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69年底认识顾准伯伯的，那时他的妻子汪璧（原名：方采秀）自杀身亡已一年多。在我后来跟他相处的几年当中，经常能感到他对妻子深深的怀念。笔者重读顾准的《息县日记》，看到里面多处哀伤地提到亡妻：
1944年在延安，我为父亲服丧。这一回，我不服丧，因为我为秀服丧是终身的。……我至少还要活二十年，三十五年的记忆，至少在我心里还要活二十年。
这些“家务活动”，过去是写信给秀的资料，现在则“便纵有千种风情，待与何人说”？旬日，梦寐中曾痛哭失声，醒来强自抑制，犹留呜咽……
“孤老头子”的凄凉感触愈来愈深，怀念孩子，怀念死去的采秀。
日子就是这样过下去了。心情宁静，只是昨晚梦见采秀，又哭醒一次……
……要在任何环境下继续观察思考和研究。自暴自弃，何以对死者？——秀永离尘世之际，究竟是怨恨我还是对我有所希望，也许我永远不能知道的了。然而秀实实在在为我而死，我若不能有所作为，我的生命还有什么价值？
这些日记片段，犹如《长恨歌》中所唱：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一次伯伯谈天时，不知怎么就说到人生的三大不幸： 幼年丧父、中年丧偶、晚年丧子。这时他陷入深思，过了好一会儿才缓缓地说：“可我体会，晚年丧偶也是不得了啊！”
他的房间里有两张拼在一起的书桌，当中摆了一只翠绿色玻璃罩的双头台灯。我感到好奇，问伯伯为什么一个人做学问，却要用双头台灯。他说：“我是有意选这只灯的，因为过去在家里和妻子汪璧在一起的时候，就是这样摆放桌子，用的就是这种灯。现在坐在桌前，看到这只灯，就会感觉汪璧仿佛坐在对面，和我一起读书……”
听骆耕漠伯伯讲，有一次他请顾伯伯去莫斯科餐厅吃饭。没想到去晚了，已经客满，他们败兴而归。在回来的路上，顾伯伯建议不乘车，一起散散步，于是两人往回走。可顾伯伯并没有走钓鱼台那条大马路，而是慢慢地走进了百万庄住宅小区，径直走到他过去住的那栋楼前，抬起头默默注视着楼上的窗子。骆伯伯这才意识到他在怀念已故的妻子，只好劝道：“事情已经过去了，就不要再想了。”说罢拉着他离开了那栋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