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幼喜读金庸的小说，成年后每逢看到和他有关的文字，就很留意上心。年中时北大的一个同学晒出了手机拍的照片，赫然是查良镛的博士毕业证书。原来金庸相当低调地又去北大读博了。这事惹得议论纷纷，因为北大的同学没发现金庸常常出现上课，这学位，岂不是给得太随便了？
北大校方只得向社会通报，金庸的确是在中文系读博，师从袁行霈。不过呢，因为金庸年事已高，身体趋弱，导致他未能按计划完成学业，今年将无法拿到博士文凭，至于那张被拍到的学位证，只是按惯例预先准备好的。看来金老爷子能不能拿到那个博士头衔，还是未知数。
此事有了个解释，大众也就没什么热情了，我却对这个边角余料很好奇，为什么是袁行霈老先生，而不是别的教授呢？袁行霈这个老先生我有听闻，因为他不只是北大教授，还是民盟中央的副主席，恰好我是个民主党派人士，加入的就是民盟。但我总觉得在别的什么地方还见过这个名字。
而且金庸这样的人物，不只是个有名的武侠小说家，还是闻名世界的一代报人和社会活动家，名气太盛，地位显赫，高龄读博，虽然他一贯有好学之心，但实在是容易招惹闲话，一张照片都会弄得沸沸扬扬，一般谁会收他做弟子啊！
前段时间参加了南方某家卫视的一个人文地理活动，同行的有北大中文系的李铎教授。我心想，刚好可以就近问问看这事，金庸为什么会选择袁行霈老先生。一问之下，李教授说，好像他们之间扯得上亲戚关系呢！
这下提醒了我，一查，和以前看闲书的记忆对上号了。金庸的堂姐查良敏，嫁给了琼瑶的三舅袁行云，而袁行云的堂兄弟，正是袁行霈。
这层脉络理清了，令我忍俊不禁，难怪袁教授接下了这颗烫手的山芋。
说回金庸的好学之路，更加好玩，我看聂卫平的回忆文章，说是20世纪80年代，金庸突然托人转告他，要在从化拜他为师。聂卫平还以为金庸不过是想和他学学棋，而且他也想认识金庸，于是就赶到从化。
结果一见面，金庸就要像在他小说里描写的那样给聂卫平行大礼，三叩九拜，举行拜师仪式。当时的金庸比聂卫平大二十多岁，聂卫平大为吃惊，赶紧推辞，“这怎么受得了，我立刻阻止了他；我说拜我为师可以，但不要磕头了。就这样我成了金庸的老师，以后金庸一见到我就以师父相称。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
虽说金庸当了棋圣聂卫平的徒弟，但他的棋艺还是挺一般。好在他一生也不以棋艺见长，也不去参加什么重要比赛，完全是对国手技艺的喜好崇敬。
《孟子》里有句话叫“人之忌，在好为人师”，金庸这种恰恰相反，应该算是“好为人徒”，像极了他笔下的韦小宝，遇到个高手就不放过，定要拜师学艺，杂学旁收。
据说金庸在浙江大学当人文学院院长时，就有人讥讽他学问不够，他也低头纳言，“别人指责，我不能反驳，唯一的办法就是增加自己的学问。”
他少年时代因为国内战乱，学业屡屡中断，始终没拿到正经的文凭，晚年一路求学，在剑桥大学认真读了硕士，又读博士，然后又来念北大的博士。看来人生际遇的确令他有点耿耿于怀。
时代变迁，社会思潮反复，很多人早年失学，后来大富大贵，再提起念书上大学，就挺“反智”的，一口一个念书有个屁用。像金庸这样名满天下极为有钱后，仍然有志向学，费尽心思好为人徒的，实属难得。用当下的话来说，是个正能量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