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传统资源的再生与再造
在过去的十几年当中，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化。这场变化不但波及并且改变着乡土社会，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从这一社会内部生发出来的。令人惊异的是，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初期，不但农村走在了城市的前面，而且农村经济改革所采取的主要形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不是出于正式制度自上而下的安排，而是出自农民的创举，出自非正式制度对于正式制度的抵抗和挑战。事实上，在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国家政权一步步深入乡村，并且成功地实现了对于基层社会的监控的整个过程中，这种抵抗和挑战从来没有完全停止过。比如在从1950年代下半叶到1960年代初的不同时期，浙江、河南、安徽和广东等地都曾尝试过实行“包产到户”，其中，1962年，安徽省大部分的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户”。[87]更不用说，以自留地、猪禽饲养和家庭手工业为基本形式的家庭生产在许多地方一直顽强地保存下来。[88]只是，这种抵抗一直受到正式制度的严厉压制而无法壮大，更不能获得合法地位。
1977年春天，安徽省的个别生产队，为对付干旱的威胁而在部分作物上实行了有限的“包产到户”。出人意料的是，这种经营方式很快便播及其他县份。到1979年底，该省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将近4万个，增产效果极为显著。至1980年秋，全国大约有2亿人口进入了家庭承包经营。也是在同一年，这种“新的”经营方式开始取得合法地位。此后两年，农村生产责任制进入了一个多元发展与变化的时期，到了1983年，农业生产中“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比例已在全国达到95%以上，而在当年召开的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更被正式写进政府工作报告之中。[89]
从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的角度看，当代中国农村的经济改革，以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逐步发展，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例证，表明民间自发的经济活动怎样一步步突破正式制度的禁限，以及非正式制度如何逐步获得其合法性，最终转化成为正式制度的一部分。不过，这里要指出的是，同一过程还表明，传统的社会资源和文化资源并非“现代性”的简单对立物，相反，它们可能在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相当积极的作用。因为很显然，在农村经济改革中出现的许多“创举”和“创新”，并不是国家的发明创造，而是传统的乡土社会经济模式的某种延伸、变形和改造。比如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的经营形式，多种经营的生产方式，满足农村商业需求的集市贸易，以家族联系为纽带的合作方式，土地制度中的承包和转包，以及多种形式的民间互助和民间借贷等，都具有相当久远的渊源。虽然正如学者们已经指出的那样，改革中出现的传统经济形式如家户经营等，并不是对旧事物的简单复归，而已经是具有时代意义的制度创新，[90]但是同样重要的是，所有那些制度创新都是农民依靠他（她）们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在既定历史条件下所作的选择，在此过程之中，地方性知识，包括过去三十年经验在内的历史记忆，都是不可或缺的创新资源。比如被经济学家誉为农村经济改革中一大制度创新的土地转包，其实也是对一种久已存在的土地制度的利用和再造。如果说土地承包可以合理地比同于租佃制的话[91]，那么，建立在承包基础上的土地转包就有些类似于传统租佃制度中的“一田两主”现象。后者的基本特征是地权的分化：在近似于所有权的“田底权”之外存在一个相对独立的“田面权”，两者皆可以单独转让。[92]当然，现时的土地转包远没有强固到可以对抗发包方的程度，产生转包的原因、途径等也与明清乃至民国时代“田面权”的转让大不相同。然而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乡民对于转包这种形式并不陌生，对于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并不陌生，只要有足够的利益冲动和适当的制度条件，他（她）们就可能运用自己已有的知识，借助自己所熟悉的形式，按照自己的想法作出选择，而不管这种选择的结果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于传统的式样。就这一点来说，1970年代末，农村自发的承包活动首先在安徽地方——传统租佃制度最为发达的区域之一——蓬勃兴起，恐怕不是一种偶然现象。
当然，即使是在经济领域，即使对于农村经济发展确实具有促进作用，也不是所有非正式制度都能够得到国家的认可，并最终为正式制度所吸收。一个值得注意的更为复杂的事例来自民间信贷方面。
在农村经济改革的最初将近十年，民间信贷在农村经济发展尤其是乡镇企业活动中的作用甚为有限。[93]然而，1986年以后，农村中民间借贷的规模开始大于正规借贷的规模。据统计，从1984年到1990年，民间借贷的规模以平均每年大约19%的幅度增长。而且，除西藏以外，全国各地都有有关民间借贷活动的报道。在沿海和内陆一些经济发展较快地区，民间信贷尤为发达。（邓英淘等）正像我们在其他地方所看到的那样，民间信贷市场的出现在相当程度上也是传统资源再生与再造的结果，因此，除了从来没有中断过的亲朋好友之间以及个人与集体之间的自由借贷以外，人们在这里能够看到诸多传统的民间金融组织形式，如银背（钱中）、钱庄、合会（钱会）、典当商行等。[94]造成民间信贷迅速发展的原因主要是，一方面，随着市场调节范围的不断扩大，农村经济发展对资金的需求量大增，而另一方面，农村中的正规信贷机构——农村银行和信用社，由于受体制以及经营方面的种种选择，无论在资金供给还是在服务方式上，都无法满足农村经济生活中日益多样化的资金需求。（邓英淘等）耐人寻味的是，这一发展并没有导致一种新的多层次农村金融体制的产生，相反，民间金融活动与正规金融机构之间一直存在着紧张关系，前者多半处于非法或者半非法状态，两种制度难以兼容，因此形成了农村金融市场上不和谐的二元格局。自然，这种情形也在法律上反映出来。首先是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禁止高利贷活动。如1964年中共中央转发的《关于城乡高利贷活动情况和取缔办法的报告》提出，借贷利率在月息一分五厘以上者即为高利贷。而根据1984年和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的两份法律文件，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国家银行贷款利率，具体标准由各地人民法院根据本地区情况掌握，但其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含利率本数），人民法院对于超出这一限度的那部分利息不予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9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为防止当事人规避该项规则，同一“意见”还规定，不得将利息计入本金以谋取高利。[95]（第七条）其次是保护国家对于金融业务的垄断地位。根据国务院1986年1月7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个人不得设立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不得经营金融业务，而且，非金融机构经营金融业务的也在禁止之列。根据这些规定，民间自办的钱庄等金融组织被先后取缔，民间的“合会”（尤其是其中规模较大的那些）也被目为违法犯罪活动而遭到严厉打击。
[案例十三]：
被告人郑乐芬和蔡胜南于1985年合谋组织“民间金融互助会”（俗称“平会”）。同年10月，又将“平会”转为“抬会”，郑为会主。其经营方式，或先由会员向会主交纳大额会款，然后由会主分期返还会员，或者由会主先行付给会员大额会款，再由会员分期返还会主。由于入会有利可图，遂致该“抬会”规模迅速扩大。1986年2月14日，乐清县人民政府发布公告，明令禁止“抬会”活动，但二被告对此置若罔闻。至同年3月乐清县人民政府依法取缔“抬会”时，二被告下属中小会主达427人，会员遍及多个县、市区，并远至江苏、山东、新疆等地。该“抬会”收入会款6200万余元，支付会员款6010万余元，经营金额为1.22亿元，收支差额达万元。
经审理，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89年11月3日作出判决，以投机倒把罪分别判处二被告死刑和无期徒刑。被告人郑乐芬不服判决，提出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1990年12月27日作出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96]
根据同一材料的指控，郑、蔡二被告组织“抬会”的活动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害。首先，“抬会”导致高利贷活动猖獗，破坏了国家金融管理秩序，造成国家银行储蓄额急剧下降，信贷资金不足。[97]其次，“抬会”以投机取巧、惟利是图的思想腐蚀了人们的心灵，败坏了社会风气。最后，“抬会”被取缔后，会员急于向中、小会主索回会款，而有采取绑架人质、非法拘禁之举，致乐清县社会秩序一度严重混乱。[98]仔细分析上述各点，可以发现这些指责远不够坚实。民间金融活动一旦开展，势必与正规金融组织争夺同一市场，因此，问题不在于前者是否导致国家银行储蓄下降，而在于正规金融组织能否满足市场需求，以及，在它们无法满足市场需求的情况下，民间金融组织及其活动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合理、合法地承认和引入。高利贷云云，乃是人们指责民间借贷惯常所用的说法，实际情况还需要具体分析。经济学的研究表明，民间借贷的高利率反映了信息投资的资源成本，是对农村金融市场上关于还贷风险信息的严重不对称分布状态的一种理性反应。[99]因此，只要不是基于垄断而形成的高利率，就不能简单以高利贷视之。[100]至于“抬会”在社会风气方面所起的作用，相信并不比而今甚为常见的彩票和股票交易更难接受。最后，乐清“抬会”事件造成严重的社会秩序问题，其直接的原因既不是因为经营不善，也不是因为有会主卷款逃走情事发生，而恰是因为政府采取强制措施取缔了“抬会”，使得会员对会主的信任顷刻瓦解。
本案中的罪名确定是另一个有趣的问题。在该案审理过程中，关于罪名曾经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主张定诈骗罪，另一种意见则主张定投机倒把罪。法庭最后采纳了后一种主张。因为在“抬会”的经营过程中，会主与会员之间都订有合约，双方对于“抬会”的经营方式也都是明知的和认同的。举凡会款的收付、清点和记账，均按约定的时间和数额办理。而且，至“抬会”终被取缔之前，许多合约正在履行，部分会主和会员因为履行合约已经得利。总之，该案二被告并未有诈骗行为，其活动也没有直接侵犯他人财产。“抬会”案所侵犯的，是国家的金融管理制度。二被告非法经营金融业务，尤其是在明知其活动属于非法的情况下，继续扩大“抬会”规模，“以高利率与国家银行争夺民间资金，数额特别巨大，冲击了国家金融管理秩序”。[101]
从纯粹法律的角度讲，上述“抬会”活动违反国家金融法规是确定无疑的。但问题是，“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并不是天然合理的，它必须证明自己的合理性。本文无意为上述“抬会”案中的被告辩护，我所感兴趣的是，以“国家金融秩序”之名对民间金融活动采取的压制态度和措施是否足够合理和有效？对于这一问题，已经有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把民间借贷视为高利贷而简单予以排斥是不恰当的；以为通过提供官方的廉价信贷便可以把民间信贷排挤出农村金融市场的想法更是不切实际。[102]事实上，国家对于农村金融市场的严格管制从未能够完全奏效。民间信用自1980年代初兴起以来，业已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不同阶段，并对于地区社会与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当然，总的来说，民间金融组织在经营以及融资手段等方面都还比较落后，民间金融活动中的投机行为和欺诈现象也时有发生，而这部分是因为市场的机制尚未健全，部分是因为民间金融组织及其活动没有获得足够的合法性，并因此得到有效的指导和监督。值得注意的是，进入1990年代以后，随着农村非农产业迅速成长和“开发区热”而出现的又一轮民间集资浪潮，许多以新的形式和面目，如“农村合作基金会”、“农村金融服务社”、“资金互助基金”等登场。这些组织在经营方面继续保有灵活性和多样性等特点，但在形式上比较正规，往往得到地方政府和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支持，而且规模较大，有的竟能与正规的农村信用社分庭抗礼。这使得原有的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界线开始模糊。[103]
如果说，上述情形意味着民间非正式组织和制度已经取得了合法地位，那显然是过于乐观了。农村金融市场未来的走向，民间信贷组织的发展前途，这些都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才能够了解。不过，有一点也许是清楚的，那就是，单靠正规的金融组织肯定无法满足农村社会日益多样化的资金需求，后者要求建立“一种多种信用机构、多种信用工具、多种信用形式并存的复合型的金融体系”，为此，“现存的民间借贷金融市场可以作为一个发育新的农村金融体系的生长点”。[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