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民主的动员可以产生巨大的力量摧毁旧制度，但产生不了同样强大的力量来发展经济和建设制度。对人民来说，最重要的是“讨生活”，经济和建设仍然是最主要的。激进政治改变不了什么，只是满足了理想主义者试验其乌托邦的幻想。正因为如此，理想主义者最终会被原来的支持者所抛弃。
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激进政治，因为种种因素已经变得不可避免。如果激进主义者多一些现实感，就可以做更具现实性的选择，既可以达到目标，又可以控制出现过多的并不想要的结果，这就要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做必要的妥协。不过矛盾在于，如果激进主义者具有现实感，他们也就不再是激进主义者了。也正因为如此，在非西方世界，历史还在不断为理想主义式的英雄人物创造着政治和生活的悲剧。尽管无论从道德层面还是理想层面看，人们并不想看到这样的结果，但历史从来就是这样的。政治永远使人纠结。
2014年9月24日
笨蛋，这是资本！
笨蛋，这是资本！
这里，笔者套用克林顿1992年竞选总统时所打出的“笨蛋，这是经济”的口号，来分析席卷全球的社会抗议运动及其误区。在本区域，人们关注最多的是中国台湾地区不久前发生的“太阳花运动”（占领“立法院”运动）和香港地区所发生的“占中”运动。不过，类似的社会抗议运动也是世界各地所面临的问题。
无论是在发达的西方，还是社会经济水平仍然不发达的发展中社会，都在发生着两类不同的社会运动。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刚好是两个典型的例子，前者的社会抗议运动表现为针对资本主义的运动，后者则表现为要求民主化的运动，两者的目标都指向政府。一旦人们把社会运动归结为政府和社会之间的矛盾，问题就被简单化。结果，运动组织者对目标的错误判断，所使用的错误的方式，导致结局与目标背道而驰。
社会抗议运动实际上牵涉到资本、社会和政府三者之间的关系。要理解社会抗议运动，从资本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来讨论，或许更能说明问题的本质，找到合理解决方案。自近代以来，只要存在着市场关系，资本一直主导着资本、社会和政府三者的关系。从资本和社会的关系来看，自近代以来，世界已经经历了两次大的革命。今天的世界开始进入第三次革命时代。这三次革命的根源都是资本。
一次革命促成权力分享
第一次革命可称之为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和君主贵族之间的斗争。这次革命先发生在西方，然后扩散到其他地区，历时几个世纪，书写了近代的世界历史。在西方，商人阶层起源于罗马帝国解体的废墟上。在没有任何“集权”政治形式的情况下，城市纷纷兴起，而商人则是这些城市的主体。商人在近代国家的形成过程中是主导性力量。
这里分为两个历史阶段。在第一阶段，商人辅助君主统一国家。在近代高度集权的国家形式产生前，欧洲大多是地方化的政权，并且由基于传统身份的贵族主导，这不是新崛起的商人阶层所能接受的。地方化的政权没有统一的市场，不利于商人对效率和利润的追求；传统贵族的存在也不利于商人对身份和地位的追求。商人追求利润和地位，而君主追求更大的权力，在国家统一问题上，两者找到了共同的利益。欧洲国家统一的过程，就是整合各地方共同体（包括小民族）的过程。没有商人在背后的金融支持，君主很难完成统一大业。
在第二阶段，商人和君主分享政治权力。在国家统一过程中，商人在经济上支持君主；而如何在国家统一之后保持自己的权力和权利，则是商人阶层在此阶段的主要问题。商人通过把持议会的形式和君主分权，又通过议会的立法来保护商人的私有财产。今天西方国家的很多制度，包括私有产权制度，都是商人阶层和君主互动的产物。
商人和君主的互动就是近代民主的开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巴林顿·摩尔曾形象地说过，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西方）民主。商人，也就是后来所说的资产阶级，是第一个和君主分享政治权力的阶层，也是商人用经济的力量驯服了君主的专制权力。因此，马克思说，近代国家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政府仅仅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并非没有道理。
二次革命造就福利社会
第二次革命可称为无产阶级革命，或者工人阶级革命。近代国家统一之后，商人成为主导阶级，西方各国经济得到持续的发展，也促成了产业革命。之后，西方逐渐发展出了大规模的工厂和生产方式，产生了新兴的工人阶级，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无产阶级，即出卖自己劳动力的阶层。早期的资本主义唯利是图，属于原始资本主义。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社会的悲惨时期。欧洲很多作家都有很形象的描述，例如雨果、狄更斯和马克思。资本的天堂也就是社会的“悲惨世界”。逐渐地，具有自我意识的工人阶级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社会抗议运动，即工人阶级运动。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工人阶级运动达到高潮。马克思把这个过程形容为资本主义制造自己的“掘墓人”的过程。
工人阶级运动体现了资本和劳工之间的冲突，产生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结果。在西欧，运动导致了民主社会主义路线的产生，资本和劳工阶层达成妥协，逐步走向福利国家制度。工人阶级运动促成原始资本主义向更人性化的资本主义转型。政府在此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此前，政府是资本的代理人，为资本服务。工人阶级运动促成了政府和资本的相对分离，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力量。政府为了保护资本主义不走向自我毁灭，实行各种形式的社会政策（例如社会福利）来保障社会的稳定，以及资本的正常有效运作。在后期，随着投票权逐渐扩展到工人阶级，政府（政治人物）的动机也发生变化，逐渐地偏向工人（选票）。从原始资本主义到福利资本主义的转型，是一个政治和社会改革的过程，在资本和社会力量之间创造了双方都能接受的均衡状态，使资本得到了稳定的新环境，社会得到了新利益。
而在另一端，主要是不发达的国家，无产阶级革命造就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模式。其特点就是消灭资本和市场经济，试图通过公有制让社会控制经济。这也是人类历史上一次重大的试验，在早期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就，成为落后国家赶上发达国家的主要路径。问题在于，这个模式最后走向了一种“贫穷社会主义”的局面。因为没有了资本和市场，由政治替代市场，经济发展缺乏动力，在和西方模式竞争过程中，最后归于失败。
三次革命谁来限制资本
今天，世界再次进入革命的状态，主力是中产阶级。同样，这次革命的根源还是资本。
在西方发达国家，社会抗议运动的反资本主义目标非常明确。在社会、政府和资本这三者中间，资本永远最有力量追求其自由。资本的本性就是追求最大的利润，一旦遇上阻力，就会千方百计地去克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国家基本上确立了对资本的规制体系。这自然和民主有关，因为政府必须向人民负责。今天资本主义所引出的问题，也和西方的大众民主有紧密的关联。资本逃离民主，追求“自由”，结果导致了很多社会问题。在大众民主下，政治人物往往偏向“选票”（社会力量），民主俨然成为福利的“拍卖会”。福利国家为资本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即高税收；规制国家则为资本设置了重重障碍，限制了资本的活动。
资本追求“自由”的方法有二。第一，全球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是资本在新自由主义的旗号下推动的。全球化意味着资本没有了“国界”，挣脱了主权国家的“规制”，在海外找到了自由发展的空间。第二，资本本身的创新。资本的创新发生在各个领域，例如发展出新的产业。一旦新的产业产生，政府需要时间对其确立规制，资本便有很长的自由期。再如，像华尔街这样的金融资本主义已经成为美国资本主义的主体，发展到“过大而不能倒”的程度，挟持了政府，也挟持了社会。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就是金融资本主义的产物。
2011年，美国发生了“占领华尔街运动”，针对的是资本，最后不了了之。政府迫于社会的压力，想对资本施加限制，但在全球化状态下，政府又能做什么呢？结果，资本仍然大行其道。在欧洲，社会抗议运动也是反资本主义的，但针对的则是政府。同样，政府能对资本怎样呢？政府需要资本的贡献来支撑福利制度。大众民主是“一人一票”，由此人们能够保障拿到“一人一份”。但是，又有什么制度能够保障一人能够贡献一份呢？资本、福利（社会）和政府之间的深刻矛盾，是欧美国家治理危机的根源，没有人知道如何解决。
在亚洲，尤其是早先的日本和后来的“四小龙”，似乎省略了西方的第二次革命，即工人阶级革命。这种省略是政府的功劳，当地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大力进行社会建设，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不仅创造了一个经济奇迹（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而且创造了一个社会奇迹——庞大的中产阶级。
现在东亚社会所发生的社会抗议运动，其根源和西方发展经济体是一样的，都是因为全球化。全球化导致了资本的高度流动，政府的经济主权流失（税基缩小和就业机会减少），大量的经济好处流入少数能够驾驭全球化的资本家手中，造成了巨大的收入差异和社会分化，社会抗议因此而起。但政府又能对资本怎样呢？
在不发达的亚洲国家，社会抗争更是复杂。这些国家一方面需要大量的资本进行发展，但另一方面资本也带来很多问题，例如收入差异、社会分化、人权等等。因此，人们也希望通过民主化（即改变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来解决问题。泰国、柬埔寨和缅甸等就面临这样的情况。矛盾在于，资本需要一种稳定的社会条件来发展经济，但民主往往走向反面，驱逐资本。
在全球化状态下，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其实都是由资本引起的，但是，社会运动的反政府性质，更使得政府难以在资本、社会之间建立起一种均衡状态。今天，很多政府都处于一种困境：“亲商”会招致选票的流失，而“亲民”会造成资本的流失。越来越多的政府难以在“亲商”和“亲民”之间达成平衡。
历史地看，“民主化能够解决问题”或许是一个错误的假定。近代以来，民主对社会问题的解决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它并不是万能药，有时反而会导致情形的恶化。如今很多社会抗争运动已经走上了一个错误的方向。尽管社会问题的根源仍然是资本和社会的关系，但民主（化）所造就的政府越来越弱，很难再扮演重要角色，促成资本和社会之间的妥协。更有可能的是，民主正在导向民粹主义路线。20世纪的民粹主义导致了“贫穷社会主义”，今天的民粹主义很有可能导致“贫穷民主社会”。在亚洲，已经有不少案例了，民主化发生之后，政府反而不能有所作为，导致经济下沉。更为严重的是，政府一旦被弱化，必然被资本所挟持，社会也完全被资本主导，从“一人一票”演变成为“一元一票”。
在第二次革命时期，马克思曾经构想“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对付资本，但没有成功，因为民族主义战胜了国际主义。今天，《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构想着“全世界政府联合起来”来对付资本，这也不会成功，民族主义也同样会战胜国际主义。历史仍然在循环。如何构建资本和社会之间的均衡，仍然是这个世纪最艰巨的挑战。但历史经验表明，只有当社会和政府结盟的时候，资本才能得到规制。一旦政府被弱化（更不用说被推翻），资本便开始主宰社会，也主宰政府。
2014年10月15日
革命的吊诡
今天，世界似乎再次进入了一个激进化政治甚至新型革命的时代。对革命的态度，东西方表现很不一样。例如，在西方，对革命的研究（包括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已经成为一门显学，主要表现为对社会运动和抗争政治的研究。但在亚洲，人们对革命的研究并不多，除了那些想革命的人，革命似乎成了政治和经济精英想竭力回避的问题。
还有与之类似的不同，主要是源于东西方政治制度的不同。近代以来，尽管西方世界的政治体制也是革命的结果，但发展到今天，已经具有很大的能力来容纳抗争政治。革命不会导致政治方面的颠覆性变革，从而影响到现存政治和经济精英的生活。实际上，民主政治既是西方妥协性政治文化的产物，发展到今天也已经成为最为保守的制度。在民主制度下，任何社会力量都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维护自己的利益，一些社会力量（往往是底层社会力量）的抗议和反叛，改变不了建立在法治之上的制度大局。法治是政治和资本精英共同确立的。在法治的调节下，民主实际上表现为政治权力和经济财富的统治。政治和经济精英能够容忍社会力量的抗争，因为不管怎样抗争，都改变不了权力和财富统治这个结构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