气息和节奏，带着一股子古董气。收音机的喇机小小的，把声音弄得扁扁的，像许多年以前，我的少女时代，常常在晚上用短波收音机听澳大利亚之声音乐节目的声音。那时收听短波是一宗罪，但是，从八岁到十八岁，我实在对单调的音乐厌倦了。那时的晚上，收音机的声音总是开得很小，音乐越过强十扰波的沙沙声，游丝一样地传来，阳台吹过来的风，细致地拂起伏倒在小腿上的汗毛，让我觉得漫长的日子里藏着的好。
从前那小小的声音，是怕让别人听到会惹麻烦。现在是怕吵到房东一家。因为房东太太那天夸奖说，中国人真安静啊。
我把图书馆的书带回来看，像大学时代那样。有时写日记，有时是写信，那时候写出来的字，出奇的小，紧紧地连在一起，夹着常常有拼写错误的英文，它们记录着我慌乱的心思。
许多事让我震惊。
德国人吃生的蘑菇，他们把蘑菇洗一洗，放在盘子里切一切，拿盐瓶在上面撒一撒，再拿胡椒瓶在上面撒一撒，就吃了。
博德博士是六十年代从东德逃到慕尼黑的，至今还留着萨克森的口音，他对我极为客气，不论我说什么，他总是深深地望着我说：“我理解，理解。”但有人告诉我，他和别人打赌说，这个中国人不会再回中国去，一定会想办法留下来。然后我才理解，为什么常有人拿电影院里被人占了座时的长脸给我看。
四周静极了，能听到树丛里有时响起的沙沙声，我猜想那是站在树枝上睡熟了的鸟，一不小心从站着的地方摔了下来。有一天我看见鸟了，它们比上海的鸟大好多，在图书馆外面的坡地上走，走得飞快，吧嗒吧嗒吧嗒，拧着结实的身体，像工作中的德国人。
在地铁站，在我边上等车的一个小男孩看着我，正和他妈妈讨论什么。他蓝色的眼睛好漂亮，一动不动地看着我，他看到了我的长辫子，马上就指给他妈妈看。我看着他笑，于是，他的妈妈过来对我说，他们在猜我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孩子说我一定是中国人，因为我编了那么长一根独辫子。
有时写着，写出满脸的眼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