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君主专制制度的要求——客观原因
由于君主因故不能履行政务，或者由于后妃的权力要求而出现的后妃涉及朝政活动甚至是直接控制最高权力的情况被称为后妃参政。由于后妃与皇帝的特殊关系，后妃参政是中国封建社会一种常见的政治现象。中国古代政治从政治原则和社会舆论来看，是反对后妃参与政治的，士大夫们也把后妃参与政治与否作为其是否贤德的一个重要标准。但是，实际上，一部中国历史，随时都可以看到后妃参与政治的身影活跃在宫廷中、朝廷上。载之史册者有，淹没在历史尘埃中的这类事那就更是不计其数。
我们应该注意到，古代史家都是被传统的政治观、男女观所主宰的人，他们视女子参政为另类甚至是乱象，所以即便后妃参与政治，治理国家取得了应该被承认的佳绩，这些史家也是不愿承认这样的事实的。以宋代仁宗朝为例，由于仁宗年幼，章献刘后主政。此人有头脑，有魄力，治政多有成功之举，以致《宋史》也不得不承认章献太后的杰出历史功绩。但是，章献究竟有哪些举动呢？史家简直是惜墨如金，再也不肯多写上几句。不能不说，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最没有道理的偏见。这倒不奇怪，因为儒家的开山祖师孔子就有着“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这种对妇女的诬蔑之词，是典型的男权社会的大丈夫主义论调。其实反过来女人也可以讲：“唯男子与小人为难养也。”问题不在于男人、女人，性别并不能决定人的才干与智商。问题在于社会是否允许或给予男女以同等发挥他们才智的机会和条件。由于对妇女的偏见，即使如司马光这样的政治家也在如何看待妇女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显得那么的不公正，甚至是不理智。
为何在历史的政治舞台上活跃着如此众多的后妃身影呢？从客观原因讲，这是由封建政治制度和宫廷制度所决定的。同时，也是由婚姻关系本身所决定的，这种现象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史记》说“夏之兴也以涂山，而桀之放也以末喜。殷之兴也以有娀，纣之杀也嬖妲己。周之兴也以姜原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于褒姒。故易基乾坤，诗始《关雎》，书美厘降，春秋讥不亲迎”[28]。司马迁用历史事实明确告诉我们后妃之于政治兴亡的密切关系。
皇权是由世袭而来，是由一个人来掌握。所以皇权在运作过程中必然会产生一个现象：由于皇帝的时间、精力、智力、能力、经验、学识等个人因素的限制，随时可能产生决策偏离甚至是背离巩固统治所需的情形。而且，皇权这一至高无上的权力，掌握它的只是皇帝一个人，为君者纵有过人的精力和体力，也是应付不过来的。诸如此类的情形下，皇帝就需要有人来帮助他。谁可以帮助皇帝呢？官僚、侍从、宦官都可以做到，但是这些人与后妃相比谁更亲近呢，皇帝更愿意相信谁呢？当然是后妃。须知，后妃是与皇帝有肌肤之亲的人，是与皇帝靠得最近的人，太后与皇帝是有母子关系的人。因此，不管是出于需要，还是出于亲情，不管是出于环境，还是出于条件，后妃都是最可能对皇帝施加影响，对政治发挥作用的人。即使是吹吹枕边风，其作用就可能超过朝臣的奏疏，更何况后妃还可以名正言顺地垂帘听政或者临朝称制。
纵观中国历史，多数开国创业的帝王都曾得益于结发妻子的辅助。她们为雄心勃勃的丈夫献计献策，处理内务，从而为新王朝的酝酿与创建立下了特殊的功勋。在帝业确立之后，她们亦能规谏帝王，佐理朝纲，从而或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政治活动中来。而那些富于阅历和各种人生经验的太后就更是常常给儿皇帝以智慧的启迪和重大政治问题的点拨。按《宋史》的记载，宋初太祖禅位于太宗是杜太后的教诲所致。赵匡胤认为得天下是祖上积德的原因，杜太后则开导他：“不然，正由周世宗使幼儿主天下耳。使周氏有长君，天下岂为汝有乎？汝百岁后当传位于汝弟。四海至广，万几至众，能立长君，社稷之福也。”[29]太祖以后太宗继之，在当时的形势下对于稳定政治、巩固统治的意义非同小可。不如此，宋代很快就成为中国历史上第六代的可能性不是没有。而那些年幼就当上了小皇帝的人，太后辅政的重要性尤为突出。如北魏冯太后对孝文帝的辅助和支持才产生了对北魏的发展具有历史意义的孝文帝改革；清朝孝庄太后对康熙的辅助才成就了他一代大帝的伟业。
历史上时常会有一些后妃时时刻刻都在关心着社稷、百姓，深宫高墙锁住她们的身，却锁不住她们的心。一些后妃在和帝王相处的日子里不甘心只是轻歌曼舞，充当帝王的娱乐品，她们时时关切地探问朝政大事，并不时给帝王出一些良策妙计。稍有政治头脑的帝王对于后妃们的这种作为都会心存感激。事实上史册称誉的一些贤良睿智的后妃莫不在不同程度上对朝政和国事进行过干预。在一人号令天下的权力结构中，在以世袭制为核心的封建政治权力传递制度下，后妃不参与政治是根本做不到的。在皇帝早逝、继嗣幼小的情况下，这时就要靠皇后扶持幼主，垂帘摄政。所以，即便是身为后妃者顾虑舆论影响，担心自己没有治理国家的本事而试图远离政治时，朝臣还会硬逼着皇后或者母后出来主政。宋仁宗继位初就是众位大臣请皇太后刘娥、皇帝五日一御承明殿，处理军国大事的。仁宗过世后，又是群臣三上表请曹皇后听政的。神宗逝世后，钦圣向皇后也是在皇帝和群臣的要求下“勉从皇帝所请”参与朝政的。
还有，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是高度集权制度，也是极端专制制度。在这种制度下，皇权压倒一切，皇位更替实行世袭。这种状态使得在新君继位，小皇帝没有统治能力等特殊的时候，必须要皇（太）后出面参与到政治中来才能稳定局面，巩固统治。这种时候，别的任何人不能发挥只有具有皇（太）后的身份的人才能起到的作用。当这样的情形出现的时候，则不论后妃是否有主观上参政的愿望，她都必须参与到政治活动中来。
这种情形通常发生在老皇帝过世，新皇帝继位之时。尤其是新帝不是以皇太子身份继位，或者是以幼童的年龄继位之时。这种时候，新帝或者不具有威势去行使权力，或者是不具有能力去处理朝政，皇太后出面坐镇宫廷，号令天下就是必需的。而许多时候，身份显贵、高高在上的皇太后却并不愿意参与到政治活动中来。这与皇太后的个人经历、性格和理念有关。有的后妃既没有参政的野心，也没有过问朝政的兴趣，本想一辈子就做一个与世无争的后宫女人。“太后曰：‘我但知家事，外庭非所当预。’”[30]所表明的宋代宣和太后的参政观也是许多后妃的共识。试想，如果一个当年在做皇后的时候从来都没有参与过任何政治的女子，除了管理后宫外什么都不懂的娘娘，现在突然要求她垂帘听政，全权处理朝中一切，她不能不产生顾虑。诸如害怕因此出现重大失误，害怕因此背上后妃干政和外戚干政的恶名等等。这些，就是许多后妃不愿意参与政治的基本原因。
但是，形势所迫，离开皇太后不能稳定局面；除了皇太后，任何人都没有资格履行这样的职责。于是，皇（太）后就会被迫站到前台来。
形势所迫参与政治的后妃以宋代和明代最为集中。宋代后妃政治实际上是士大夫政治的产物。在这样的规定性下，多数后妃参与政治都表现出被动性。宋神宗逝世后，钦圣向皇后也是在皇帝和群臣的要求下参与朝政的，“后曰：为皇帝再三恳请，然皇帝年长聪明，不须更如此。辅臣皆曰愿为国大计，勉从皇帝所请”[31]。类似这样在大臣的要求下出来秉政的情形，是宋代反复出现的后妃参政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