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桂林办事处里住着一位神秘的人物，在办事处的花名册上，他是一名炊事员，职务是炊事班长，名字叫“胡光”。平常讲话主要讲粤语，如果你听不懂粤语，他还可讲一点比较简单的广东式普通话夹粤语，当然也有无法表达或表达不清的时候，这时他就会用手势比划他所表达的意思。这位不会讲太多普通话的神秘炊事班长，他究竟是谁呢？
这位神秘人物大家先前都没见过，他是当时任八路军总参谋长的叶剑英同志从延安带回来的，看起来此人比较清瘦，穿着也比较简单朴实，平时也不爱多讲话。看看他的证件又是八路军“上等兵”身份，大家只知道他是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但都不知道他究竟是干什么的。
他刚来办事处时，住在办事处设在桂林城北的路莫村物资转运站这个地方。这里既是办事处的公开电台室、救亡室、军需物资仓库，也是接待我党过往人员的招待所，还是新四军驻桂联络处的所在地以及当时八路军办事处大部队的驻地和家属区。因为桂林办事处是一个大办事处，有160多人，城内机关只住有20多人，其他工作人员和过往人员都住在这里。据当年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回忆，这里最多时曾住过300多人，整个村子的老百姓家中都住着八路军和过往的人员。
原本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军需物资转运站不在路莫村这个地方，只是1939年初，湘桂铁路刚刚竣工通车到桂林，为了方便运输，所以才将物资转运站从漓江边的金家村转迁至铁路边的路莫村。当年湘桂铁路的两旁都是办事处的军需物资仓库，村头则是办事处的厨房、招待所和工作人员宿舍等。
这个平时讲话不多的神秘人物，刚来时就住在村头靠近办事处厨房的一间小屋里，他经常帮厨房干活，不是洗菜就是挑水扫地，非常勤快。也许就是这个原因，在上花名册时把他放到炊事班，成了炊事班的班长。
由于当时住房条件比较紧张，当这个神秘人物到来时，房间已经住满了，只有收拾那间靠近厨房的放杂物的房子给他住了，而这间屋子相对来讲比较破旧。由于桂林雨水较多，特别夏天雨势较大，房屋漏水，又加上墙是由没有烧制的泥砖砌成的，房子存在安全隐患，所以没有住上几个月，就将他安置到了救亡室的后厢房。后来那间之前住过的旧屋，因年久失修，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倒塌了，只留下部分残垣，而当年那口村头铁路旁办事处做饭取水的石井却依然保存完好。
这位只有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三位知道其真实姓名，从何处来、到何处去，是干什么的神秘人物不是别人，他就是从1912年离开自己的祖国，先后到法国、苏联、中国等地从事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越南共产党领导人胡志明。1924年底他随孙中山聘请的苏联顾问鲍罗廷从莫斯科来到中国，之后又多次到苏联学习，并先后在中国的广州、香港、桂林、重庆、昆明、柳州、中越边境地区的龙州和靖西一带从事革命活动，直至1945年8月回国就任越南民族解放委员会（临时政府）主席。总共算来，胡志明前后在中国断断续续工作和生活了近20年，与中国人民结下了“同志加兄弟”般的深厚友谊。
胡志明同志作为越南民族独立与革命活动的先行者，为了自己祖国的独立与民族革命奉献了一生。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进入到全面抗战时期。正在苏联学习革命运动理论的胡志明，这时也似乎看到了自己祖国民族解放的希望，他希望借助中国人民的伟大抗日斗争，与中国人民一道进行抗战活动，同时通过学习中国革命经验，用以指导越南革命活动。
在中国的广州、武汉沦陷后，随着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大转移，广西桂林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华南、华中、东南和西南的交通枢纽，抗战时期的战略要地。当时的桂林既是中国南方和西南地区的重要后方城市之一，广西的首府，也是南部地区的军事重镇之一，日军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进攻中国南部地区以及中南半岛的必争之地。同时还是中国大陆通往海外的最便捷的国际通道中继站，因为当时中国东部和东南沿海地区已被日军占领，与海外联系只有通过广西的龙州、凭祥一带进入越南，经越南的同登到海防等地，由海路与香港、上海孤岛、东南亚地区进行沟通与联系。而且抗战时期的桂林又是新四军地区与重庆的南方局、延安党中央联络的中转站，是地下党过往人员的必经之地，以及中国共产党情报搜集与转移的集散地。因为1938年11月在桂林建立的八路军办事处（简称“八办”），它既是新四军驻桂通讯处，又是南方局桂林办事处，还兼有代表中共中央、南方局直接联络、领导新四军地区和整个南方抗日斗争的职能和任务。可以说抗战时期的桂林是国民党、日军、中国共产党三方军事战略和交通枢纽的必争之地。
胡志明在八路军办事处转运站负责“救亡室”工作时住过的“莫氏宗祠”。
正因为这样的形势，1938年秋天，胡志明决定由苏联来中国从事革命活动，并从莫斯科经迪化（今乌鲁木齐）、西安到延安。在延安枣园小住了两个月后，一心想救国救民的胡志明向周恩来等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提出，他不想长住延安舒服地进行革命活动，而是想到中国最南方的前沿地区去工作，这一方面是能直接参与到中国抗战的队伍中，成为反***斗争的一员，更真切、直接地了解中国的抗战动态；另一方面也想离自己的祖国更近些，可以与本国的革命同志一道进行自己民族解放的斗争活动。于是年底，他化名胡光，以八路军上等兵的身份，随同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离开延安一路南下，经西安到重庆，再由重庆到贵阳，艰辛辗转，行程万里，秘密来到了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积极投身到中国抗战和越南民族革命的斗争洪流之中。
胡志明初到桂林后，与大部分同志住在办事处设在城北路莫村的军需物资转运站。在桂期间，他具体负责八路军办事处的救亡室工作（救亡室名誉主任）。办事处的一般同志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大家只认为他是从苏联回国的同志。胡志明不仅与中国同志一起过党的组织生活，而且作为救亡室的领导成员之一，相当认真地进行工作，每天将要做的事写在记事牌上，并放在办公桌最显眼的位置。他作为卫生委员兼墙报委员，检查卫生工作十分认真，要求也特别严格，哪个部门或者谁家的卫生搞不好，他都会不客气地提出批评，直到对方提高认识后，帮助一起清扫，达到统一要求为止。
据说办事处的秘书科长龙潜同志就因为检查卫生的事还与他小吵了一架。因为胡志明检查卫生非常仔细，发现问题后就毫不客气地指出并加以批评，并责成具体人重新打扫，不留情面。龙潜认为本来大家工作都很忙，卫生工作只是小事情，检查太认真，还批评自己的同志，似乎不太近人情，会影响同志间的感情，可胡志明坚持“工作就得讲原则”，为此两人相持不下，争吵起来。这时处长李克农只好将龙潜叫到一边，轻声告诉他胡志明的真实身份，并说：“胡志明同志连我都不能随便批评他，你只好让他算了，他的情况由周恩来、叶剑英同志直接掌握，再说讲原则也是应该的嘛！”这事就算是无声地过去了。
《生活小报》是“八办”机关内部传阅的一份小报，李克农交由胡志明负责编辑、内部出版。胡志明也很认真做这份工作，他把所有稿件用毛笔抄在纸上，然后装订成册，内容多是机关内部的生活小事，有表扬的，也有批评的，约十多天出一期。胡志明自己抄写、设计封面、安排报头，将《生活小报》办得像模像样。胡志明除了编辑稿件外，还自己写稿，有时也仿照中国旧体诗的格式写些小诗。
检查卫生和创办报纸几乎用去了他日常三分之一到一半的时间，其余的时间则大多用于收听外国广播、阅读报纸，以便及时了解中国和世界革命的斗争形势。他在学习毛泽东《论持久战》，阅读《新华日报》、《救亡日报》等报刊，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有关抗日文件精神以及多方了解外界信息的同时，还结合自己的心得写一些文章，或寄回越南，或寄给共产国际。由于胡志明从小受法国殖民统治的影响，比较习惯用法文打字，而当时在中国很难买到法文打字机，桂林“八办”领导李克农为方便他工作，便特意嘱咐地下交通员李佩群设法从越南帮他买回了一台法文打字机，为此胡志明十分高兴，也很感动，还特地以他个人名义邀请李佩群去桂林酒家“大吃”了一顿。以后胡志明使用法文打字机写文章方便多了，也节省了很多时间，所以在1940年10月至12月间，他先后以“平山”的笔名连续在《救亡日报》（桂林“八办”直接领导，郭沫若任社长，夏衍任总编辑，1939年1月10日在桂林复刊）的“文化岗位”专刊上发表评论文章《天上固味》（11月15日）、《池蜗与黄牛》（11月24日）、《罗斯福先生的恶作剧》（11月27日）、《两个凡尔赛政府》（11月29日）、《造谣》（12月1日）、《越南人民与中国报纸》（12月2日）、《安南的歌谣与中国抗战》（12月4日）、《鱼目混珠》（12月5日）、《意大利实不大利》（12月16日）、《越南“复国军”还是卖国军》（12月18日）等十余篇。文章内容多是国际反***战争、中国人民抗战和中越关系等题材，不仅论述精辟、观点鲜明、切合实际，而且有的还切中时弊，具有革命理论性的直接指导意义。如今这些文章已可以说是研究胡志明在桂林进行革命活动和从事越南革命斗争，以及中越长远友谊极为珍贵和最直接的史料佐证了。
胡志明作为一名共产主义老战士，虽然工作上相当的严肃、认真，但生活上却是一个极为节俭朴素、随和可爱的人。据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与他共过事的何启君、曾宪植、李佩群、王励生等人回忆，胡志明生活十分朴素，从不奢华浪费：夏天基本上是身穿一件背心，脚踏一双木板拖鞋，几乎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即使从路莫村乡下进城里机关和李克农等同志商谈工作时，也顶多穿一件黄褐色的旧褂子；他极少用香皂，只用肥皂，就是用肥皂也只是用来洗手而已；每天吃得跟大家一样，都是粗米和青菜汤，还常常帮助炊事班的同志挑水、洗菜、劈柴等，所以在办事处的名册上，他的具体身份就是以炊事班长的工作岗位出现的，这也是当时考虑他的情况比较特别，说话交流不是特别方便，容易引起别人注意，为了应付政治形势变化，避免国民党特务的盘查，炊事班长的职务能起到掩护他特殊身份的作用。
胡志明身份特殊，在办事处仅李克农知道他的身份，他直接与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共高级领导人接触和联系，虽然如此，他依然把自己看成是相当普通、平凡的八路军办事处的一员，每天坚持很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打扫卫生，每天都将办事处驻地的道路、地面清扫得干干净净，特别他所负责的救亡室屋内更是整整齐齐、一尘不染。当时乡下的住房和道路基本都是砂浆泥土地，打扫起来尘土飞扬，他就用毛巾或衣服之类的当防护工具，从不怕脏怕累，长年坚持不断。
胡志明在工作上虽然从不讲情面，坚持原则，谁不对就批评谁，谁的工作做得好就正儿八经地给予表扬，但他平时对待同志却是友爱倍加，和蔼可亲，他从不发火，有时还表现出一些幽默，所以大家也对他十分敬重，把他当长者一样看待。1939年底，当他准备去龙州与越南国内的同志接头时，办事处的机要科长李金德担心地问他：“你回去会不会被你们国内的反动派抓去？”
胡志明笑了笑说：“我只是河里小石头中的一块，我脸上也没贴上‘共产党’三个字，怕什么！”谈吐间表现出他坚毅乐观的革命主义精神。
胡志明的普通话说得并不是很好，但广东话讲得还算流利。1938年底至1939年上半年期间，如果天气好，每天都会有日本侵略飞机来桂林轰炸，下雨天则较少。有一天清晨，天空晴朗出太阳，本来胡志明想用普通话说“今天天晴，日寇飞机会来轰炸的！”因为一时表达不出来，就指指天空说“今天他们来！”起初大家都不明白他的意思，后来弄懂他的意思了，便把“今天他们来”作为了他的口头禅。以后大家见到他便问：“胡光同志，今天他们来吗？”于是他笑，大家也笑，生活中充满了和谐、友爱和快乐。
胡志明在办事处工作期间，每天工作很忙，整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学习、打字，但一旦办事处举行“朗诵会”、“歌吟会”、“军民联欢会”等活动时，他都会积极参加。如1939年1月28日在路莫村驻地举行的“一·二八”纪念会，欢迎香港、九龙、新界司机总工会等华侨抗日代表黄光明，代表八路军、新四军接受华侨捐赠爱国抗日物资、汽车及“血肉长城”锦旗的活动，以及4月份周恩来在龙王庙传达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等活动，他都一个不漏地主动参加。
在办事处工作期间，胡志明还喜欢体育运动，每当有篮球、乒乓球比赛，他一定会参加，而且他每天还用纱包或铁块绑在腿上做强化训练。夏天，他还经常邀办事处的同志一起到河里游泳。
胡志明同志虽然在桂林工作的时间不是很长，但他在桂林留下的却是一份厚重的情谊。以至于1954年越南抗法斗争取得胜利，越南北方获得解放后，胡志明还经常到广西访问和度假。1961年5月，胡志明再一次来到桂林度假，游览了叠彩山、七星岩、漓江和阳朔，对桂林的美丽风景赞不绝口，也给桂林人民留下了难忘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