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部下干校，正值“文革”期间，人整人的政治运动一刻都没有停止过。
当时的专案组分两套班子，一套叫“历史专案组”，负责审查“叛徒”、“特务”等一些老的历史问题；还有一套叫“现行专案组”，专管清查“五一六”分子。被“历史专案组”审查的那些“老运动员”，多是年纪比较大的老知识分子，在“文革”最初三年已被整得一塌糊涂，到了干校没什么新鲜材料，不是运动的主要对象。干校运动的重点是清查“五一六”分子。
那时我虽然只有十五六岁，对政治运动的来龙去脉不大清楚，但整人者下手之狠，被整者生不如死，“群众”跟着摇旗呐喊，批判会上慷慨激昂的发言，却印象深刻。多年来心里有个疑问：为什么这种事会发生在中国？人们几十年里为什么要彼此斗来斗去，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
笔者在干校期间并没有参加任何政治运动，纯粹是一名旁观者。这里记述的，只是当年所见所闻，以及事后向有关当事人了解的一些情况。
“五一六”最初的确有这么个组织。1967年5月下旬，在反“二月逆流”运动中，北京钢铁学院的张建旗等人，正式组建了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兵团”。这些人代表一种偏激的情绪，主要是反周恩来。他们贴出题为《致总理的公开信》等大字报，一步步升级到“炮打周恩来”。不过，这个组织人数很少，后来证实成员不过几十人，很快就被宣布为反动组织，几个头头被逮捕入狱。当时谁也不会想到，后来由此引发了“文革”期间遍及全国且旷日持久的清查“五一六”运动， 成为“文革”期间最大的冤案之一。
到了1968年，江青在3月25日的一次讲话中，对“五一六”分子定出了极为宽泛的标准：凡是把斗争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的，就是“五一六”分子。
具体到学部，清查“五一六”运动演变成了你死我活的派系斗争。从1966年8月开始，学部形成了两大群众组织：红卫兵总队（简称“总队”）和红卫兵联队（简称“联队”）。后来，“联队”当中一部分人分化出来，成立了革命大批判指挥部（简称“大批部”）。
“文革”开始不久，“联队”占上风。由于这一派受到“中央文革小组”王力、关锋的支持，所以在1967年8月，随着王力、关锋的垮台而垮台；此后“大批部”占上风。由于这一派的背后支持者是戚本禹，故于1968年2月，随着戚本禹倒台而垮台。接着又是“总队”占上风，开始清算“联队”，继而清算“大批部”。
学部是清查“五一六”的重点单位。1967年8月，清查运动在各个研究所如火如荼地进行，联队的头头们首先被隔离审查。
专案组为了取得口供，大搞逼、供、信，那个阶段打人打得特别凶。世界经济研究所在清查运动中搞车轮战，对审查对象进行轮番轰炸，喝令交代问题。专案组曾让一个“五一六”分子长时间地站在放满水的浴缸里，不许睡觉，逼他供出同伙。最后那个人实在受不了就自杀了。当时世经所有好几个人因“五一六”案被迫自杀。
经济所张守一在“文革”初期参加了国家经委、计委的造反派组织“斗、批、批”（斗争薄一波、批判余秋里、批判谷牧联络站），并任该组织的副站长，结果在清查运动中被定为“五一六”骨干分子。审查期间，他被拳脚、棍棒打得实在受不了，想一死了之，于是摘掉电灯泡，把手指捅进插口。可那天他恰巧穿的是胶鞋，与地面绝缘，结果没电死，把一根手指烧黑了。活着挨打，死又死不成，最后他只好编造故事，把自己参加的那一派说成是一个完整的“五一六”反革命组织。
经济所周慈敖在“文革”最初的两年里，在社会上到处造反，很活跃，清查运动中也被定为“‘五一六’骨干分子”，于1968年底逮捕入狱。1969年学部下干校前，还把她从监狱拉回来在大食堂批斗，后来她就疯了。直到1973年她才被释放，这时学部已从干校迁回北京。有一次我在学部大院见到她，看她变得很胖，人家说是为了治疗精神病，吃了很多激素药所致。
最惨的要数学部资料室的俄文翻译冯宝岁了。1968年10月，冯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进而隔离审查。据知情人讲，11月中旬的一天，专案组的人让冯宝岁脱掉毛裤，然后把她带到法学所。一共有14个人参与了对她的殴打，一条腿当即被打断。她扶着墙站起来，举着毛主席语录对那些人说：“要文斗、不要武斗。”而那些人竟把一块木板压在她胸口上，几个人站上去踩，致使她心脏破裂而死。
1969年11月，学部下干校，清查“五一六”运动继续进行。在东岳期间是“追组织”，搬到明港之后是“落实罪行”。
1970年5月，学部军宣队在干校中心点（经济所附近）的广场上召开大会，正式宣布给曹振中（近代史所）、汤重南（世界史所）、王戎笙（历史所）、伟强（哲学所）等人戴上“‘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帽子，其他一些“‘五一六’骨干分子”坐在第一排陪斗。会后，曹振中、丁守和（近代史所）被送到农村交农民监督劳动。
经济所经君健也被打成“‘五一六’骨干分子”。笔者为了解当年清查“五一六”运动，给经叔叔打了电话。据他说，刚下干校时他也住过棉花仓库，但很快就与其他几个“骨干分子”——张曙光、张守一等被关进“牛棚”。那“牛棚”是当地一所废弃了的小学校，每个人单独监禁，不能随便跟人接触，否则就说你是搞串联。当时整他们的办法是把几个清查对象隔离开来，分别问每个人是怎么加入“五一六”的，结果说的当然都不一样，专案组的人就逼供，搞车轮战，不许他们睡觉。或者进行诱供，对他说：“某某已经供出来了，说你做了什么，你看是不是这样？”他想，既然某某这么说了，他只好顺着专案组提供的线索说吧，于是就承认了。
据经君健叔叔讲，他在高压下被逼不过只好乱供。后来思想负担特别重，知道被他胡乱供出来的人接下来也得挨整，蒙受不白之冤，觉得特别对不起人家。而且，每次供了什么人、什么事都得记住，否则下次就会说得不一样。可编出来的口供是假的，记不住那么多，最后根本不能自圆其说。有一段时间他的精神几乎崩溃，好几次想自杀。最后干脆豁出去了，写了份材料：我在某年、某月、某日之前，所供的内容是真的，那些都是“文革”初期我干的事，跟“五一六”案无关。在那之后的所有供词都是假的，统统推翻。
“翻案书”交上去后，他以为会被整得更惨，没想到很多天都没人理他。原来那个时候已经发生了“九一三”林彪事件，只是他们这些“五一六”分子因为不能参加各种会议，不知道而已。“九一三”事件后，军宣队泄了气，清查“五一六”运动暂时搁浅。
陈某某是政治经济学组的。有一次他爱人来探亲，发现学部干校各方面条件都不行，不如她所在的煤炭部干校好，于是两口子商量到那边团聚。陈某某给军宣队打报告，要求调离。
军宣队告知陈某某：“等这里的工作告一段落就放你走。”结果他爱人刚一走，军代表就找陈某某谈话：“有人检举你也是‘五一六’，你知道我们打一个准一个。”他们摆出一副“请君入瓮”的架势。陈当时就傻了眼。他在专案组干过，太了解诸如“车轮战”等逼供手段了，被打成“五一六”分子，挨整过程简直生不如死。
军代表说：“你只要承认是，就放你走。”于是他很快就承认了。可人家又步步进逼：“光承认还不行，得交代组织成员。”他被逼得没办法，为了好过一点儿，只好瞎编乱咬，说出一系列无辜者，包括吴敬琏、周叔莲、方留碧、黄范章、乌家培等，说他们也是“五一六”。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陈某某竟睁着眼睛说瞎话，在排里当面跟吴敬琏对质，说某年某月某日，我们在哪个房间里整毛主席的黑材料。这完全是无中生有，把吴叔叔气得要死，当然不承认。
被陈某某供出来的那些人，之后也程度不同地挨了整。吴敬琏叔叔被定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送到劳改队，还在干校里游斗，备受冤屈。事后对陈某某很有意见。陈只好解释说：“自己实在是被逼得走投无路，才乱说的。”
清查运动搞到后来，所有被揪出来的“五一六”分子，除了别人的口供，没有任何其他证据。于是口供便成了定案的唯一依据。被揪出来的“五一六”分子，在逼、供、信的胁迫下，编出来的“故事”越来越离奇。学部有个重点审查对象，迫于高压，写了数万字的所谓“反革命政变计划”。其中说：考古所“五一六”的任务，是从考古所挖地道通往中南海；历史所“五一六”的任务，是冲进中南海绑架毛主席。如此离奇荒诞的故事，但凡有点脑子的人，都会认为是为胡说八道；然而军宣队却如获至宝，把这当成是“五一六”的重要罪行。
1972年7月，学部从干校迁回北京，那时全学部有69个“‘五一六’骨干分子”不许回家。学部其他研究所有丁守和、陆学艺（哲学所）、孟祥才（历史所）等人。经济所有吴敬琏、经君健、张守一、张曙光等人。吴叔叔不管那套，干脆来个自我解放，自己回家了。
这时清查运动实际上已进入尾声，逐渐停顿下来。有些专案组成员也感到困惑，开始怀疑是否真的存在“五一六”这么个组织。因为那些被审查者所交代的内容大多不一致，甚至前后矛盾，且没有任何物证，根本无法定案。
到了1974年底，军宣队撤离，又换了一批新的工宣队。这次来的工宣队主要任务是给审查对象落实政策，结果几乎每个人的结论都是“经过审查，没有问题”。“五一六”案就这样被“一风吹”了。
从“文革”开始至今，已经过去了40多年。现在回头看看那个非理性的年代，确实有很多问题值得思考。诚然，“文革”初期那些到处造反、权力欲旺盛的造反派急先锋们，做了很多过火的事，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伤害；而事后将这批人打成“五一六”分子，用逼、供、信手段往死里整的专案组做得也很过分。可说到底，上述两种人在“文革”这场政治运动中都是受害者，不过是人家利用的棋子。
中国有句成语叫“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西方也有成语称 “Fool me once， shame on you； fool me twice， shame on me.”，讲的都是要总结失败的教训，不要栽同样的跟头。我们作为“文革”的目击者、参与者，既有责任把当时的真实情况留此存证，也希望中华民族再也不要栽“文革”那样的跟头，以致要对自己说“shame on 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