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想到，我们连的李秀云成了纵火犯！
她是北京女知青，父亲和母亲都是延安时期的老革命。刚到连队时，她一身褪了色的黄军装，梳着小刷子式的短辫儿，两只大眼睛炯炯有神，说起话来京腔京调的，圆润洪亮。那时连队里大学毛主席著作，她学得认真，讲得明白，干活又特别能吃苦，很快就成了我们连的学毛著积极分子。在连队搞“活学活用”讲座时她讲得最生动，很快当上了副排长。她又被推荐到团里讲用，后来又参加了巡回报告团，到师里作报告，到兵团作报告。
几个月过去了，李秀云走了许多地方，她也记不住作过多少场报告。她陶醉在鲜花和掌声中。大家都说：“这回李秀云前途光明，再也不用回连队种地了！”
“学而优则仕”，这是我们民族的传统，学习领袖的著作优秀者，提拔重用也在情理之中。
没想到，巡回报告一结束，她就从兵团回到师里，先在师里帮助工作一段，又回到团里；在团部又帮助工作一段，最后又回到连里，还是当副排长，每天重复着简单的劳作，她已经不适应连队的劳动生活了，仿佛从天堂落到了地狱。更让她不能接受的是，当时和她一起进步的知青，有的当了副指导员，有的当了正排长了，而她当了兵团的典型，还是原地不动。从此李秀云闷闷不乐，干活也不如过去了，话也不爱说了。她还是太年轻了，她需要的是坚持和忍受。
那时连里刚开展清理阶级队伍的“深挖运动”，团里派来了工作组，在大食堂吃午饭时，工作组组长对连队的干部讲：“运动开始了，各种人物都要表演一番，你们要提高警惕，防止阶级敌人跳出来搞破坏！”
怎么这么巧，偏偏让工作组长言中了！
这天下午连队的女知青宿舍着火了——有人把一个点燃的小笤帚头塞进了五班长的被子里，刚刚冒烟时就被发现了。
令全连人大吃一惊的是，放火的竟是北京女知青、昨天的学毛著积极分子李秀云！
这个事件的亲历者任树宝当时就在这个连队当副指导员。他对我说：听说连里着火了，我急忙从连队外的水利工地赶回来，和工作组组长一起提审李秀云，当时她头发蓬乱，低头缩脑地被人扯来扯去。她时而嬉皮笑脸满不在乎，时而目光呆滞满面惊恐。审问开始了：
“快说！你在大宿舍放火，是不是现行反革命？”
“我不是反革命！我是革命战士！着火我不怕，烧死我也不怕！我是救火英雄！你们要向我学习！”
“老实交代！你为什么烧五班长的被子！”
“她是坏蛋！她是百年妖怪！是老柞树精变的！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我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说着她还做了孙悟空亮相的动作。她面目怪异，眼睛直勾勾的。
当时任树宝和连里的几个干部判断，李秀云的精神可能出了问题，建议领她到医院检查。工作组组长断然拒绝了他们的意见，他认为，李秀云是装疯卖傻，故意破坏运动！
接着召开了全连大会，工作组组长当场宣布李秀云为“现行反革命”！经过一番煽动，会场里一片义愤填膺，“打倒反革命”的口号声震天动地。但许多人不相信李秀云突然变成了反革命！但在那时的情况下，谁还敢站出来为李秀云说话。
我们在北大荒下乡的初始之年，“文革”的浪潮还在边疆的大地上震荡。我们经常的活动就是在连队大食堂里开批斗大会，开始斗原农场“走资派”，后来又斗被挖出了的“修特”（苏修特务），再后来就斗“自私自利”的老职工，最后也斗到我们知青自己的头上。李秀云当然也是受害者。当时的说法是“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我们知青最热衷于“与人斗”，因为与天与地斗就是刀耕火种、春种夏锄秋收冬修水利，那都是特苦特累的活，只有开批斗大会坐在温暖的食堂里喊口号，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等于放假。
当晚，团里派来了吉普车，李秀云被押走了。临上车时她很镇静，像**一样捋了一下头发，用坚定的目光向围在车前的战友告别。她像先烈们慷慨赴刑一样走了。当时，送她走的女知青都哭了。她们心里明白，李秀云肯定得了病。什么病她们说不清，但肯定不是反革命！
到了团里，她闹得更厉害了，没黑没白的不吃不喝，又哭又叫。后来不知团里的那位领导开了恩，把她用救护车送到裴德的师部医院，经检查确诊，住进了精神病科。不知是不是医疗事故，医生给她针灸时不知碰到了哪根神经，从此她便瘫痪在床，一卧不起，大小便失禁，其情景十分悲惨。
有个北京知青偷偷给李秀云的父母写了一封信，那位延安时期的老革命父亲老泪横流地接走了自己亲自送到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的女儿，接回北京的条件是他留下一个字据：一旦病好了，立即将“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女儿，送回团部接受审判！由于李秀云是戴着“帽子”走的，她的路费和所有医疗费用，全部自理。
这真是一个特别不幸的家庭，李秀云的母亲，在延安整风时被打成“反革命”，也曾经精神失常，现在悲剧又在李秀云身上重演了！精神方面的疾病可能有遗传，但李秀云的病和她母亲的病都是在政治运动中爆发的，这就值得我们深思了。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有多少知青特别是女知青，因为要求政治进步受挫或在“政治运动”中无端挨整而精神失常的，谁也说不清。当时，如果对他（她）们更多一些理解和关爱，更多一些宽容和帮助，也许悲剧就不会发生。可是那是一个多数人都癫狂的时代，少数本来就有心理病灶的人，因突然受到无法抵御的刺激，心里的“魔鬼”就从潘多拉的盒子里跑出来了！悲剧就不可避免了。
我问起李秀云后来的情况，任树宝说，听北京知青说，经过十多年的治疗，不知跑了多少医院，请了多少名医，李秀云的父母花掉了所有的积蓄，总算治好了她的瘫痪，当萎缩的两腿逐渐恢复得能支撑起那骨瘦如柴的身躯时，她又开始疯跑，把年迈的老母远远地甩在后边。老人伤心地说：早知这样，还不如让她躺在床上，侍候她一辈子。
任树宝回忆说，前几年去北京出差，曾见到了他们连的一个知青。他又打听李秀云的情况，那位老战友对他说，那个满街跑、家人在后面追的疯女人，不是李秀云，而是他们连的另一个叫“小豆豆”的女知青。任树宝想起来了，“小豆豆”是因为个子小，又腼腆，在爱情问题上受挫而精神失常的，后来因病返城了。那位战友告诉他，“小豆豆”一跑出去就数日不归，她的父母也精疲力竭，无能为力了。这个人算彻底废了。
任树宝问：“在什么地方能找到她？”
那位战友说：“不好说，她无目的地乱跑，还被收容过。有人说，经常在西城区的一些中小饭馆门前看见她在讨吃的。”
他还说，一位当了大款的知青，在一家饭馆请客，席间，“小豆豆”伸手讨要，其中一个客人把剩有几个包子的盘子不耐烦地递给她并轰她走开，她用又黑又脏的手抓起包子就往嘴里塞。这位知青叫她的名字，她一点反应都没有了！当时他很伤心。他当场表示：如果能治好她的病，他愿意出钱。
那几天办完公事后，任树宝常去西城区几家饭店的门前转悠，他真希望能见到“小豆豆”。一起出公差的同事问他，为什么一家家地看饭店又不进去吃饭。老任说，我要找人，找一个“女疯子”！同事瞪大眼睛看着他。
“他哪里知道，我心里的十字架有多重啊！我曾是‘小豆豆’的连队指导员，是全兵团的模范指导员，如果当时，我能多和她谈谈心，在恋爱问题上给她一些帮助！也许……”
任树宝相当沉重地对我说。
是呀，在那过去的特殊岁月里，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被说得神乎其神地能治百病。而那灌输式的政治说教，不能以理服人，不能以情动人。更严重的是经常把一般的思想问题扩大化，无限上纲，无情批判。再加上突如其来的政治运动形成的政治压力，把有心理障碍或本来就有心理疾病的人逼到了极端，结果他们的精神不可避免地崩溃了。而当时又缺少及时的心理医疗和精神慰藉，这样精神病的多发就是我们常见的现象了。
可惜多少有才华的知青战友的青春就这样凋谢了，一想起他们来，我的心情就很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