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关雎[1]
说起来，从京城的精神病院逃回到耙耧山脉时，我走得并不快，可时光却在我脚下汩汩湍急，飞溅而流失。这让我想起我的新著《风雅之颂——关于〈诗经〉精神的本根探究》（在以下的故事中，我可以简称这部专著为《风雅之颂》吗？）里的一句话——每个人无论你最初沿着人生的新途走到哪儿，最终都只能沿着老路走回去。
我以为，《风雅之颂》是一部伟大的专著，它重新揭示了一部经书的起源和要义，为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重塑了精神的家园与靠山。其中的每一个字，都贵如金玉，掷地有声。它的完成，耗费了我五年的光阴。清燕大学那片松树林中教研室的枯色瓦屋，我搬进去时收拾得窗明几净，墙壁上白如天空，可等我离开时，窗棂上已经再次红漆剥落，露出了缕缕木痕。那雪白的墙壁，也布满了灰尘污垢，如同沾上了粪便的巨大抹布，挂在屋里的四周。
当然，《风雅之颂》这部专著给我带来的还不只这些。它给我最大的回报，是今年夏天我提着书稿回家时，看见有一堆男人女人的衣服，胡乱地扔在我家客厅的沙发上。我妻子赵茹萍，正和当时还是副校长的博导李广智，躺在卧室里的床铺上。赵茹萍粉白红润，只是稍稍有些臃肿（也可以说，她的丰满恰到好处）。可是李广智却骨瘦如柴，一身黝黑。他趴在我妻子身上，宛若一只晒干的虾米缩在一条白条鱼的身上。这一黑一白，一肥一瘦，一明一暗，让我当时就想，他们难有性高潮的到来。
他李广智哪有这能力。
我站在卧室门口，一手拿着钥匙，一手提了《风雅之颂》的书稿。洋洋五十万字，刚刚改定誊毕，分量半尺多厚，字迹天热烦躁，其思想犹如四块砖头。大功告成，胜利归来，我想提着这兜儿伟大，突然站在我妻子面前，借以炫耀显摆，邀功领赏，可是她却正在和校领导同床共枕，偷欢取乐（大白天的）。我家在校区东南的家属楼里，4号楼，3单元，306室。窗外的箭杨树，旗杆样刺破青天，有几枝青绿，正在我家的窗玻璃上动情动意，搔来挠去。我惊愕地看着，他们俩慌乱地从床上爬起来，缩成一团，肩并肩地团在一块，都脸色惨白，浑身哆嗦不止，便觉得我回来得不算恰如其分，遇不逢时，有几分唐突和仓促。慌忙朝后退了一步，我看见他们同时去抓床头的枕巾遮盖身子时，二人的手关节碰在一起，有一片红肉落地的声音，在碎竹片编成的凉席上，一旋一闪放大了。
他们望着我，目光黯淡而忧伤，仿佛被俘的两个士兵，在望着一管黑洞洞的枪口。这让我感到有些不安和内疚，只好一连声地说，对不起，对不起，写完这部专著我就回来了，我应该先打一个电话回来的，应该先跟你们打一声招呼再进来。
我说着朝后退缩着，仿佛我是走错了门，仿佛是一个男人尿急走进了女厕所。退到客厅转过身，我又扭回头来交代，喂，先把衣服穿起来，都先把衣服穿起来。
我便从屋里出来了。
轻轻关上门，我木在楼梯口。对面的墙壁上，粉上去的白色不到一年就干涸翘裂了，在我怔着目光看它时，它经不起我的直视和冷厉，哗一下，有块白灰从墙上落下来。这吓了我一跳——我以为是我的脚步踢着我的耳朵了。这时候，我最怕有邻居走回来，怕他们问我说，杨教授，不回家你站这儿干啥呀？可是老天照顾我，没有安排邻居们这时走回来。
剩下的事，就是我家屋里窸窸窣窣的穿衣声，还有拉凳子的响动声，和我妻子赵茹萍朝门口走来的脚步声。随后门开了，从门缝挤出来了我妻子那秋叶飘零的话——杨老师，你回吧。有话回来说。
转过身，我看见她的半张脸夹在一掌宽的门缝上。待我如期而至地要转身回家后，好像她还有一个开门迎接的动作样。进了屋，关上门，她站在客厅一边儿，穿了那年新买的淡色粉裙子，绸蓝腰带束着腰，还在胸前系了个欲要飞舞的蝴蝶结，样子像是要出门给她影视系的学生上课般，只是她的手里没有拿课本，胳膊弯里也没有夹她的授课大纲和准备给学生们播放的电影片。她的双手无力地下垂着，交叉在小腹前，手心向上，胳膊微弯，仿佛生怕双手兜着的一兜儿空气会从手上漏下去。瞟了我一眼，把头勾下时，没来得及细加整理的头发，有一缕乘机散漫地耷在了她的前额上，使她的脸上如同一块白布上流过了一行儿墨。结婚十几年，我已经42周岁，她已经35周岁，我从来没有见过她有今天这样让人同情的模样儿，这样招人喜爱的可怜样，如同我的学生论文不能通过而不送礼只是站在我的面前哀求着。我把目光从她身上扫过去，看着副部级的知识分子李广智，这时他再也不是那个管着京城一所赫赫名校科研和教学的副校长，再也不是科学院院士的西学专家，再也不是全国所有大学博士点审批小组的权威组长了。他完全成了一个做贼被人当场捉住的小老头。虽仍是身穿西装，可里边白衬衣的脖扣儿还未及扣起来，领带还如一根草绳样拿在他手里，脸色铁青如夏天正旺的萝卜皮。我猜想，往日我不在家里时，他会如主人样坐在我家的沙发上，享受着我妻子给他泡的龙井和削了皮的大苹果。可是今天他不了。他虎落平阳了。他把半拉屁股挂在沙发对面的一张椅子上，低着头，不说话，不时地瞧瞧屋门口。
他的目光提醒了我。
我过去把半开的屋门关起来（把屋门里边的暗锁扣上了），折回身，我像我家的主人样，坐在我家乳白色人造皮的沙发上。想说啥，却只叹了一口气。又瞅了一下他们俩，把要说的话咽回肚子里，倚着沙发盯着我放在地上的书稿沉默着。
我不知道逮住他俩通奸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儿。
屋子里的闷，像空气都凝成了铁或石头般。人也已经被铸在了石头或铁里。空调还开着，可李副校长脸上有了汗（有些可怜呢）。我妻子的脸上也挂了几珠汗。我脸上没有汗，只是手心有些热。双手捏着时，像捏了两包儿水。松开时，凉气哗哗从手心钻进了手掌里。在清燕大学读书、教书20年，从没有过的酸楚和惬意，这时从手心沿着胳膊流遍了我全身。我再一次望了望他们俩，和他们看我的目光相遇时，他们的目光谨小慎微、颤颤抖抖，如在惊恐中伸出来试探安危的龟头般，看一眼，就敏锐快捷地缩将回去了。
——杨副教授，我错了，想要怎样你就直说吧。
我的天，他开口说话了。声音微细，潮潮腻腻，如从校园的荷湖那边飘过来的水蒸气。原来他在学校演讲或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做报告、念文件，声音可不是这样子。那时候，他洪亮如钟，振聋发聩，会法语，通英语，在剑桥大学主攻过西方哲学和美学，读博期间就翻译了西方哲学最难译的几本书，后来还译了一大批西方的探索小说和最新的美学论著，撰写了《西方美学史》、《西方哲学发展史》、《剑桥、牛津教育比较论》、《欧美与中国美学比较论》等一大批的学说和专著。在清燕大学哲学系从教18年，他带出来的博士生将近八十个，后来理所当然地当了学校的副校长，学生们就大多只能在礼堂听他演讲了，很少能在教室的讲台上，看到他的神采、风采了（我曾经想有机会去近距离地听他一节课，可最终还是没听上）。再后来，他就几乎不再给学生授课了，成了这所赫赫名校忙上忙下的领导了。先是学校管行政、杂务的最后一名副校长，后来是管教学的第一副校长（高高在上，权重如山）。当我以为再也不会有机会和这位西学大家接触时，他却面对面地坐在了我面前。无论如何说，眼前这个矮小精瘦、眉毛少许发白，额头上有些谢顶的老头儿，让我和那个声名如雷的校长对不上号。我盯着他的脸，如同盯着一张悬在我对面半空的菜青叶（似乎那青菜青的脸上还有一种我行我素的坚毅和刚强），就那么看着他，琢磨着他脸上到底有没有我行我素时，他又开口说话了。
他说，杨副教授，你放心，今年内我把你的副教授晋升为教授行不行？
说，还有，我保证年底报批你为国家级的模范学者。评上模范学者了，奖金是5万元。
说，你如果想当你们教研室的主任或者系里副主任，我还会尽我所能帮助你。
他这样说着，像给我开了一串清单样，觉得条件可以了，价码够高了，他已经力所能及了，最后把目光软软硬硬地落在我脸上，等着我的回话和讨价与还价。可却在他看我时，在他等着我的回话那一刻，我看了茶几旁我的那堆书稿后，朝他淡淡笑了笑（笑得软弱无力、意味深长），说李副校长，我的《风雅之颂——关于<诗经>精神的本根探究》写完了，有了这部专著，我什么都有了，什么都不再需要了。你要从心里觉得你错了，觉得对不起我杨科了，要真心实意悔改了，我有三件事请你们为我帮个忙——一是我思想不解放，你和赵如萍的事情请你们下不为例好不好？二是我观念还不新，求你们下不为例好不好？我说着悲从心来，想要哭出来。然就在我将要泪流满面时，心里蠕动一下子，我鬼使神差（计从心来）地从沙发上站起来，晴天霹雳地在他面前跪下去（我跪得猛烈而有力，像倒下的一棵树要征服一座山），跪下看着他，也看着惊怔在一旁的妻子赵茹萍，重复说，我以一个知识分子的名誉，一是请你们下不为例好不好？二是求你们下不为例好不好？三是我跪下来请求你们下不为例好不好？
2．汉广[2]
从京城的精神病医院逃出来，一夜之后火车把我扔到了耙耧山脉下。
初秋绿野的清新，泛滥成灾地朝我扑过来，好像旷野上一团一堆的绿气，长年累月找不到一个闻香的人。沉闷了，死寂了，以为秋天的生命要荒废虚度时，我背着行李从车站走将回来了，自天而降出现在了山脉上。比起京城郊野的庄稼，要晚熟许多的玉米棵，把田野和荒地连成一片儿，扯地牵天，从我脚下铺展到我目所能及的天边外，起起伏伏，荡荡动动，海面样不着边际（大而无当）。有一股热辣辣的青稞气，香得我鼻子疼（我有鼻炎）。还有一股黄土的甜味在我舌尖上跳来荡去，翩翩起舞。我放下手里的旅行包和一个大提兜，在路边站了站，很夸张地对着田野和已经平南至顶的日光扩扩胸，舒舒展展撒了一泡尿，然后从山脚下朝着山坡上走。
我臆想，玲珍一定会在山坡上的那棵柿树下面等着我，翘首以待，望眼欲穿，不时地把手棚在额门上，朝着山下望一望。那树下有一块一尺见方的青石头（是沙岩石），石头上不知哪年哪月刻出一个“禾”字来（我家寺村许多人家都有这样的刻字石），摆在那儿被人踩久了，坐久了，“禾”字已经模糊得如同枯枝败草了。我想没人时，玲珍会站到那块石头上，踩着那个“禾”字朝着远处望，见面前一路空旷后，再如当年割草的少女样，爬到树杈上，极目遥远的地方盯着某个行人大半天。也还许，她不会再去爬那柿树了。毕竟早已风吹叶落，岁月枯荣，不再是可以爬树的那个年龄了。
然而无论如何，她在那树下翘首以盼是不需说的了。
看了看放在我脚边的大提包（那里放着我的衣服、物品、钱和《风雅之颂》的书稿），朝山上瞅了瞅，我又开始提着大包小包，继续朝着山坡上爬。我已经从旷野的气息中，闻到了二十年前的盛夏里，老柿树那干裂枯皱的树皮味，还有靠西那一孤枝上，涩得舌头发白的柿子味。在那个柿子将黄的季节里，我离开耙耧到清燕大学读书那一年，玲珍就把我送到那棵柿树下。我们走累了，坐在那树下歇息着，背倚着柿树身，望着夏天像望着一湖热滚滚的水。那时候，山脉上空旷无人，只有我们俩，我便拉了她的手。她的手红润柔软，指甲缝里隐约有条月线泥（我的指甲里也有很厚的泥，耙耧人的指甲缝里都有泥）。我看着她指甲缝里的泥，摸着她肉嘟嘟的手掌上的一行儿茧，像一片暄虚的土地上，凸出来的几块野石头。就那么，摸着手，摸着她的茧，她的手心汪汪洋洋出汗了。我的手心也汪汪洋洋涝成了灾。有一对乌鸦在我们头顶叽叽呱呱地叫，漆黑的声音落下来，摔碎成一片豆粒似的透明在我们面前滚动着。汗粒也在我俩的脸上滚动着。那时候，我凭着莽撞和勇气，大胆地把她揽在了我怀里。她也小鸟依人地偎在了我怀里。可却只一会（爱情还如刚出土的苗芽儿，未及蓬勃就遇到冬日了，遇到寒风了），不知为何，她突然从我怀里把身子挣出去，把手从我手里抽出去，还把身子朝我的远处挪了挪，然后望着我，脸上肃静得如洗过水的一块板。
我说你咋了（那时我把怎么说成咋）？
我说不结婚就不能搂搂吗？搂一搂我能把你吃掉吗？
我说不搂就不搂。一辈子不让我搂我也无所谓。
我把目光从她那张涨红的脸上移开来，投到一片收割过的田地里。田地里的麦茬儿，一行行高高低低竖在日光下，晒久后，有丝丝微白的烟雾在那茬儿上升腾着。对面的山坡上，有两个担着麦捆的人，一步一步朝着远处的村落里走。
叹口气，我把目光收回来，将头倚在了柿树的身子上，眼睛微闭着。就这样过了一会儿，我听见她从地上站起来，然后就从我身后传来了她有些发狠的话——
你走呀！
——去不去？
——跟着我。
她就提着我的行李，朝柿树以西的田埂儿下边走去了。
田埂儿大约几尺高，她从一缓处走下去，把东西放在田埂儿下，望着田埂儿对我说，你下来。
我也就从那缓处地走下去，站在她面前，不解地望着她。望着日光在她脸上晒出的汗，看着她涨红如血的那张脸，看见她鼻尖上的汗珠儿，小米粒样一个挨一个；还看见她因为想说啥儿没能说出来，使她那急速颤抖的两个嘴角儿，像没了头而又想飞起来，却只能扇着翅膀抖动的红蜻蜓。盯着我，她就那么抖了一会嘴角儿，终于说出了一句惊天动地的话。
她说你上学要走了，想摸我看我就摸我看我吧。豁上了。摸哪儿都行，看哪儿都行，趁这梁上没有人。
说着话，她就动手去解自己的上衣扣。她穿的是那年月在耙耧那儿有些时尚的的确良布衫儿（浅绿色，如被水浸泡过的草的色），那是我们订婚时，我娘去镇上给她扯的订婚布，是她自己进城做的小翻领（只有城里人才穿的样式儿）。解那扣儿时，她的双手有些抖，把第一个扣子解开来，又把第二个扣子解开来……我看见她胸前的皮肤完全和她脸上不一样，细白如粉，嫩红如绸，闪着日照的肉香，仿佛汉白玉的石面发着柔美的光。接下来，她胸前的大红兜兜露将出来了，轰隆一响露出来，如砰的一声在我面前燃起了一团火，使我眼前犹如太阳飞来砸在了我的眼珠上，眼角灼疼，眉毛糊焦，眼球上有水被烤干的“吱吱吱”的声音。还有烙铁烫着嫩皮的焦燎味，血浸血流的艳红味，骨裂骨碎的腥白味，它们一群一股钻进了我的肠胃里，心肺里，魂灵里。到末了，有一股力量就把我看她的目光推着揉着按倒在了柿树那一边。
我把目光扭到了一边去。
她就那么竖在山坡田地的那道堤埂下，露着红兜兜，露着兜兜以外的上半身，露着她光洁的皮肤和云柔乳白托起的两团儿红，任她丰满饱胀的年轻，在静寂中生龙活虎地逼视着我（似乎是睥睨着我这个村里解放几十年才考上大学的第一位大学生）。到末了，她用怪异的目光盯着我，却用柔顺的口气问我说，杨科哥，你不是想看我、摸我吗？
——你把脸扭过来看我摸我呀。
见我呆在那儿不动弹，她又抬高嗓门说，杨科哥，你考上大学了，你考到皇城最好的大学啦，在家时你一直都想摸我，都想让我解了扣子给你看一眼。你看呀。你摸呀。你把脸扭到一边干啥呢？
3．终风[3]
那间县城旅社的小屋里，灯光如同被年月蚀旧的纸。有一股霉味在屋里的墙角、桌上、床下堆砌着，待我推门走进去，霉味热情地围上来。玲珍坐在床上靠桌那一端，脸上挂着无端的疲惫和失意。夜已经深不见底，和没有头尾的胡同样，连城街上月寂人稀的脚步声，也大得房倒屋塌地响。我用20块钱在那旅社包了两间房，我一间，她一间。可我睡不着，躺在床上就看见她的红兜兜、白皮肤，看见她说话时的嘴角，上下翕动如花红的蜻蜓飞在我眼前。
明天一大早，我就要坐头班汽车离开县城，离开耙耧山脉，到九都市里坐火车往皇城那里读书了。去奔我的事业、我的前程了。就要在这城里和她分手了。前寺村和后寺村那儿忙得很。整个耙楼山脉都忙得如同着了火。麦是割倒了一大半，可都还摊在田地里。没割的需要割，割倒的太阳晒一天，就必得立马挑到麦场上。到了麦场上，又要连三赶四打好晒干灌入仓。大忙的天。火烧般的忙。可我却要到学校报到去。还要早几天儿去，到那陌生的皇城做些安顿的事。
就走了。
爹不送我，娘也不送我。她爹、她娘也不去送我。两家人委派一个玲珍单独去送我。两家人说好让她把我送到九都火车站，可在县城时，她要去厕所，我给她指了路边公厕墙上写的一个“女”字让她走进去，她到那里愣一会，却一抬腿走进了男厕所。等忙不迭儿地退出来，脸上挂着羞红和恼恨，见我就决然地说不往九都送我了。
死也不往九都去送了。
因为没认出厕所墙上的“男”字和“女”字，夜饭也不吃，躲在旅社的屋子里，直到要睡时，才取出一块干粮啃了啃。似乎一切都是从这次走错厕所开始的。她的脸上再也没有笑容了，再也没有羞红和对什么都欲说又罢的犹豫了。她变得说话直硬，腔调冷利，像恨不得立马把我送走后，她好飞快地回到耙耧山脉里。因为那里才是她的家。那里去厕所不消辨认“男”字和“女”字，走路不要分辨左边和右边。把最后一口油烙的干粮送到嘴里边，将手上、身上落的馍花儿捡起来，喝口水，咽了嘴里的馍和手上的馍花儿，她就把身子倚在桌边上，看着我，像盯着一匹欲要脱缰的马。看久了，看够了，似乎也把我看明看透了，便冷冷淡淡地问我说——
你今夜儿想和我睡在一起吗？
——不睡在一起你走吧，我想睡觉了。
我回到对面我的那间屋，关上门，脱了衣，把灯熄灭掉，让暗黑铺天盖地把我包起来，但却睡不着，眼前总是光光亮亮地闪着她的红兜兜，和兜兜周围那云白洁净、柔嫩如绸的白皮肤。有一股细腻如丝的香，从她那间屋里挣着她的身子飘进我的屋。我在抗着那味儿，也在一口一口吞着那味儿。直到嘴唇发干了，喉里着火了，我就从床上折身坐起来，望着一屋子茫茫的暗黑发着呆。
说到底，那年我已经22周岁，她才18岁，正是《诗经》的《终风》那首情诗里的年龄和情景。也就呆到发痴时，我把鞋子提在手里边，光脚踩着走廊上的砖，到她门前轻轻敲了几下。
灯亮了。
门开了。
我又把门关上后，放下鞋朝她走过去。在她面前站一会，不言不语就去解她的衣扣儿。她没有不让我解她的衣扣儿，没有不让我去她的脸上摸，去她的额门上亲。她像在等着我的这些一模样。像没有力气抵挡我的这些样，先是有些意外地看看我，后就意料之中似的把头勾将下去了。我俩已经订了一年婚，在高考落榜的第三年，心灰意懒中，彼此两家都送了订婚礼。无论如何说，我是耙耧山脉前寺村唯一到镇上读高中的人，也是学习最好的人（虽是经过四年复读才考上大学的，可语文分数却是地区第二名）。她是后寺村最为水灵俏丽的人（虽然不识字，没读一天书），依着媒人的安排，我俩订了婚。当初和她见面时，我以为她是我面前春摧气鼓、欲要苞裂的一棵小树儿，个儿不高，也不胖，可浑身初春的饱胀，却似乎要哗哩哗啦炸开来，如到了季节的麦，到了季节的豆，到了季节任何带壳的果物儿。到现在，一年过去后，这棵小树豁然长高了，豁然长大了。她浑身的水汽和秀气，浓浓烈烈，占山占岭地把她湮没了。
把我湮没了。
我解着她的衣扣儿，双手哆嗦得和她白天解着自己的衣扣一模样。到末了，我没有把她的扣儿解开来，而是把那枚扣儿扯掉，扣儿滚落在了床下边。可无论如何说，她胸前的光洁和红亮，是又一次砰的一下崩裂在了我眼前。那红兜兜也呼的一下挺在我的眼前了。我终于可以那么近、那么清晰地看到我那年龄无可截止的渴念了。一瞬间，我怔在那屋里，双手发抖，喉咙发干，看着眼前的物物景景如呆了一模样。好在那痴呆只是一瞬间的事（时间短得没有一指长）。那一指长的时间过去后，我就粗野地用我的双手去抚摸我红彤彤的欲念了。
说几句落落大方的话，她那圆润饱满的乳房，真的像一对火热的水球从我的手上滑过样。我一碰到它，她便本能地朝后弹一下，猛地身子一歪站起来，推开我，脸上大块大块的涨红朝着地下飘飘旋旋地落。
她说，杨科哥，你给我说句实话，你会娶我吗？
她说，娶了也会离婚呀。
她说，只要你对我说句你这辈子会娶我，不变心，我今夜就把身子给了你。把我的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给你，丁点儿不剩地都给你。
她话说得并不快，声音也不大，可一字一句，风声鹤唳，斩钉截铁，该重了重，该轻了轻。说完这些后，目光火燎燎地在我的脸上烧一会，看我一时不说话，便把那目光冷下来，淡下来，从我的脸上移到我的身上、腿上、双脚上。
她盯着我赤裸的双脚看一会，又扭头瞅瞅我进门后丢在门口的鞋，然后自己系着扣儿到门口，把那双鞋拿来放在我脚前，回身坐在了床沿上。
4．萚兮[4]
就这样，我到清燕大学报到了。
四年的欢乐苦读中，因为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教“《诗经》诠释”的赵教授，发现我的家乡中原黄河流域耙耧山脉那儿，正是《诗经》中一大批农事诗的发源地，还因为我在中文系大三的昼读夜耕间，有一篇《<萚兮>新考》的论文发表在了学报上（那可是惊天动地的一桩事），因此他就（有预谋地）鼓励我报考他的研究生。硕士毕业后，还又网开一面地让我考了他的博士生。这种顺水推舟、春暖花开的命运，让我一戴上博士帽，就留校成了这一名校的年轻讲师，成了最年轻的《诗经》研究界的半个专家。当然，也水到渠成地，成了赵教授家的如意门婿，成了赵教授寄予厚望的关门弟子（他最大的愿望是通过我这个得天独厚、勤奋好学的弟子，让《诗经》研究成为中国大地上的一门诗经学）。而我的妻子赵茹萍（赵教授家的独生女），她高中没有毕业（早恋而辍学），原本是学校图书馆的管理员，可我们一结婚（那时候我们过得门当户对、两情相悦，日子像开在蜂蜜上的花），她因为对学历和虚荣的要求与渴望，就夹着一打儿电影画报和国内外影人逸事的书，去报考了京城一家艺术学院的校外本科函授班（居然录取了，只是学费拔地而起，和这京城一夜梦醒后出现的摩天大楼一样高）。到后来，我因为对《诗经》研究的新意迭出，不断有分量超重的论文问世，而提前晋升为学校副教授。而她也因为对一大批国外影帝、影后的趣闻和身世的探究与着迷，而又成了那家艺术学院的校外函授研究生（学费高得比摩天大楼还要高，把我所有的稿费都用尽了）。再后来，这个国家的事情悄然间猛地不同了，忽快忽慢、转瞬即逝的变化，让你以为刚到黄昏天却大亮了，以为太阳刚刚升起，却又星月满天了。
那一年，茹萍刚拿函授本科毕业证，这个学校与时俱进地准备成立影视艺术系。又一年，茹萍刚拿到了她的函授硕士学位证，应运而生的影视艺术系，因为她的文凭和父亲，使她得以调到系里当老师。再一年，她刚刚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人家关于电影艺术探讨的四篇论文取长补短（我也狼狈为奸地帮了她的忙）、穿插组合成自己的专著寄往出版社，她就成了清燕大学影视艺术系有重要理论专著的副教授。
也就在这几年间，我的命运水来可以土掩，而兵来不能将挡了。在国家的GDP上涨到百分之八时，我发表论文易如反掌，稿费单隔三差五地寄到中文系的古典文学教研室。到GDP上涨到百分之十时，我发表论文却是只有铅字而没有稿费了。到了GDP上涨到百分之十二那一年，再发表论文，不光不给稿费，编辑部和出版社还会倒打一耙，反过来向我索要发表和出版的经费了。
问题不知道出在了哪儿，如同一个人不知道自己为何会患有癌症那样——我不知道为何别人发表我的论文，反而要向我要钱了。原本在文科还是重中之重的古典文学课，曾几何时，我去讲授“《诗经》解读”的大教室，也算是高朋满座，蓬荜生辉，可在不知不觉间，以《诗经》为代表的古典文学课，成了这个社会的木乃伊，除了研究再也没观赏和实用价值了。不知道为何，连续几年里，我遮遮掩掩，又争争夺夺，让系里上报把我的副教授晋升为教授时，学校的评审委员会，都先后堂而皇之地把我从晋升的名单上一刀抹掉了，像冬天一来我就应该草枯叶落样。
我不知道这个国家和世界发生什么变化了。
不知道我曾经顺行于世的命运的船头弯在了哪儿。可毕竟，我是来自于这个社会最底层的耙耧山脉人，坚韧、执著、忍让、奋斗的美德，在我身上如种子早已埋在了土里那样，只要捕捉到点滴的阳光和雨水，就必然会生根、开花和结果。也就风吹雨淋地到了5年前，到了那年夏天第三次我的名字从晋升正高的名单上霜打叶落时，晚上我和她睡在一张床铺上，枕着一个枕头时，她从我怀里挣出身子来，在暗黑中说了一大段意味深长的话。
杨科，她说我没有什么要求你，父亲退休了，他不再希望你当什么学者和专家了（难道我不是学者、专家吗？），也不希望你有一天当有权有势的系主任或者校领导，他和我只希望你能卧薪尝胆，扎扎实实写出一部专著来，凭借这专著，顺顺利利评上正高，当上教授，说起来我赵茹萍的丈夫也是清燕大学名正言顺的正高职博导就行了。说完这段话，她从我身边趿着鞋子离开床，走出去坐到一片黑暗的客厅里，把我留在卧室中，像把一只孤独的绵羊送进了密不透风的圈里样。然后我们一里一外，沉默一片。我躺在床铺上，她坐在沙发上。到那沉默黑黑暗暗，堆积如山，压得我筋断骨折，透不过气儿时，我也从卧室走出来，站到她面前，看见她在模糊中抬头盯着我（眼睛又大又圆），又说了两句温和而冰冷的话。
她说，姓杨的，我真的不希望有一天我是教授了，我的丈夫还是副教授；我是博导了，我的丈夫还只能给本科上大课，只能可怜兮兮地带几个被人挑剩下的硕士生。难道你就不能想想办法，让人对你另眼相看一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