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一步到位的弊端
西方的民主路径是“先富而后民主”的渐进过程，亚洲很多国家往往是普选权一步到位的“穷而民主”的激进过程，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仍然很低的情况下就实现了民主。随着民主教育的普及，人民的权利意识越来越强。就民主本身来说，这应当是一件好事，但问题在于，低水平的社会经济发展满足不了普通人民高涨的权利意识。从经验来看，民主政治不仅没有推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很多时候还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诸多严重的制约。这些国家因此面临一个困境，即人民权利意识高涨，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实在没有办法帮助人民实现权利。而且，民主权利高涨的社会群体，很容易被少数政治精英动员起来，走向暴力。
这样，我们就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了：为什么亚洲的政治人物往往脱离政党政治、走出议会，走向街头政治？这里既有精英的问题，即缺失民主意识、妥协精神；也有社会原因，即存在着一大批民主意识高涨的社会群体，试图通过街头运动来获取他们认为应当属于他们的利益。当精英和大众都相信通过街头运动，可以获取议会政治所不能得到的东西之时，街头运动就具备了巨大的动力。
在这样的情况下，制度设计就成为关键。有些制度设计是可以解决这个困局的，包括前面所列举的西方一些制度设计，如上议院和法团主义等等。很可惜的是，这些制度设计在亚洲国家以及大多数后发展国家往往变得不可能。为什么？在先发展国家，往往是先进行国家制度建设，后民主化。西方近代国家制度建设，大都在精英民主时期就完成了，很多国家制度甚至在精英民主之前的贵族专制时期就已经建立。西方的民主化是国家制度的民主化，民主制度是建立在其他国家制度基础之上的，是制度的延伸。尽管从理论上说，国家制度任何时候都可以建立，但从经验层面看，大多数基本国家制度如果不能在民主化之前建立，在民主化之后就很难有机会了。
在亚洲，很多国家在还没有建立起（近）现代基本国家制度之前，就实现了民主化。当人们说民主的国家制度的时候，应当意识到，民主制度只是众多国家制度中的一部分，民主制度不能替代其他方面的国家制度。更为重要的是，没有其他国家制度作配合，民主制度即使有了，也不会发生作用，运作起来。亚洲许多国家就面临这种局面，国家制度建设百废待兴，唯独民主运动高涨。方方面面的国家制度建设需要大量的权威，但民主却是消解权威的机制。在民主化到来之后，要进行有效的国家制度建设变得极其困难。不难见到，在亚洲很多地方，并不存在有效的制度和机制来调解精英之间、精英和社会群体之间、各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和矛盾。
亚洲政党政治分配的差异
回到文化层面，同样是政党政治，亚洲和西方也表现出巨大的差异。在西方，意识形态是政党的基础，无论是党员还是普通公民，人们认同某个政党的前提，就是认同其所持的意识形态。再者，因为拥有庞大的中产阶级，不同政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分化并不严重。有了对意识形态的认同，社会不太容易分裂，因为各政党之间聚焦的是不同的政策。但这种情况在亚洲很多社会都不存在。如果说西方是人跟着意识形态，在亚洲则常是意识形态跟着人。
在亚洲，人往往成为政党的基础。一方面，政党制度比较脆弱；另一方面，个别政治人物更能发挥作用，动员社会力量。在亚洲的很多社会，那些有威望的政治人物随时都可以脱离其所属的政党，另起炉灶，成立自己的政党。有了政党，再找一些所谓的意识形态作为自己的标志。因为人比意识形态重要，因此政党的分化就变得很容易。脆弱的政党制度加上社会的对立，容易使得议会政治名不符实，最终演变成为街头政治。
今天的亚洲，无论富裕还是贫穷，大多数社会人民的权利意识已经高涨，民主化和民主政治不可避免。问题已经不再是需不需要民主化，而在于如何在民主化的同时，建设各方面的国家制度，推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就是说，各个社会如何建设符合自己国情的民主政治。如果没有国家制度建设，没有可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很多国家必然会长期陷入低度民主陷阱。如何跳出这个陷阱，会在很长的历史时间里，成为亚洲社会最大的政治挑战。
2014年1月22日
亚洲民主（化）的吊诡
在历史上，亚洲国家和地区并没有发展出近代西方意义上的民主体制，亚洲的近现代民主体制不是本土的产物，而是从西方输入的。历史地看，亚洲民主政体的产生主要有以下几种途径。
第一，殖民地的遗产。很多亚洲国家曾经是西方的殖民地。在殖民统治期间，亚洲没有一个地方成为民主国家，因为殖民宗主国关心的仅仅是自身利益。（如香港地区也直到要回归中国之前，英国人才引入了他们自己所界定的“民主”。）在殖民统治结束后，殖民者留下了一些日后导致民主发生的政治因素，例如多党制、选举等有利于民主产生的制度。对大多数亚洲国家和地区来说，这些不是本土的制度因素。
第二，西方对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占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日本的占领就是典型的例子。在占领期间，美国帮助日本发展出了日本形式的民主体制。当然，这里也不能忽视日本本土的一些有利因素。日本明治维新后，经过多次内部改革，已经开始发展出一些民主要素。但美国的“占领”的确使得日本在短时期内确立了民主。不过，这种通过他国“占领”而快速催生的民主，也给日本留下了无穷的问题。日本现在正在进行的所谓的“国家正常化”，无疑是要修正美国“占领”期间所确立的宪政政治体制。
第三，在外压下的内部民主化。内部民主化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政治动力结合的产物。这里的民主化主要表现为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统治阶层之所以要进行民主化的政治改革，主要是迫于外部地缘政治压力，通过民主化来继续求得西方和美国的支持；但同时，统治者也面临内部的民主化压力。一般的情况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内部中产阶级不断成长壮大，产生参与政治的需求。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是典型的例子。
第四，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在这种情形下，民主化大多是一些政治理想主义组织的民主追求。参与民主运动的群体很复杂，但主要是理想主义者或者政治功利主义者动员起来的对现状不满的各个社会群体。
民主，既有生命力又脆弱
无论是作为一种解决问题的制度安排，还是作为一种体现政治价值的制度安排，民主历来就是一种既具有生命力又非常脆弱的体制安排。说它具有生命力，是因为民主可能是最能体现政治本质的政治活动。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政治，而民主政治是一种比较文明的政治形式（即公开的政治斗争）。在这个意义上，民主为人们所追求。不过，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民主表现为妥协的产物。竞争和妥协是西方民主的本质性东西。尽管民主表现为斗争和冲突，但其主体是妥协。有斗争，又必须达成合作；否则，民主就无法运作。
西方长期实行精英民主，为妥协提供了数量条件，因为精英数量的多少决定了民主竞争的可行性。当然，西方民主能够运作，不仅仅是因为民主的精英性，更因为民主的有限性。西方提倡有限政府，体现在民主上，就是有限民主，即民主是有限的，只限于那些政治人物的选举。民主不仅和官僚体制没有关系，和其他包括经济、社会和文化在内的领域也没有必然的关联。这些非政治领域是否民主化，不是国家政治问题。
同时，民主又非常脆弱。一旦精英之间无法达成妥协，民主就很容易出现问题，甚至解体。这样的案例在历史上比比皆是。妥协的政治文化是民主生存的前提条件。在妥协的条件下，民主是一场双赢游戏。
西方民主的这种妥协性，在大众民主到来之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参与政治的社会群体剧增，使得民主的机制不堪重负（这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过度民主参与”理论所关切的问题）。同时因为社会被整体动员起来，各政党都能得到相当规模的支持者，多党政治往往演变成互相否定的“否决政治”。互相否决的出现，使得传统精英民主的“双赢游戏”演变成为今天的“零和游戏”。大众民主使得政府无法有效运作，什么也做不了，最后谁都会成为牺牲品。西方民主现在所面临的就是这样一种情况。
亚洲的情况更为糟糕。亚洲缺乏类似西方那样的“妥协文化”，历来盛行的就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不妥协文化。传统上，革命很简单，只是意味着政权更替。这种文化在现代亚洲社会是否已经转型？从实际情况来看，没有。结果，在没有妥协文化的情况下，民主出现“吊诡”，民主的结果往往是“反民主”。
“反民主”的两个面向
“反民主”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以“非民主”甚至“反民主”的方式来追求民主；另一方面是追求民主的结果，使得民主本身所包含的价值流失。
就追求民主的方式来说，政治斗争本身没有问题，因为民主本来就是一种斗争形式。但如果只有斗争，没有妥协，民主就会体现为“反民主”，也就是持续的斗争。在亚洲一些国家，民主往往处于不间断的全天候的政治动员过程中，并且政治动员往往求助于阶级、种族、民族、宗教等一切可能的因素。即使社会不存在这些因素，政治人物和激进知识分子也会把这些因素创造出来。这样，民主化的过程就演变成为泛政治动员。更危险的是，这种过度的政治动员往往把对抗“外敌”的方式（如民族主义），用于对付其他社会群体（如中国台湾地区的“本省人”和“外省人”、中国香港地区的“香港人”和“大陆人”的认同政治），在民主产生之后，这种现象还会继续存在下去，出现“泛民主现象”。社会往往被高度政治化，政治没有限度，民主没有限度，可以进入任何社会领域。
在如今的社交媒体时代，过度的动员已经变得司空见惯。社交媒体拥有巨大的政治动员能力，能够在短时间内动员起足够的政治支持者、参与者和同情者。这很容易造成不尊重少数人、甚至不尊重大多数人的局面。“唯我独尊”是社交媒体的主要特征。社交媒体本应让人们更具包容性，因为人们可以听到不同的声音；但实际上刚好相反，它使得人们只选择自己需要的信息，而不会去理会与自己不同的观点。这样，对民主追求者来说，民主不是众多利益和价值的妥协，而是“我的价值的实现”。在这个过程中，很容易把自己的价值无限道德化，而把别人的价值妖魔化，造成一种“乌托邦主义”的局面。当然，民主的反对方也趋向于这么做。这样就很容易造成双方的公开冲突，甚至暴力事件。历史上，民主运动已经制造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甚至烈士。这种情况今天仍然在继续，社会媒体以其特有的速度和方式塑造着新的民主英雄。
如果民主是通过“反民主”的方式争取来的，所产生的民主体制也必然包含“反民主”的因素。为了反对而反对，已经成为亚洲民主的最主要特点。例如，亚洲民主制度设计的一大特点，就是无限度地限制掌权者的权力。限制权力本身没有错，因为无限的权力会导致权力的滥用。亚洲的问题在于限制时要把握的度，不难观察到，亚洲民主往往体现为没有人负责的政治治理结构。
民主走向反民主，也表现在民主化之后原来所追求的民主价值的消失。如前面所说，在亚洲，民主的过程往往也是把其他一切领域，包括经济、社会、文化等“民主化”的过程，造成泛政治化。在一些地方，民主成为社会沉沦的根源，而非向上进步的动力。还有一些地方，民主的确是“典范”，但除了民主，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都被虚无化。
反民主在经济上表现得最为显然。
在欧洲和其他一些地方，在很长时间里，民主和资本主义同时进步。一方面，民主通过各种方式帮助资本主义进步，例如法治的实施、社会的稳定、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善、社会政策的确立等。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也通过创造更多的财富和维持庞大的中产阶级，帮助民主可持续发展。西方从早期的原始资本主义转型为后来的福利资本主义，这个过程并非资本本身发展的产物，而是包括民主化在内的政治改革的结果——民主使得资本主义“变好”。
但在亚洲，民主搞得不好，因此走向了反面。民主造成了社会的过度政治化，商业投资环境的恶化。很多附加值高的资本流出本土，去寻找投资环境较好的地方。民主一方面大大提高了资本的成本，另一方面并没有为资本提供更好的政治环境。因此，亚洲一些新兴民主国家往往走向廉价资本主义，也就是产业往附加值低的方向发展。
资本历来不想被政治控制。在全球化状态下，政治也控制不了资本。一旦民主化影响了资本的运作，高质量的资本便会寻找海外市场，而低质量的资本无处可去，只能在内部发展。如果说在西方，民主提升了资本主义，造就了好的资本主义，那么在亚洲，民主则在导致资本主义的沉沦，使其向“坏”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