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出车[9]
李广智和赵茹萍被我捉奸（是不期而遇）的25天后，暑假前一个月的六月初，周五的一个下午，是古典文学课，由我给大三的学生讲“《诗经》解读”的第九讲——《诗经》的精神存在性。
我知道同学们不爱进我授课的教室，如同不爱去博物馆看最有价值的木乃伊；不爱听我的“《诗经》解读”课，如同不爱听来自远古的声音和歌唱。事情就这样，高处不胜寒，天凉好个秋。我不怪他们，只怪我对《诗经》的研究超出了一般老师和同学能够理解的范围和限度。然而说到底，我是学者，我是教授（副），我的职责和良知催促我，无论有没有学生去听我的课，我都必须去讲我的课。我明白（全校的教授都明白），学生们去不去听是一回事，教授们去不去讲是另外一回事。
我就去讲了。
这是我写完《风雅之颂——关于<诗经>精神的本根探究》后的第一课，是我第一次把我专著中的内容搬到我的讲台上。我知道来听我讲课的学生一定凤毛麟角，屈指可数，可我心里却渴望着他们人才济济，兵马满营，如同茹萍讲课样，让那阔大的教室里，满座高朋，黑黑鸦鸦一片儿。
我知道，那凤毛麟角的学生去听我的课，在课堂上走神、耳语、睡觉是家常便饭，一日三餐；可我却渴望着他们目不斜视、精神专注，听我讲课就如同听一个来自西方大国总统的演讲般。
知道这是不可能，可我每次去讲课前，都满脑子是这样的幻化和想念。知道这是异想天开、黄粱美梦，可我还在每次讲课前，都精心准备，修整讲稿，把开讲前的几句话都预先想好并死记硬背在脑子里。
六月初这天下午两点的课，我一如往日提前十分钟到了系里的大教室。明知道来听课的学生会寥寥无几，可我偏要把他们想成水泄不通、人头攒动；明知道讲“《诗经》解读”，教室里会清冷寂静，可我偏要把讲“《诗经》解读”课，想象成一场旷世空前的演出和歌舞（这景况已经屡试不爽，宛若冬天一到，秋叶必落样，可我却朝思暮想着严冬里阳光和熙的那一日）。然而这一次，我的想象应验了，实现了，像冬天一到，就万物更新、春暖花开般。
我1点50分到了系里大教室，看到能坐200人的教室里，居然真的座无虚席，一片鸦黑，和从国外来的大师讲课一模样，连走廊和门口都还站有理科来旁听的学生们。到教室门口时，我先是愣一下，夹在胳膊弯中的授课提包差点惊得滑下去。就在这一愣一滑间，我看到有许多学生们，手里都拿有盖着学校公章的一纸文件的复印件。从一个女生手里要了那文件看一看，见那一纸文件的题目是《关于要严格加强“<诗经>解读”课教学的通知》。文件的内容说，《诗经》是我国的第一本诗歌总汇，是中国人文化灵魂的归宿，是文学上游的不竭之源。因此，文科学生必须把“《诗经》解读”当做古典文学的金中之金，重中之重，必须做到有课必讲，有讲必听，有听必学。而理科的学生们，必须把它当成必要的选修，做到有课必修，有修必学。并且在那文件的末尾，规定了三条学生们参加听课与不参加听课的奖惩措施。我看着那文件，有些感动，又有些酸楚，因为就在那文件的右下角，在那公章的边角上，签发文件的领导落款是我的情敌李广智。
这又让我想起了李广智和茹萍的事（我多想彻底忘记这件事情啊！），让我想起了李广智丢在我家的那东西（我多想找到那件东西啊！），就像想起了忘在胃里的一只苍蝇和几只蛆（不过好在我把他们打败了，他主动签发这样的教学文件，正是他主动地向我缴械投降啊！）。
我把手里的一纸文件重又还给教室门口的女同学，望了一眼教室里人山人海的学生们，想李广智到底在我面前认输了（似乎我应该多少感谢一下他和茹萍有了那档儿事）。想这京城第一名校高傲的教学，终于在我面前低下了头（幸亏我没有告诉李广智，说我并没有在我家中找到他丢的那东西）。想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既然有数百学生接到文件后，风起云涌地来听我的课，我就应该当机立断，抓住时机，扛起这面教学的大旗，像一个士兵要拼死把胜利的旗帜插在山头上。
在从教室门口的五味杂陈里，跨脚走上讲台那一刻，我似乎已经成竹在胸，运筹帷幄了。似乎已经长缨在手，胜券在握，有把握能把这一节课讲得天翻地覆，精妙绝伦，如一个将军已经全部掌控了战局和策略。在跨过教室的门槛后，我神情默默，表情端正，以庄严的脚步走到讲台上，彬彬有礼地向大家弯腰鞠了一个躬，摆出一副和往日授课时一样自然、一样无所谓的样子来（其实，这一课没人知道我准备得如何精心和细致，详尽和具体。我把《风雅之颂》论著上关于《诗经》的精神存在与物质存在的诗句全都摘编在了我的讲稿中。害怕在讲台上忘掉必须背的诗，我还把最重要的诗句写在了我的手心上，像学生考试时准备作弊样）。没人知道，《诗经》精神存在的本根研究我已烂熟于心，学贯满盈，对于如何讲，讲什么，都如探囊取物，顺手牵羊。我拿了那讲稿，却把讲稿有意地丢在一边去，如同丢掉一个累赘般，站在讲桌前，沉默几秒钟，显出一种肃穆和庄严，然后大声说——同学们好，今天我们讲“《诗经》解读”的第九讲——《诗经》的精神存在和物质描绘。
为了能够让我的授课深入浅出，我依着许多老师（比如赵茹萍）的讲课经验，开讲前，首先讲了一个小笑话（有些俗！），笑话后我朝着台下望了望，看台下一片灿然和轻松，原来站在走廊上抱着听课一试的同学，这时也都被我讲的笑话所打动（原来，庸俗也是一种力量和文化）。他们有的找着位置坐下来，有的把手里的课本和那一纸文件放地上，坐在了那些纸张和书本上。还有的，索性蹲在地上，用一只手托着下巴，进入了专注和神往。望着那些专注到黑亮粒粒的目光，我知道我已经可以切入正题，已经可以把我对《诗经》最精髓研究的一部分传授给他们了。于是间，我做了一次深呼吸，站直身子，挺起胸脯，变得庄重起来，严肃起来，横刀立马，心起刀落，砍下了我表情中庸俗的笑容和轻浮，说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诗经》精神的本根描绘和物质基础。说通过对《诗经》精神的本根解析，我希望同学们能够最终明白，《诗经》不仅是一本诗歌总汇，更是用诗歌的形式书写的中国人的《圣经》，是我们中国人在人类发展中，丢失的《圣经》中的部分和片段。我把《诗经》的物质本根与精神本根分为三大部分，从最底层的物质如土地、采摘、耕种和建筑，到精神上的爱情、性和无拘无束的男欢与女爱，最后再到宗教的图腾、崇拜与各种宗教仪式的细微和辉煌。我滔滔不绝，话如串珠，讲到了需要以诗为证时，我一口气背了《诗经》中一大串的采摘、耕作和狩猎的诗，分析了诗歌中描绘采摘的欢乐、耕种的自然、狩猎的壮观。具体讲到田猎时，我以《秦风?驷驖》[10]为例，讲到架木构屋时，我以《卫风?考槃》[11]为例。我讲《风》中第一百三十首《秦风?权舆》[12]的高屋大殿，讲《大雅》中的第七首《皇矣》[13]的飞椽彩颜的皇家宫室。然后由物质上升到精神后，讲爱情的男欢女乐，讲性的天人合一，最后把《诗经》中具有《圣经》意义的宗教诗再一一列出来。从先民们对大自然的神秘敬畏，讲到古人对天象的膜拜。从对大山、石头的敬仰，讲到对动物的信仰、植物和玄鸟图腾。
我以为我的长篇大论，有意有趣，有识有知，有方法，具深度，完全是一个教授（副）在向他的学生们喂奶喂汤，递香送甜。可我最后把最具宗教意味的《玄鸟》讲到一半时，无意中我听见课堂上有了发黑的私语声，像一阵风吹过平静的湖面样。平静破裂了，安静消失了，原来那宁静的教室开始波光涟滟，水声涛涛了。我把目光从那漆黑的声音上扫过去，便看见有学生贼一样从后面溜出门（倒是礼貌，没有明目张胆地走），脚步声吞吞吐吐，如憋在喉咙吐不出去的痰。我想要喝住那些走出去的学生时，耳朵里一阵刺痛，又听见有人在教室的哪儿睡着后发出了几声呼噜，泥红泥黄，一下搅浑了教室的清水洁流，使所有的学生都追着那呼噜扭头看，爆出来的笑，如同春二月的惊蛰雷。笑声之后，呼噜消失，同学们似乎意识到了《圣经》般的《诗经》的伟大和严肃，都又把目光集中到了我身上，寻找着我停断的话头儿。
那一刻，我忽然遭到了羞辱般，恨不得走下讲台抓住那个睡觉的学生给他两耳光，恨不得追到教室外，给那退场的学生身上踹几脚。可我知道我不可能那样做。我那样做了从此所有的学生在教授讲课优劣调查表上，就会永远在最差一栏里写上我的名。我不能得罪学生像卖主不能得罪买主样。我只好脸上挂着下贱的笑，说要走就走吧，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能接受高深的知识，并不是所有的信徒都相信上帝的真言。但你不接受，并不说明知识不是愈发高深愈重要，并不说明听众减少，上帝的话就不再是真言。
然而，我滔滔不绝的努力，终于还是为他们离开教室铺平了路桥，使我不得不眼看着又有几人、十几人，从我的眼皮下边退出去。他们退出教室时，有礼有节，都尽量不弄出响动来，以免惊着别人，也扰了我的情绪。甚至还有个学生，从我面前过去时，朝我抱歉地鞠了个躬。
也就这样，学生与我同步，在我把课讲到一半时，学生走了一半，在我快要把课讲完时，学生也差不多就要走完了。我已经在这几年中，不断地经历这样的遭遇和场面，已经对课堂上人多人少，处之不惊，泰然自若。望着原来高朋满座的教室，这时候空空荡荡，仿佛戏园里没能留住观众的一个散乱的场子。那些新黄的课桌上，留下了同学们扔下的字纸、果皮，还有偷吃的瓜子壳。满地由李广智特意为我签发的《关于要严格加强“<诗经>解读”课教学的通知》，像我家乡耙耧山脉的露天厕所里扔的擦过屁股的纸。
最后剩下坐在最前排的十几个同学，他们用怜悯的目光望着我，脸上布满了让我感动的犹豫和不安。我说你们怎么不离开教室呀？他们说学校今晚突然要放一部美国片，我们没钱去买电影票，只好坐在这儿呀。
我说我的课讲的真有那么差？
他们说杨教授，你看所有的学生都走了，这里只还有我们十几个留下给你撑面子，你不掏钱请我们看一场电影吗？
我便掏了钱，给了他们中间的一个人，让他拿着去给同学们买上电影票。然后那十几个学生就集体站起来，集体向我鞠了躬，说着和笑着，一窝蜂地从教室走出去，把我一个人留在那能容200个学生的空旷里，像把一粒种子丢在了沙漠样，转眼间，我便成了两千年前无人问津的诗歌的干尸骷髅了。
2．都人士[14]
打击轰轰鸣鸣，不厌其烦，接踵而至。
比起课堂上从高朋满座到寥无几人的退场，这一次的打击，才算是击中命门，置人于死地。出版社的社长、主编、副主编和责任编辑都坐在我的办公室。他们看着我，满脸都是对不住我的惭愧和不安，像退我的书稿是他们做错了一桩天大的事。
我一从那寥无几人的教室走出来，系里新留校当辅导员的学生（是因为他有个舅在教育部工作他才留校的）就在门口候着我，说杨教授，出版社来人了，在办公室等你半天啦。我便折身到了办公室，看见他们把我那几块砖似的书稿，放在我的桌腿旁，脸上不安的表情如一块块的灰布样（他们再不安也没有我心里的不安激烈和浓重）。看见地上我用快件发去的那三个装满手稿的长方形纸盒，还依旧齐整地码在那儿，邮局的标签和我填写的邮寄单还原封不动地处女样贴在纸盒上，我的心一沉，连腿都有些软起来，差一点要跪在地上走不了路。
见了我，他们内疚地站了起来（和李广智见我一模样），说杨教授，我们出版社几个领导和编辑专门来向你道个歉，来和你商量一件事。说《风雅之颂》这部书稿，是二三十年来我们出版社遇到的最有学术价值的一部书。说只要它一问世，必定会在高校和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必然会带动全国新一轮的学习《诗经》热，甚至会如你企望的那样，有望使《诗经》成为咱们中国人灵魂归安的一部书，是中国版、用汉语写成于两千年前的东方人的《旧约》和《新约》。说这部书稿，我们社里都已看过，经研究决定，一是坚决要出书，二是来和你商量一下，出版社现在每一本书都赔钱，编辑和员工都已经三个月没有下发工资了，所以希望你在出版《风雅之颂》时，能资助我们一笔钱。
（我说都走吧，吃饭去，晚上我请客。）
社长说钱要得有些多，因为书稿太好，我们想出精装插图本，你最好能给我们8万块，最少也需要5万块。当然，你要能给15万了，我们再召集京城所有的古典文学专家们，为《风雅之颂》开一个小型学术研讨会。要能出到30万，就可以召集全国的专家来开会。要出50万，还能把港、澳、台的专家也请来，把研讨会变成《风雅之颂》的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要出100万，我们还能请来管教育的国家领导人，把会议地点放在人民大会堂。
（天都黑了，我说你们不能不吃一顿便饭吧？）
他们说，《风雅之颂》太有价值了，可这年月的现实是，最有价值的书最是没人看。说其实情况你比我们还清楚，现在所有高校的专著大都是自费出书，教授出完了书，我们按半价卖给他，他再按原价一分不少地卖给他的学生们。结果是教授有了学术成就，还在他的学生那儿赚了钱，弄不好还得一个国家的什么奖。有奖金、奖状和奖杯，一箭三雕，和一枪打了三只兔子一样。说现在，各个高校都有这样的研究经费、那样的课题工程费。这些经费、工程费，多得如是一堆土，你不用到出版上你用到哪里呢？杨教授，你说我们说得对不对？像《风雅之颂》这样的学术专著，只要一申请，学术出版经费哗哗哗地就来了，像天一阴就会哗哗下雨样。
（天阴了，也许果真要下雨。）
（也许果真会下雨，你们还真的要走吗？不出书不能不吃一顿晚饭吧。）
（确实的，果真要下雨。我应该把我家阳台上的窗户全都关起来。）
我便起身去关窗，看见窗外乌云滚滚，雷鸣电闪，风像牛皮鞭子般，在半空抽着和甩着。窗外化学系的教研大楼有的窗户没有关，那几扇窗如书页样掀过来，合过去。我盯着那些窗户看一会，就把我家窗户关上了。
屋子里立刻变得凉爽而宁静。
有一股雨前的潮味在四处弥漫着，和我与茹萍之间弥漫的隔膜样，黏黏糊糊，不青不红，看不见却又实实在在地存在着。她就坐在沙发上，面前的茶几上放着一杯倒满没有喝的水，脸上不知是因为灯光，还是本就那样半白半黄着，像在思考又像压根什么也没想。我把她那杯放冷的水端走倒掉后，又殷勤着给她撮了茶叶，倒水泡好端到她面前，然后小心地拉过椅子，坐到她对面，说茹萍，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让他李广智给我批10万或20万块钱。我用5年时间写了这部专著你说我不能不出吧？可现在除了垃圾，还有哪一本学术专著出书学校不赞助？哪一本书不是越有价值越是没人看？我不能因为你和他有了那关系，反而不能去他那儿要本该给我的出版经费吧？说他要是明白人，真的知道自己做错了事，对不起了我杨科，这时候就该主动把出版经费送给我。
我问她，你说是不是？
——你说难道不是吗？
——难道不是吗？
问着她，我如得罪了她，本该正眼盯着她，用我的目光逼着她，可我却把目光扭到一边去，像我说了错话做了错事样，只好扭头望着我睡的屋门口，看见墙壁上正爬着一只黑色的什么虫。过去用纸把那虫捏下来，扔进垃圾斗，才又坐回来拿眼瞟着她，便看见她原来有些柔和昏黄的脸色变青了，嘴角像被什么牵扯一样动几下，盯着我像看一个她压根儿不认识的人，像盯一个偷过她的贼，声音由轻到重审问似的说，杨科，好坏我是你妻子，你就给我说句实话吧——你敢保证你没有藏李副校长丢的东西吗？
我说茹萍啊，我只让他给我批10万块钱行不行？你知道，《风雅之颂》一出版，会产生什么影响、什么轰动吗？说不定一本学术专著变成畅销读物都是有可能的。说不定，《风雅之颂》本身也是一本《旧约》呢，会像《圣经》一样卖得好。
——我就撕破脸皮给你明说了，杨科，我俩全都想起来了，那东西那一天就放在床头上，我连床下、墙角、墙缝都找了，你没藏它它会去哪儿呢？
——10万不行8万呢？理论教研室的牛教授，出了一本他和别人的书信集，李副校长还批给他10万块钱呢，结果人家用5万出了书，还落了5万块钱在口袋。你说我要出版《风雅之颂》，向他要10万块钱多了吗？我用5年时间写《风雅之颂》，现在我把它出成简装本，8万块钱行不行？
我说不能因为你和他姓李的有了那档儿事，我就不能找他要钱了。你要是明白人，我们夫妻就该联手向他要。不管我藏没藏那东西，你们就权当我藏了。权当我藏了，趁我出版《风雅之颂》的这机会，打报告要他批上20万、50万，有可能就批上100万。他要给我们100万，过去的事我真的既往不咎。拿20万我出精装豪华本的《风雅之颂》，那80万就存到你的存折上。他要批给我们80万，我也既往不咎，用10万出书，那70万就存到你的存折上。他要批给我们50万，我用8万块钱出书，那42万就存到你的存折上。茹萍，你说我说的怎么样？你不能不说一句话，夫妻间有事不是都要商商量量吗？
窗外的风，呼啸得山崩地裂，不断有随风而起的沙子打在窗子上和墙壁上。学校里凡是装了警报器的公车和私车，这时候被风弄醒了，红音白响，声音刺耳，一片惨叫。我说了很多话，茹萍总是坐着不动弹。我说了很多话，茹萍都不接我的话，只是问我到底藏没藏李广智的那东西。
我当然不能说我没藏。
我当然不能说我藏了。
我只能说你就权当我藏了。
我说赵茹萍，赵教授，你就权当我藏了。
我说你别问我藏没藏，你就把它当成我藏了。
我说藏了又怎样？不藏又怎样？藏与不藏都是咱们家的事，你我应该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为我们家的学术、艺术、成就、尊严，谋求最大的利益和荣誉。
我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柔柔和和说了一大堆的话，最后她总是不理我，总是不看我，把目光扭到一边去，像家里压根没有我这么一个人。直到最后我不再说话了，像她一样沉默了，她才最终扭过头，盯着我，端起茶几上我给她泡的那杯茶，欲喝不喝地僵在半空中，冷冷地对我说——
杨科，是男人你就承认是你藏了那东西。
——是知识分子了，你就把那东西拿出来。
——是我丈夫了，你就把那东西给我让我烧掉或者还给李广智。
我忽然又一次想要朝她跪下来。我说茹萍我真的没见那东西，真的没藏那东西，你这样不信任我，难道还要让我向你再次下跪吗？
为了证明我没拿没藏那东西，我果真就准备朝她跪下来。可在我欲要下跪时，我想起我已经在她茹萍面前跪过两次了（第一次是向李广智跪下的，第二次是向她茹萍跪下的），我忽然觉得，万事不过三，再下跪就没了力气，没了说服力。于是，我在她面前半弯着腿，一副要跪欲跪的样。然就在这欲跪不跪的犹豫间，茹萍用她的鼻子朝我半冷半青地哼一下，忽然把那杯茶从半空倒在茶几上，用牙缝把自己的声音挤成丝丝条条说，我没想到你姓杨的学问不错，也算半个古典文学的专家，也算半个名教授，也算一个知识分子，可你会这么卑鄙无耻，会这么无赖小人，会利用我和他的关系去敲诈一笔钱，会把那样一件东西藏起来，当把柄握在自己手里边，还死说活说没看见，没有拿。姓杨的，算我姓赵的瞎了眼，一辈子嫁给你这样一个人。你是不是已经听说老校长马上要离休，三朝五日李广智就有可能当校长，才要把那东西藏起来？才要死不承认自己见了那东西，然后把李广智的命运永远握在自己手里边？！
这样问着我，茹萍的眼瞪得又大又红，像两个红色的火球，盯着烤我一会儿。见我半弓半屈地待在那儿没有话，不动弹，她就完全丢了女教授的模样儿，如一个街妇般，如我家乡骂架时要首先把自己齐整的头发弄散披在头上的泼妇样，把手里的茶杯往地上猛一摔，让玻璃杯碎得七零八落（像我撞上她和李广智通奸以后的一天晚上她摔碎花瓶样），然后穿着红拖鞋，从那些白色的玻璃片和绿色的茶叶水中蹚过去，到厨房把菜刀拿出来，递到我面前，说杨科杨教授，这把刀你握在手里边，你要敢把藏着的东西当把柄，敢为出版你的著作去找李广智索要一分钱，你就先把我杀掉；你要敢把那东西，有一天突然拿出来作为证据，去葬送李广智的名誉和前程，我赵茹萍就用这把刀，不是死在你面前，就是让你杨科死在我面前。
咬着牙，说了这几句，她最后看看那把不锈钢的刀，半转身，咣一声把菜刀拍在我面前的茶几上，让茶水溅起来飞到我身上，她脸上。她没擦脸就朝卧室走过去，不急不缓，一步一步，到卧室砰的一声锁上门，把从阳台那边过来的风声沙声隔开来，把一片黑沉浓烈的死寂留给我，自己就无声无息在卧室里。
我便在那黑沉沉的死寂中，茫然不知所措，呆立着完全如《诗经》中早已经死过的一首诗。
3．十月之交[15]
原来不是风，而是六月初的沙尘暴。
原来京皇城的沙尘暴都是在秋天，可随着温室气候的到来，季节都有了抽搐症，夏天不光有雨、有风，也有了来自内蒙古的沙尘暴。原来气象不是一首没有意义的诗，而是一篇意义丰富的宣言和檄文。
我没想到，我会被卷进那一夜学生抗击沙尘暴的浪潮里，就像没有料到茹萍不让我向李广智申请出版《风雅之颂》的经费样。你们的事——通奸偷情被我撞上了，我既没有揭发他李广智，也没有抱怨你赵茹萍，现在想要笔出版经费反倒不行了。不就是他李广智那天在我家和你茹萍偷情被我撞上后，穿衣服时手忙脚乱，忘了把脱下的裤头塞到了哪（也许是因为我站在门外边，他急于穿上衣服遮羞就忘了穿裤头）。可现在你的裤头丢掉了，怎么能怀疑是我藏了你的裤头呢（不过话又说回来，被我捉奸那一天，我家里只有三个人，李广智的裤头他没有穿在身子上，没有塞在口袋带回去，不是丢在我家它能丢在哪？不是丢在茹萍的床上它会丢在哪？床上没有，茹萍没见，那不是我拿了他的裤头会是谁拿呢？让我我也怀疑是你杨科藏了那裤头）？说到底，他现在有可能当校长，自己的裤头在别人的手里怎么能不忧心呢？怎么能不担惊害怕呢？
可是我真的没见那裤头呀。向天发誓我没见着那裤头。向我已埋在耙耧山脉地下的父母发誓我没见到那裤头。我敢跪在屋中央、跪在学校里、跪在天安门广场上发誓说，我要把他李广智的裤头藏起来了，我让天打五雷轰。让雷击把我父母的坟墓劈开来。然而李广智说他和茹萍上床前，把裤头脱下来，确实是放在了赵茹萍的床头上（是我俩的床头上），我让他们抓紧把衣服穿上时，他慌慌张张忘了穿裤头，忘了把那裤头从床头带走了。可是那床头千真万确没有裤头哟。茹萍找了，我也找了（茹萍肯定背着我在枕下、床上和屋里的角角落落，我们家的角角落落，比如我装衣服的床头柜、靠墙的书架缝，还有我经常放一些隐秘东西——如避孕药和避孕套的抽屉里，都已经找了十遍二十遍，一千遍和一万遍，都已经翻找得尘灰和墙角都感到身上疼痛、筋骨发酸了）。我们找得天翻地覆、昏天黑地，可是谁也没有找出李广智的裤头来。
——那裤头是什么颜色呀？
——什么样子呀？是大裤衩子还是紧身的三角裤头儿？
——是纤维的还是纯棉的？
她就是不理我，只用疑怀的目光盯着我，像我在明知故问样。现在，她不仅不理我，还认定那裤头是我藏了起来了（可我不藏谁又会藏呢？）。认定我是藏起来等李广智要当校长时，在最关键的节骨眼上拿出来（笑话，我杨科能是那样的小人吗？），置他于死地，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呢。
误会了，茹萍，真的误会了。
我杨科是真的连见都没见着那裤头。
然而茹萍不信我，半点都不相信我。她把门一锁进了卧室里，连给我留个向她再次下跪发誓的机会都没有。
屋子里闷得很。
楼外呼呼的风声进不来，客厅里如同一个盖了口儿的大罐子。茶几上茹萍拍在那儿的不锈钢菜刀，还在灯光下面闪着燥热寒凉的光。有一股青菜汁的气味从刀刃上飘起来，溜着我的脖子朝客厅的别处飘过去。我木在沙发上，望着那菜刀，像看着我被出版社退回来的《风雅之颂》的书稿样。闷了一会儿。闷了老半天。想了许多事，如同什么也没想。感到身上燥热了，有黏黏的汗液浸出来，就起身把那菜刀放回厨房里，收拾了茶几上的茶水和地上的碎玻璃，到卧室门口有礼节地敲了几下门，我说茹萍，你先睡，我到外边走一走。
说你放心，你不同意我去找他李广智，打死我都不会去找他要钱的。
说他要再来电话了，你给他说一声。说我真的没见那裤头，真的没有藏他的裤头好不好？说让他放宽心，我是知识分子是教授，就是见了藏了，我也不会小人样，在人家要当校长时突然拿出来。
她总是不理我，如同她身边就没有我这个杨科般。
我在卧室门口站了一会儿，说了许多话，最后又没趣地退回到了客厅的正中央，愣一会儿，才开门下了楼，朝外边走出去。还不到9点钟，睡觉有些早。是屋里9点的烦闷把我从家里赶了出来的。是9点整有斤有两的烦闷和孤寂让我到楼下走一走，散散心，思考一些事，把我头脑里杂草丛生、瓦砾堆积的混乱清一清。
我脑子里麻乱一片，千头万绪。
我必须到外边走一走，把脑子里的头绪理一理。我就那么茫然地走（如同失意的人在雨中散步样），走在呼呼的风声里，漫无目的地从我家楼下顶着大风朝着校园里去，压根儿没想到会碰到那么一桩事。一档子惊天动地的事。没想到我会有那么大的壮举和号召力，会在那一夜有过我人生最为光辉的一页或一章。
风很大，被风卷起的沙，朝着我脸上、身上撞。我感到了牙齿间吱喳吱喳响，使我不得不连续地呸、呸、呸地吐。朝系里去的那条路上没有一个人，灯光在风中晃着仿佛一片泥水在荡动。我并不去系里办什么事，可却独自朝着那儿走。明明知道离开教研室时，我把门窗全都关好了，可我却因为想出来走一走，就宁可相信自己没有关门窗。所有的教室、宿舍和家属区，除了乌黑黑的风，没有别的人影和响动。学校如一片坟场样，风吹树啸，滚着满地的呼哨和沙尘。抬头朝天空望一下，那天空触手可及，仿佛一抬胳膊就能把头顶的乌云抓下来。我果真把手朝空中伸出去，猛地抓了一把沙，拍拍手，把我短袖衫的脖儿扣全都扣起来，朝我面前的风沙挥了一拳头。
朝我头顶的风沙挥了一拳头。
又朝我脚下的风沙连踹几脚，把地面上的风沙踢得东倒西歪，一会儿朝东刮，一会儿朝西刮。仿佛我的所到之处，那风沙都要躲着我。可躲我一会儿，它们又来了，呜呜地吹着和卷着，夹裹了更多的灰土和沙粒，打在我脸上，像耳光一下一下掴在我脸上。我被激怒了，如同一头温顺的牛被挑衅激怒了样。我站在空旷无人的学校里，站在学校荷湖边的主道上，那灰土沙尘朝我脸上吹一下，我就朝那裹土夹尘的风头的脸上还去一耳光，吹两下，我还去两耳光。它们似乎也被我的反抗激怒了，忽然变得气喘吁吁，风急力大，更加焦急猛烈地吹着我，像要把我吹倒或抛在半空里。可我那时候，头脑清醒，打兴正浓，用双脚的趾头紧紧地抓住地面，站稳脚跟，拳脚相交，挥臂抡腿，不停地朝它们掴着和踢着。我似乎是被沙尘中的一股旋风包围了，感觉到那股旋风如同几个疯了的女人围着我，有人去撕我的衣服，有人去抓我的脸，还有人专门抓起大把的沙子朝我眼里揉，朝我嘴里塞。又掀起我的衣服，如同倒着垃圾样，把沙土倾倒在我的前身后背和我的裤腿里。我被她们扯扯拽拽，推得团团转转，可终于我没有倒下去，终于没停下还击的手和脚。终于在那场搏斗中，我挣出那疯女人似的风，抓起路边一根手腕粗、几尺长的树枝，武士样挥刀舞枪地朝着风头上猛击猛打，砍砍杀杀。自我进清燕大学读书、留校、结婚、成家，20年来，我从未觉得过我有那么大的力气和勇气，有过那样忘我的斗志和毅力。我闪在路边上，借着昏暗的灯光，看清了围着我转的果然是沙尘暴中的一股小旋风，有荒野的枯井那么粗，蟒蛇样在半空扭着身子旋转着，夹裹了沙土、树枝、柴草，还有纸张、书本和草绳。它扭着身子朝我移动着，因为无法把我制伏而发出呜呜咽咽的叫，像老虎吼着一样朝我扑过来。可我却脱了上衣，赤膊上阵，从路边闪到路中央，又从路的中央闪到路的另一边。我腾挪跳跃，躲躲闪闪，不停地把手中的棍子长矛样朝旋风的腰上刺过去，朝旋风的腿上砸过去。我杀杀打打，唤唤叫叫，嘴里对风的啊呀和辱骂，随着棍棒的每一次出击或落下，都会声嘶力竭地从我嘴里爆出去。我和旋风沙尘从荷湖的东边，沿着道路打到西边去。我身上挥汗如雨，脸上血水一片，嘴里的沙子包住牙齿，包住牙龈，还像铁渣木屑样裹在我的喉咙里。就这样，我们真打真斗有半个多小时，到我两腿发软，双腕发酸时，那旋风似乎也被我的勇猛和毅力斗得精疲力竭了，无能为力了。它的风速慢下来，吼声小下来，如一辆爬坡的汽车，在用最后的力气朝着坡顶慢慢驶过去。就在这时候，我抓住战机，爬上路边英年早逝的一位国学大师的塑像的肩头上（这路边两岸，都是大师们的塑像和纪念碑），用我最后的力气，挥着那棍子朝旋风的腰上、肩上猛抡猛打着。有几次我借助灯光，还从那石头上跳将起来，把棍子铁棒一样砸在旋风的头顶上（如砸一个装了水的大水包，如砸一个满是空气的大气囊）。到末了，那旋风终于被我打得尖尖叫叫、体无完肤，在荷湖西的一个丁字路口拐个弯，朝着荷湖的水面刮去了，像逃跑的人跳进了一面湖里样。
然而我，也终于有气无力地瘫在了路边上。
我倚着那大师的塑像坐在草地歇了几分钟。
抬头朝远处的灯光望了望，看见那一片灯光下，仿佛有几个人影在晃动。仿佛有许多人影在晃动，还仿佛晃动中有学生们的唤叫声。
我起身朝着那人影和唤声走过去。
那儿是文、史、哲三系的宿舍楼，七八栋楼连成一片，坐落在学校的最南边。它们始建于新中国成立初的1950年，青砖青瓦，木头门窗，砖砖木木都已月深年久，高龄老迈，在百米之外，能听到那门窗在风沙中筋断骨折的哭爹叫娘声，还有学生们在保护门窗的锤落钉响声。我看见有学生站在楼下唤着和叫着，有学生站在半空的窗户上，听着楼下的指挥，捆铁丝、砸钉子，把木头窗户朝着窗框上砸。可是风太大，还是有一块块的玻璃从半空落下来，噼里啪啦碎在地面上。那些整块整块被刮下的窗户扇，有几片挂在树枝上像风车一样转，有几片在地面的风中，车轮样转着和翻着。最西边的女生宿舍楼，她们的门窗破了掉了后，不像男生那样千方百计地钉门窗，堵风洞，而是都用衣服毛巾包住头，从楼上冲出来，站在楼下尖叫着，像风沙破了门窗，刮走了屋里的书籍、衣服无所谓，重要的是不能刮脏了她们的头。那时候，楼上楼下，屋里屋外，女生的尖叫声响成一片。男生的唤叫声飞天砸地。表面看这是一场六月初夜晚的沙尘暴，实质上是仲夏天气里突来的一幕活报剧。学生们先是保门护窗，顶风抗沙，到后来，不知是有谁组织还是出于自发，所有的学生又都纷纷从窗台上跳下来，从楼上、屋里蹿出来，胳膊扣着胳膊，肩膀贴着肩膀地站在楼前，挡风顶沙，不让那横飞漫舞、肆意奔袭的沙土朝着宿舍楼里刮。
就这样，一场风沙演变成了一场抗击自然的风潮。像一场洪水成就了无数的英雄样，当我最后走近那一片楼下时，那挡风的队伍已经成形，已经有默契在他们中间润滑着每个学生的骨关节。他们站在女生楼下，就像为了保护女生样，用他们的身子保卫着女生的宿舍楼。风吹着，沙飞着，他们就那样挺胸站立，傲然昂首。当我一出现在他们面前，就被那样震撼人心的场景所击中，像看一部情节急促的电影，厮杀的画面一出来，轰隆一下，就有枪矛刺在了我的胸口上。我站在那一拉几十米的队伍前，刚要把脸上的汗血沙土抹下去，就听见队伍里有个学生唤，杨教授——那不是杨教授吗？
便有了一片唤——杨教授，你是来看我们学生吗？
——杨教授，是关心我们就站到我们队伍里。
——来，站到我们这里来。
我想起了刚才我同旋风的厮杀与搏斗，忘记了浑身的疲劳和困乏，快步地朝着他们走过去，同他们手拉手，站到了他们中间去。我的肩膀和一个女生的肩膀挤靠到一块时，有一股莫名的激动在我身上蹿上跳下，仿佛热血在我的脉管里回旋往返，使那股刚才同风沙打斗的力量，又一次从我的脚下生出来，热乎乎地朝着我的头上涌。扭头看了那些站成长队的同学们，又扭头看了身后的宿舍楼，我大唤着说门窗都破了，我们站到天亮也挡不住风沙刮进屋里呀。就有学生在队伍里唤着回答说，我们要站到学校领导来看这宿舍楼，答应明天就修宿舍楼。我又唤着说，学校领导在办公大楼躲在办公室里呢。就又有学生在风沙里扯着嗓子唤——
走——我们到学校办公楼——到学校办公楼。
队伍就开始朝楼东的马路那边涌动起来了。
一堆儿一团，大家手拉手，套着胳膊弯，走得缓慢豪迈，仿佛是集体去奔赴刑场样。我在队伍中间被学生簇拥着，如同他们一瞬间找到的领袖般，全都围着我，又随在我左右和身后。那时候风沙正大，风向是由北向南，队伍走着，会被大风从路的中间吹到路边上。不断有女生因为到了路边，一脚踏空，被风吹倒，刚尖叫一下，就有五六个男生冲上去，把人扶起来，拉到人群中，用自己的身子护着，就像护着他们的姊妹和母亲。到了离开楼群，刚走出几十米，队伍停下来等女生全被护到队伍的中间后，再走几十米，大家就自动形成五人一排、七人一行了。我走在队伍的最前边，一左一右有两个女生挽着我的胳膊；女生的两边，又有几个男生护着她们的身子，如沙漠中的一列火车样（我如同那火车的一节火车头）。大家逆风而行，行速缓慢，但却缓慢有力，铿锵有力地朝着学校的办公楼，似是为门窗示威和请愿，也似是借着风沙做一场发泄的游戏般。可到了被风吹倒的一棵梧桐树旁时，我忽然听到我左边的那个单瘦的女生，趴在我的耳朵上大声说，杨教授，给你道个歉，今天下午听你的“《诗经》解读”课时，我一直在课堂上偷偷看英语。
心里一热，我扭头对那个女生说，我能理解，英语四级不过关你能毕业吗？可古典文学课，只要你们在卷子上写满字，我都最少给你们70分。
右边的女生趴在我耳朵上唤，对不起，杨教授，上学期“《诗经》解读”考试时，我全都是抄的。
心里又一热，我对右边的女生说，没关系，以后考试你还接着抄。
后边有个男生挤上来，趴在我的耳朵上说，杨教授，我是古典文学的硕士生，等你的《风雅之颂》专著出版后，我的硕士论文就写对你的专著研究行不行？
我心里再一热，扭头对身后的学生们唤，到办公楼前，大家一定要讲文明、守纪律。今夜是李广智副校长在学校值夜班，我们的目的是让他到咱们文、史、哲三系的宿舍楼里看一看，强烈要求学校明天就给我们修缮宿舍楼，争取今年内再给我们盖几栋新的宿舍楼。我迎着大风，断断续续唤完了话，又回头带着学生们朝办公大楼那里走，可到学校主道的十字路口时，忽然看到化学系的一个老师和我一样带着几十、上百的学生迎面走过来。他们从实验楼下拐出来，因为是顺风，居然还举着大横幅，横幅上写着两行字——
抗击沙尘暴，还我大自然。
他们没有往学校的办公楼里走，而是朝学校的大门外边走过去。还有生物系的老师和学生、土木工程系的老师和学生、环境保护系的老师和学生，在学校中央的十字路口上，手挽手地走出来。有的费力地举着——我要环境、我要生命——的标语牌，有的因为风大沙烈，什么也不举，只是在风沙中一起嘶哑地唤——还我环境、还我自然、还我生命的口号，朝着学校大门那边去。就像烧柴油的汽车和一辆辆的马车与牛车，顶风而行，声音轰鸣，吆喝声不断，叫着唤着，都不约而同地朝西大门那儿走过去。而只有我们文、史、哲三系的学生是要朝学校东的办公大楼去。去为宿舍楼的门窗和玻璃，而不是如化学系、生物系、土木工程系和环境保护系那样，为了自然和环境，为了生存和生命。于是乎，我们走在前边的慢下脚，站下来，站了那么刚巧风吹叶落一会儿，相互看一眼，就跟着别的系里的老师和同学，朝学校西大门那里昂首阔步了。
4．绵蛮[16]
那是多么动人的一张照片啊。
在古香古色的西大门前，我带领着文、史、哲三系的学生站在风口上，身后是其他各系的老师和学生，大家用身躯组成人体长城，不让沙尘暴从大门走进学校内。可因为大门前路窄人多，一时间堵塞了交通，虽是夜晚车少，可道路的两端还是堵起了三里五里的汽车长龙。所有的汽车车灯都开着，一束束光柱穿过半空的风沙，射到学校大门前。就在这一瞬间，不知是影视系热爱摄影的学生抓拍了这张照片，还是嗅觉灵敏的记者，赶到现场抓拍了这一张。我是教授，可我像农民样在大风中袒胸露臂，大汗淋漓，胳膊挽着学生们的胳膊，背景是洞开的学校大门和大门上方由一个如皇帝样的伟人题写的“清燕大学”四个镏金大字，面前是被风吹起的一片柴草树叶，左边是学生的队伍和长龙汽车阵，右边也是学生的队伍和长龙汽车阵。在这样的背景中，我挺胸而立，脖子梗直，表情肃然，目光炯炯，如一尊英雄的塑像立在人群中，雕在学校的大门前，使那一瞬间，成了我杨科的一个永恒，成了第二天京皇城大报、小报和互联网上共用的一张照片。
我看到那照片时，已经是第二天临近中午。前一夜和同学们一道在风沙中战斗站立至下半夜的两点半，直到风止土落，沙尘停飞，同学们才都解散回校，洗澡休息，我也才回到家里，悄悄地钻进厕所冲了冷水澡，一觉睡到上午11点。起床后看见茹萍在茶几角的一叠报纸上放了一张纸，那纸上有她写的一句话——你成英雄了，校领导接见你时，可以让他们出钱出版你的巨著了。
我看着那句茹萍略带嫉妒、指桑骂槐、说东道西的话，愣了一会儿，拿起报纸，便轰轰隆隆看见报纸上发表的我带领学生抗击风沙的巨幅彩色照片与整版的消息和报道。报道的题目是《清燕大学师生用人体长城抗击沙尘暴》。报道的内容分四个部分，分析了京城沙尘暴与内蒙古沙漠的地理根源，与今天经济飞速发展的社会根源和政策偏颇。并用半亩地的篇幅，赞扬了清燕师生用肉体抗击沙尘暴的象征意义，称我们大家是这个时代真正的知识分子和精神英雄。我看着那文章中一句接一句的赞美和歌颂，内心的惬意挣挣跳跳飞出来，晶晶莹莹满屋子冲撞和飘动。忽然间，我人也因此变得轻松和快乐（轻佻和浅薄），又一次极想走到校园人多的地方唱一首歌，极想站在哪儿吼上几嗓子。
我匆匆洗把脸，穿上衣服，拿好报纸就从家里走出来，到楼下意外地发现气象如雨过天晴般。昨晚还风沙满天，昏天黑地，可第二天却阳光灿烂，万里无云。学校里的各个地方都有扫垃圾的清洁工，都停着装满沙土的垃圾车。空气中有股刺鼻腥甜的沙土味，还有风断树枝的木汁味。抬起头，把目光搁到路边的树冠上，看到每棵碧绿土灰的枝叶间，都有白花花的断茬和还挂在半空的断树枝。我就从那白茬断枝下朝着系里去，为了能和更多的人说说话，告诉人家报纸上的事，我朝系里去时有意绕了两个弯，最后到系里径直去了系主任的办公室，看见主任坐在办公桌前，桌子上放了《皇城晚报》、《京城青年报》、《环境保护报》、《国土资源报》、《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城市建设报》，七七八八，繁繁杂杂，不知道那些报纸都是从哪里坐火车、乘汽车地到了系主任的办公室，齐整整地摆在他的办公桌子上。而且每一张报纸上，都是我带领学生抗风拒沙的那张大照片，都是报道清燕大学昨夜组成人体长城抗风拒沙的事，有的题目是《名校抗风沙，忧虑在哪里？》，有的是《人体难抵风，精神可做山》，还有一家报纸，那照片上方的通栏标题干脆是《伟大！伟大！伟大！壮举！壮举！壮举！》。这一夜间，突然出现的一片儿一堆的照片和报道，如同寒冬腊月，一夜间春来乍到，百花盛开，让人不敢相信，不能接受，又不能不相信，不能不接受，使我感到头晕和清醒，骄傲和惭愧，羞涩和自豪。于是红着脸，兴奋地站到主任的桌子前，说程主任，我们中文系在昨天立下头功啦，真正抗风拒沙的都是咱们文科的学生们，文科中冲在最前的是咱们中文系。
系主任抬头看着我，脸上疑云重重，像一块黄中带青的布。
我说系里应该给学校打报告，请求给大家记上集体一等功，给学生们都发一笔奖学金。
系主任把那些报纸收起来，整整齐齐放在桌子上，起身望着我，像我是从门外闯进他办公室的一只猴。
我说是真的，报纸你都看到了，学校和国家教育部肯定会表彰咱们文科的学生们，会给咱们中文系一大笔的奖金或者课题费，或者文课研究工程费。说程主任，我别无他求，如果给钱了，我只希望系里能把我的专著当做一部重点来出版，报国家学术成果奖时，能首先考虑我的《风雅之颂》这部书。
我说程主任，我说了半天你怎么不说一句话？
我说，你别这样看着我，像我杨科脑子有病样。
说真的别这样看着我，好像我脑里进了水。
他便把他的目光收回了，把桌上那一叠儿报纸卷在胳膊弯儿里，说杨教授，咱俩到校长那儿去一趟。
——校长让我去找你，正好你来了。
——快走吧，校长在办公室里等着你和我。
我俩也就出门了。
他前我后，走出办公室时，碰到所有的学生都用赞许钦敬的目光望着我，像望着凯旋的恺撒大帝样，目光里湿漉漉的敬重和红粉粉的幸福，如同信徒突然遇到了教宗、又不相信自己会遇上教宗般。我说今天的报纸你们看了吧？他们点个头，又对我说电视新闻也播了，网上铺天盖地都是这样的新闻和照片，铺天盖地都是对我们的颂赞和致敬。我便像父亲样，拿手去一个女生的头上摸一下，去男生的脸上摸一下，或者拍拍他们的肩，表示说一切都才刚开始，非凡的还在后边呢。
我就那样被同学们的目光簇拥着，从系里走出来，跟着程主任，到了校长的办公室。穿过校园时，像英雄穿过一片掌声样，所有的目光都是热乎乎的羡慕（还有嫉妒）和称颂，所有的问候都是滚滚烫烫的亲切和敬重。到了学校办公大楼的楼梯上，开电梯的姑娘见了我，慌忙从她那儿抽出一张报纸打开来，神秘地看一眼，脸上立马红光灿烂、滋润祥和，有一种冲动想要做什么（也许是想让我签名吧），可犹豫一会儿，又被她自己的理性克制了（其实她没必要克制自己的，让我签名我一定会签的）。
从电梯里走出来，我看见她在为没有实现她的冲动而后悔，脸上的遗憾像涂在她脸上的一层粉。校长是在办公大楼八层的最里边，走廊上墙壁雪白，寂静宽厚，地面上铺的进口大理石石材，乳白温顺，踩上去像踩在棉布上。说句实在话，在清燕大学20年，今天到校长的办公室是我平生第一次。我有些忐忑不安，激动不已，手心冒汗。在那寂静的走廊里走着时，我像一个人走在去朝拜皇帝的宫廷里，好在程主任在我前边带着路，到校长的办公室前敲门时，他还回头笑着望了我一眼。
我明知故问地说，校长叫我有什么事？
程主任笑了笑，说这走廊上有甲醛的气味你闻没闻见？
我说到底什么事？
他说这甲醛的气味太浓了。
然后我们就敲门、推门进去了。校长的办公室果然如同校长的办公室，完全和校党委的会议室大小一模样，有三个家用客厅那么大。靠墙的地方全都是书架，书架上摆了各种书籍和资料，黄色牛皮纸的档案和棕色的硬壳文件夹，一个挨一个地挤在书架上，像图书馆的书籍样你挤我、我挤你地每本书都挤得只见骨头不见肉。我站在门口儿，瞟一眼那书架，又瞟一眼沿着书架三尺远近摆的一圈儿兰花、橡皮树、巴西木和我说不出名的花花和草草，再看看花草往里一圈儿，围着的进口沙发和沙发前的写字台，以及写字台上的文件和报纸，笔筒和茶杯，卡通书和台灯，订书机和指甲刀，台历和餐巾纸，电话和告状信，还有校长看见我和程主任的表情和沉默。他坐在写字台前的转椅上，看了一眼我们俩，把正看的一张香港的英文报纸丢在桌子上（像丢一张擦过嘴的餐巾纸），然后就那么半冷不热地看着我们俩。因为离得远，我没能看清他看的报纸版面上是什么文章和内容（我的英文单词本来也和农民的贫瘠薄地样），但却相隔几米远，看见了报纸上清燕师生抗击沙尘暴的那张大照片（天呀，这新闻快得和跑马占地样），然后再看老校长的脸，就看见他的沉默黑黑乌乌，如谁在他脸上涂了一层砖厚铁重的漆。
张校长，程主任轻声说，杨副教授来了。
校长打量了一下我。
报纸也都找到了。程主任说着，过去把那一叠儿报纸放在了校长的办公桌子上。
——我走吧，有事你再跟我打电话。
程主任边说边退着出了校长的办公室，把我留在那儿，像把一只羔羊留在了荒原上。这让我有了一些紧张和不安（我自小就是怕见大人物的人）。那时候，校长看着我，像一个父亲看着一个把家里东西朝外偷的孩子般，虽说脸上的青乌黑紫中有了缓解的白和黄，可他的目光却愈发的利锐和尖刻，盯着我似乎想用目光把我浑身的衣服脱下来。老校长已经65岁了，也许半年、也许三个月，就要离休了，就要把这个办公室中的一切都交给李广智（或者别的谁）。可他在离休前，遇到了全校师生抗风拒沙的事，好像这件满天风云的事，给他的人生带来了雷雨和冰雹。我说张校长，你找我有事吗？他说想喝水了自己倒。我说你这办公室光线太好了。他说都是些不值钱的花花和草草。我便坐下来，半个屁股陷在沙发的沿儿里。我问他，让我来是让我汇报昨晚抗风沙的事情吗？他说光荣哦，没想到我的清燕大学这么了不起。
我僵着表情笑一笑，说，报纸上都说是我组织学生们到大街上组成了人体防风墙，其实，我就是和学生们一道做了我该做的事。
祝贺你，校长把椅子转过来，冷面对着我，说你成英雄了，清燕大学又一次提高了国际知名度，全世界的媒体从昨晚开始都把目光集中到我们学校了。
我说真的吗？
——不会吧？
——那好啊。
校长用鼻子哼一下，看我一会儿，说你知道昨天是几月几号吗？你真的不知道昨天是几月几号吗？说着校长把他面前的台历转过来，让台历对着我，朝回翻一页，用指头敲着台历上的日子说，知道了吧？看见了吧？想起昨天是什么日子没？
原来——却原来，昨天的日子是六月四号。
台历上六月四号的日子，被校长用红笔画了三个问号，又在那问号后画了三个感叹号。
校长焦虑不安地和我说了很多话，最后无奈地看看我，说杨副教授你走吧，但你必须意识到，这次抗风事件，要比你我和学校的估计严重得多，事态的发展，要看欧美国家的态度和国外媒体的关注度，要看教育部的态度和这件事会不会惊动国家领导人。
校长把我送到屋门口，还朝我招了一下手，说看事态发展吧，到时候也许需要你杨副教授为国家和学校的利益做出一些牺牲呢。说我知道你是一个最能顾全大局的知识分子，才把你叫到办公室里推心置腹谈这些。然后我俩告别时，还彼此握了手。他的手又软又热，根本不像一个65岁老人的手，握上去像握着一团绸缎般。
校长一直看着我走到电梯口，才又回到他的办公室。可我没有走进那电梯。我看校长把门关上了，我在电梯门前怔了一会儿，又回身走进了一个副校长的办公室。
我说牛副校长，我真的忘了昨天是什么日子了，如果事态发展对国家和学校不利了，还请领导们多担待。
我走进学校党委书记的办公室，说钱书记，我意识到了昨天我不该和学生们一道去做那抗风拒沙的事，当时我根本没想起昨天是几月几日什么日子的事。一旦上边对这事件怪罪了，还请你能为我多说几句话。
我去了胡副校长的办公室，说胡副校长，我是来向组织检讨的。现在我明白了昨晚抗风拒沙事件的严重性，如果需要了，我愿意书面写检讨，愿意在全校的师生大会上做检讨。
我走进李广智的办公室，把坐在那儿的他给吓了一大跳。
他有些惊异地望着我。
我朝他有些无奈地笑了笑。
他慌忙站起来做出一副热情的样。
我把他办公室的门给关上了。
他指着屋里的沙发示意我坐下。
我站在他写字台的对面，像一个做了天大错事的孩子样，又干笑一下子，说李副校长，现在我是彻底明白了昨晚事件的严重性。可昨晚我也是真的疏忽是什么日子了，真的我不知道昨晚学校轮到你值班。不过谁值班我都不该去伙同学生们进行抗风拒沙的事。我虽是副教授，可也算是一个名教授，学生们热血方刚，我一去自然就有助长和支持的味道了，何况昨天又是那样敏感的日子呢。现在看来我和学生们确实有可能被境外媒体所利用，确实有可能给政府的工作带来被动和影响，确实是我对不起学校、对不起组织、对不起国家了。我郑重地向你、向组织也向国家道个歉，希望组织上可以谅解我、原谅我，政府可以谅解我、原谅我，希望国家可以谅解我、原谅我。我愿意配合学校的一切工作，使这一事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我说李副校长，请你放心，你和茹萍的事情我谁都没讲过。
说不过那件事情也务必请你相信我，我确实没有把你的裤头藏起来。你要不相信，我可以再次向你跪下来。
我果真又在李副校长面前跪下了（第三次），这次跪下来，我双腿发软，脸上挂汗，像一棵草倒在一棵树面前，像一棵树倒在了山面前。我跪下泪流满面求着说，李副校长，这一次是我杨科真的求你了，昨天抗风拒沙时，我真的忘记昨天是什么日子了，真的不知道是六月四号呢。求你了，下次校领导开会研究我和学生们抗风拒沙的事，务必请你多为我开脱几句话，说我真的不知道昨天是什么日子呢。
我去了四个书记的办公室，三个副校长的办公室，两个常委委员的办公室，把我的检讨和道歉无比真诚（近乎可怜）地重复了一遍又一遍。以为事情也就过去了，风息浪止了，如同云开日出，京城的沙尘昙花一现样，可在第二天，事态沿着预想的方向向前发展了——有三份来自京城某处红墙内的文件到了校长的办公室。校领导们传阅了文件后，每个人都在文件的空白之处写了字，签上了自己的名，然后那文件就被一个文件夹送到了八楼校党委的会议室。
两天后晚上的8点半，我正在家里写着我的检讨书，系里程主任到我家，提了苹果和香蕉，把苹果、香蕉放在客厅的沙发旁，通知我，让我到校党委会议室里去一趟，说学校的领导要集体和我谈次话。
我也就去了。
走进八楼党委的会议室，所有的党委成员如校长、书记和三个副校长、两个副书记及组织部长、教务部长等，全都围在会议室的桌子旁，使会议室的氛围寒冷而温暖，宛若寒冬腊月的冰天雪地里摆着的一炉火。温暖而寒凉，如夏天不透风的屋里堆着几块巨大的冰。我从电梯里走出来，在会议室门口站一会，敲了门，走进去，看到所有的人，脸上原来都是僵硬的沉默和寂静，可是见了我，又都脸上忽然挂了笑，显出的红润和女人化妆一模样。我的到来，像火柴样把沉默和死寂点燃了。会议室里的冰冷寒凉迅速被温热所取代（热得让人受不了，心肝上都哆嗦出了一层汗）。校长看见我，站起来笑着说，杨教授，你坐，坐，坐到我这边。说着就将一把椅子从墙下拉过来，放到他身边。然后书记忙往另一边挪挪他的皮椅子，给我让出一块更为辽阔的位置来。李广智忙不迭儿去给我倒上一杯水，放到我面前时，还将滴在会议桌上的一滴茶水用他的手绢亲自给擦了。接下来，有个副校长把他面前的烟缸摆到我面前，明明知道我不抽烟，可还从他口袋取出一包未开封的大中华摆到烟缸旁。还有既是博导，又专管干部的组织部长。他最少比我大10岁，可却像我的学生样，不知从哪儿端来一个水果盆，盆里有西瓜、苹果、香蕉和泰国梨、新加坡的桃，红红绿绿一片儿，香味甜味诱得人手痒鼻子疼（那水果刀雪亮雪亮，有一股锋利的冰寒气）。我说着不吃、不抽，可他们还是硬要把这些东西摆在我面前，像他们虽然都是职高权贵的校领导，可我却是更为职高权贵的部长样，或者是国家仅有的几个领导人。
然后集体谈话也就开始了。
校长拿起一个苹果和水果刀，迟疑一会儿，最后把目光在他面前三天来的三份文件上溜一眼，又从他脚下的包里取出一打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西班牙、澳洲和日本、韩国的原版报纸及从网上下载的国外的文章和图片，半冷不热、寒暖不均地说，我首先在这儿代表清燕大学校党委，向中文系的杨科副教授，在三天前带领学生组成人体长城抗拒风沙的事迹表示敬意和感谢。说现在，杨副教授，你成世界名人了，我们清燕大学也再次成了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和中心，连美国的《纽约时报》、德国的《世界报》、英国的《卫报》和法国的《解放报》，还有日本的《朝日新闻》、韩国的《朝鲜日报》等，都在头版报道了清燕大学不满今天国家的经济发展破坏了自然环境的状况，因此借助六月四日晚的大风沙，组织大学生用人体抵抗沙尘暴的消息。说我们这一举措，充满智慧，一箭双雕，既攻击了现实，又纪念了历史。说现在最严重的问题是，这一被全世界关注的行为和消息，给政府造成被动和巨大的压力，就像把昆仑和泰山搬起来压在了国家领导人的头上和肩上。话到这儿，校长把他手里的那一大打儿外文报纸和资料放到桌子上，叹了一口气，苦笑一下接着道——
我想以我个人的名义和杨副教授商量一件事。我有个想法，为了把这一事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以我65岁的高龄，向杨副教授请求和商量，你如果能以自己的名义写上几封信，分别给国家有关部门，说两天前的晚上，你们抗风拒沙时，你们不仅忘了那一天是什么日子，而且我们校领导集体出来再三劝阻你们没能劝阻住，是你们一时糊涂组织学生们到学校以外抗风拒沙了。
校长边说边削着手里的大苹果，落在会议桌上的苹果皮，像女人的头发样卷来卷去着。说完了，他也削完了，最后悠长地叹口气，乞求地望着我，把削好的苹果塞到我手里。说杨副教授，我的建议请你慎重考虑一下子，希望你能为学校和国家做出点牺牲和奉献，能把压在国家领导人肩上的大山减一些。
说完这番话，张校长望我时，眼角似乎潮湿着，似乎想要哭出来。他紧闭一会儿嘴，把欲哭的悲伤咽回肚子里，又把目光落到62岁的书记脸上去，说我的话完了，大家有话也都和杨副教授谈一谈。
于是，62岁的书记接着说，如果杨副教授同意给国家有关部门写那么几封信，我希望你在那些信上能写这样一句话——说校长、书记为此还召开过一个紧急党委会，说党委成员，尤其是书记和校长，那天晚上曾拉着你的胳膊，不让你们组成防风墙，是你自己头脑发热，便组织学生离开学校上街了。
组织部长说，杨教授，我知道，你写专著时间紧，其实这几封信我已经替你写过了，由你过过目，签上名字就行了。
教务部长说，这里我首先向杨副教授道个歉，这几年轮到我担任学校职称评审委员会的主任，可这几年杨副教授从副高晋升正高时，因为名额有限，因为种种原因，评审委员会都把杨副教授从晋升的名单中拉下了。这拉下来我也投了赞成票，现在看来我错了。请大家和杨副教授给我一个知错就改的机会，趁今年的职称评定工作还未最后结束，我建议今晚的会议结束后，由我连夜召开一个评审委员会的紧急补充会，今夜就让杨副教授的名字出现在由副高晋升正高的名单上，而且还把杨副教授的名字排在第一位。
一个副院长听了教务部长的话，跟着说，年底我们清燕大学会表彰一批模范教授，发一大笔奖金，我想像杨副教授这样能顾全大局，以国家利益为重的知识分子，应该是首当其冲需要表彰的。不管别人有何意见，我个人建议这批被表彰的知识分子中，杨副教授的名字也应该排在第一位。
另一个副校长也又跟着说，我在学校管后勤、管基建、管分房，我一辈子没有乱用过职权，现在我想违犯一次规定，独自做主，把将要盖好分给学校的院士和对国家有突出科研成就的高级知识分子专家楼，将来分给杨副教授一套。两百多平方米，五室三厅三卫的结构。如果别的普通教授有意见告状了，我愿意为此承担全部责任。
还有一个副书记，轮到他说了。他犹豫了半天只说了一句话。他说，如果时机成熟，我建议今天把杨副教授的副高晋升为正高后，年底就把杨教授提拔为中文系的系主任。
最后大家都说了，只还有坐得离我最远的李广智没发言。校领导们都把目光落到了他身上。他在学校管教学，和茹萍有那么一档儿事，到现在都还怀疑是我藏了他的裤头没还他。所以那些目光缓缓舒舒、噼里啪啦，落到他的脸上时，他紧闭了一会儿嘴，又抬头看了一眼我，用不高不低的声音说，我不知道我能为杨科教授（他已经开始称我教授了）做些什么事，可我听说杨教授用5年时间写了一部对《诗经》有颠覆和重建意义的专著，题目是《风雅之颂——关于〈诗经〉精神的本根研究》。听说这部书稿一出来，京内京外的十几家权威出版社为争这部书稿打破了头。还听看过书稿的人说，有可能《风雅之颂》这部专著一问世，会在全国的文科高校掀起一股家源性宗教讨论热，有可能因为《风雅之颂》这部书，使中国人重新找回自己的宗教，找回自己灵魂的家。所以，我想给《风雅之颂》这部专著特批50万块钱，或者100万，等书一出来，专门为这部专著召开各种研讨会，让这部专著成为一部中国人回归和皈依宗教与文化的桥梁和路道，成为所有识字的人或所有大学生的必读书。
然后就全都说过了。
每个领导的发言都像冬日的一盆炭火样烤着我，让我感到温暖舒畅，每个毛孔都热得要出汗。会议室里的气氛平静滚烫，像一锅煮沸了却不咕嘟的水，冒着热气却又滋心润肺，使人觉得周身都如刚洗完澡样热暖轻快，天宽地阔。李广智说完以后，大家都把目光落到我身上，那些目光枯木逢春、焦渴干燥地从我对面，从我左右围过来，像一堆饥饿的孩子和老人，望着一个手拿馒头的中年人，似乎我不把这个馒头给这些孩子和老人们，也许他们会叽叽哇哇活活饿死（也许他们会像狼一样朝我山呼海啸地扑过来）。这当儿，会议室里宁静无比，沉寂如死（置身那里，仿佛是置身在荒野的坟地中），空气滞重坚硬，一堆一团，像石块样挤着压着屋里的每一个人。也许是9点、也许是10点的夏夜的月光，在我背后的窗玻璃上，如纱绸般摇晃和摆动，乳白色的窸窣声，从玻璃的毛孔中挤进来，在会议室宛若柳絮飘落样，响着和飞着。坐在校长和书记的正中间，我手里拿着校长亲自为我削的大苹果，看了看校长的脸、书记的脸和所有校领导们的脸，看见了那片蜡黄和暗青，如一片憋在阳光背后的云。然后把一直擎在手里的苹果放在水果盘子里，把被苹果弄湿的左手在右手上擦了擦，我便天光大开，顿悟似的说了一句恰如其分的话。
——现在几点了？
校长看看墙上的挂表说，天已经不早了，我们就照研究的方案落实吧。说为了保护杨副教授——杨教授，让杨教授躲过这一事件和风波，我们先安排杨教授到医院住一段时间院。到哪个医院合适呢？党委的意见是安排他到学校精神病附属专科医院去住几个月。这样我们就可以和上边说他长期患有神经官能症，病发时会稍微有些精神不正常。可以给国际媒体开个新闻发布会，宣布说杨教授两天前带领学生上街组成人墙抗风拒沙时，正好是病发期，所以忘了6月4日是什么日子了。所以学校再三阻拦没能阻拦住。说在那特殊的一天，发生的那场抗风沙事件，虽然在国际上给中国带来了负面影响和被动，可那只是一个精神病人引发的一次偶然事件，和中国环境治理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和那一天的特殊日子没关系。说到这儿，校长把目光从我脸上移开来，瞟了一下会议桌旁的领导们，沉默一会儿，用舌头舔了一下他又薄又黑的干嘴唇，拿起他面前的杯子喝了一口水，放下杯子大声道，我们的工作原则一向是民主和平等，少数服从多数，多数服从民意，现在同意中文系杨科副教授——杨教授精神有病的请举手，不同意的可以沉默，可以把手放在桌子上。
张校长的话音一落，学校的书记首先跟着把右手握成拳头，宣誓样举在了半空里。
一个副校长跟着也举了。
一个副书记跟着也举了。
组织部长也举了。
教务部长也举了。
最后李广智看大家都举了，犹豫一会，也把右手举在了半空里。
所有的校领导，都举起右手同意我有精神病，同意我明天就去学校的精神病附属医院疗养和住院。那举起的右手，像一排箭杆杨般围桌而立，使会议室里到处都弥漫着森林的腐味和他们捏在拳头里的汗臭味。
5．白驹[17]
我去精神病院住院是在来日的上午9点40分，学校的学生全都上课时，教育部有位司长亲自带领的庞大调查组，还未及驻进学校的宾馆里，我就在这空当被学校医院的救护车送往了精神病院里。
离开家前，我和茹萍告别时，说了一番很动人的话。我说茹萍，我去去就回，以前哪儿对你不好了，请你不要记恨我（悲壮的样子和永别一模样）。我还说，虽然是住院，可学校昨晚雷厉风行，已经连夜把我的副高晋升为正高了，现在我都已经是教授博导了。是名副其实的教授和博导。等我住院一出来，我们不仅有了100万出版《风雅之颂》的专用经费，还能分一套五室三厅三卫的大房子，和学校的院士们同住一栋专家楼。说，说不定，今年内我就能当上中文系的系主任。
我走时，茹萍似乎想提着行李下楼去送我，可却被我的客气拦在了屋门口。别送了，我说你下楼别人碰见后，还以为我真的有病呢。
她就果然不送了，果然说你走吧，安心去养病，我还要备课呢。我两个就在我家客厅分了手。分手时我跟她说了最后几句话，说李副校长是个大好人，昨晚举手表决时，他犹豫大半天，才最后把右手举起来，而且他的手还是举得最低、最不坚决的。我说你一定跟他说一下，说我杨科谢谢他，我真的没有藏他的裤头呢。我要藏他的裤头了，我就不是知识分子不是教授了。我要藏他的裤头了，他可以建议让我一辈子都当副教授，可以把我的副教授降为一般讲师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