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最初认识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德时，我一点也没有看出来他身上有什么不同凡响的东西。然而，现如今，没有谁还会否定他的伟大。我这里说的伟大，不是平步青云的政治家所取得的光环，也不是功成名就的军人赢得的声誉。这些人的伟大属于他们的地位，与个人无关，环境一变化，那种盛名就会大打折扣，名不副实。首相退下官位，人们看到的往往只是一个夸夸其谈的演说家；将军脱下戎装，不过是集镇上一介草莽英雄。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德的伟大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你也许不喜欢他的艺术，但是你无论如何都不会对他不感兴趣。他让你不得安生，乖乖就范。他被人取笑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为他辩护或者说他的好话，都不再被看作性格古怪或言辞偏激。他的种种毛病为人们津津乐道，认为是他取得成就的必需品。他在艺术上的地位仍有讨论的余地，赞美者的奉承也许像诋毁者的非议一样率性而为，捉摸不定。然而，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他有天赋。在我看来，艺术中最令人感兴趣的东西是艺术家的个性，如果个性鲜明，即使他有一千个毛病，我也愿意原谅。我以为，与艾尔·格列柯[1]相比，委拉斯开兹[2]是一个更高明的画家，但是习惯作祟，无人对他顶礼膜拜。而那个沉迷声色、结局可悲的克里特岛人把他灵魂的秘密当作祭祀品呈现出来。一个艺术家，画家、诗人、音乐家，用他非凡美丽的作品作装饰，满足了大众的审美意识，但是这也类似性本能，有野蛮的一面。他在你面前呈现的还有他本人更了不起的天分。对一个艺术家的秘密追根溯源，和津津有味地阅读一个侦探故事不相上下。这种秘密和宇宙一样，妙在没有答案。斯特里克兰德画作的最微不足道之处，都显示出一种罕见、扭曲以及复杂的个性。正是因为这点，就是那些不喜欢他画作的人，都做不到对他的画作漠然视之；也正是因为这点，世人对他的生平和性格充满了兴趣和好奇。
斯特里克兰德死后不到四年，莫里斯·赫雷特敢为人先，在《法兰西信使》发表了一篇文章，把这位默默无闻的画家从历史尘埃中挖掘出来。后来的作家或多或少惯随大溜，这才纷纷循声发表文章了。在很长时间里，法国没人享有比赫雷特更无可争议的权威，他提出的看法不可能不给人留下印象。他的说法看起来有夸大之嫌，但是后来的各种评价肯定了他的看法，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德也在他先前制定的路线上站稳了脚跟。斯特里克兰德的声誉平地崛起，是艺术史上最浪漫的事件之一。但是，我并不打算对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德的作品妄加评论，除非有作品触及他的性格。我不能苟同一些画家的出言不逊，说什么门外汉对绘画一窍不通，要表明对他们画作的青睐，最好是三缄其口、掏出支票簿。他们认为艺术是一种才艺，只有手艺人才真正理解，这是一种奇谈怪论。艺术是感情的表露，而感情则讲着一种芸芸大众都能听懂的语言。不过我承认，批评家要是对技巧缺乏实践的知识，很少能够对有真实价值的画作说出点什么来，而我就对绘画一窍不通。还好，我没有必要冒这种风险，因为我的朋友爱德华·莱格特是一个写作高手，又是一个深得人心的画家，他在一本小书[3]里详尽地论说了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德的大部分作品。他的叙述风格令人着迷，堪称样板。可说来遗憾，大部分叙述风格在英国远不如在法国根深蒂固。
莫里斯·赫雷特在他那篇著名的文章里对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德的生平予以简述，伏笔不少，吊足了人们的胃口。他对艺术没有感情用事，只是一心想唤起有识之士对一个天才的注意，因为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天才。不过他是一个深谙此道的记者，很清楚“人们的兴趣”可以让他更容易达成目的。有些人过去与斯特里克兰德接触过，比如在伦敦就知道他的作家，还有在蒙特马特咖啡馆与他相遇的画家。他们当时只不过视他为一个落魄的艺术家，与别人没有什么两样，如今却极其惊讶地发现他竟然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天才，而他们却与他失之交臂。于是法国和美国的许多杂志开始出现连篇累牍的文章，一方面各种回忆不断涌现，一方面欣赏评析接二连三。这下让斯特里克兰德名声大噪，挑起了公众的好奇心，却又不满足他们。这个题目引起了广泛的兴趣，肯下功夫的维特布雷希特-罗特霍尔兹在其令人难忘的专题论文[4]里，开出了一份各方权威的清单。
人类骨子里具备编织神话的才能。这种才能让人们贪婪地在那些出类拔萃的人物的生涯中捕捉各种让人惊讶或者令人迷惑的事件，杜撰出传奇，随后发疯般地深信不疑。这是浪漫对平淡无奇生活的一种抗议。传奇故事中的各种事件成了英雄名垂史册万无一失的护照。一个爱挖苦人的哲学家会面含冷笑，认为沃尔特·罗利爵士[5]在人类记忆里稳坐圣贤尊位，是因为他把自己的大氅铺在地上，让伊丽莎白女王踩踏着走过，而不是因为他把英格兰的名字带往那些没有被发现的国家。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德生前活得默默无闻，他树敌过多，没交到什么朋友。所以，那些写他的人只能借助活跃的想象来弥补记忆中贫乏的事实，这也并不出奇。而且很显然，虽然人们对斯特里克兰德的了解十分有限，却也足够浪漫写家从中找到材料加以发挥。他一生行为怪异，令人畏葸，他的性格让人难以忍受，他的命运令人同情。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因素经过添油加醋，一个传奇就凭空产生了。脑子灵光的历史学家对此是不会贸然抨击的。
然而，罗伯特·斯特里克兰德牧师偏偏不是这样一位脑子灵光的历史学家。他坦承他写这部传记[6]是为了“消除某些街谈巷议的误解”，关于他父亲后半生的种种不实之词“给依然活在世上的亲人们带来了很大的痛苦”。明摆着，关于斯特里克兰德的一生，为人共知的许多情况都让一个体面的家庭感到难以面对。我读这部传记出于好玩，暗自庆幸内容不过尔尔，因为传记写得毫无色彩，枯燥乏味。斯特里克兰德牧师刻画了一位尽职的丈夫，慈祥的父亲，脾气随和、勤勤恳恳、品行端正的常人。这位当代牧师在研究我认为可以称之为“《圣经》诠释”这种科学时，学会了顾左右而言他的本领，让人大开眼界。但是这位牧师“诠释”他父亲一生所有事实的那种高超手腕——这些事儿是一个尽责的儿子不太方便记起的——一定会让他在时机成熟时在教会获得最高的位置。我似乎已经看见他肌肉结实的小腿套上了主教的绑腿。虽然这事做来需要勇气，但还是在碰运气，因为这则传奇普遍为人接受也许与斯特里克兰德的名声越来越大不无关系。许多人是因为厌恶他的艺术才被吸引住的，他们或者用厌恶的眼光审视他的性格，或者对他的死亡表示同情。儿子用心良苦的努力在他父亲的崇拜者头上浇了一盆冷水。斯特里克兰德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撒玛利亚的女人》[7]，因为九个月前购得此画的那位有名的收藏家溘然去世而再次被拍卖。克里斯蒂以比九个月前少二百三十五镑的价格买下了这幅画。此次拍卖恰恰是在斯特里克兰德牧师那部传记出版引发讨论后不久，降价恐怕不是巧合。如果不是人类拥有着不可小觑的编织神话的才能，毫不理会这个让他们的猎奇心大失所望的故事，也许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德的力量和独创性不足以扭转局势。事过不久，维特布雷希特-罗特霍尔兹博士的那篇大文问世，最终让所有艺术爱好者的疑虑烟消云散了。
维特布雷希特-罗特霍尔兹博士所属的历史学派，相信人类本性怎一个“坏”字了得，简直坏得无法想象。当然，读者可以尽情地从他们笔下寻找乐趣，这要比把浪漫的非凡人物描写成家庭道德典范的那帮幸灾乐祸的作家靠谱多了。对我而言，如果把安东尼和克莉奥佩特拉[8]描写成一种纯粹的经济联盟，那我会感到非常遗憾的。要让我相信，提比略[9]与乔治五世相比，是一个无可指摘的君王，老天在上，那可需要远比现有资料更多的证据才行。维特布雷希特-罗特霍尔兹博士评论罗伯特·斯特里克兰德牧师不谙世故的传记所用的措辞，很难让人不对这位倒霉的牧师深表同情。他顾及体面、有所保留的言辞被抨击为虚伪，他躲躲闪闪的陈述干脆被说成是在撒谎，而他保持沉默的地方则被无情地斥为背叛。这些过失对一个作家来说是该受指摘的，而从一个儿子的角度看，则是情有可原的。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因此也饱受连累，被谴责故作正经、爱耍花招、自命不凡、狡猾奸诈，而且烹饪一无可取。我个人认为，斯特里克兰德牧师在反驳关于他父母之间已经深为世人相信的某种“不愉快”时，简直是草率。他引用了一封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德从巴黎写来的家信，说他父亲赞扬母亲是一位“出类拔萃的女人”，但维特布雷希特-罗特霍尔兹能够把原信复制出来，这段话的原文是这样的：“上帝诅咒我的妻子吧。她真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女人。但愿她下地狱。”在教会一统天下的日子里，教会对待这种不受欢迎的证据不应是这样的态度。
维特布雷希特-罗特霍尔兹博士对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德崇拜有加，热情不减，他要粉饰斯特里克兰德是没有任何危险的。他眼光敏锐精准，对一切看起来纯洁无辜的行为背后不可告人的动机都看得穿。他既是一个精神病理学家，也是一个执迷艺术的人，他人潜意识中几乎没有秘密躲得开他。没有哪个探求神秘的人能像他一样看透普通事物的深层意义。探求神秘的人看得透言语难以表达的东西，而精神病理学家则能看到口头说不出来的。看到这位博学的作者把每件会给他笔下主人公投下不良影响的逸闻趣事一一流于笔端的那股急切的劲头，也别有一种迷人之处。每当他找出表现主人公冷酷无情或者卑鄙龌龊的例子，他的心就对他多一分热烈；而在发现某个被人遗忘的故事能用来嘲讽罗伯特·斯特里克兰德牧师的一片孝心时，他就会像宗教法庭的法官审判异教徒那样喜不自胜。他那种孜孜以求的精神着实令人吃惊。无论多么微小的东西都躲不过他的眼睛，而且你可以完全放心，如果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德留下一张没有付账的洗衣单子，这种区区小事一样会被详尽记录下来，如果他欠别人半克朗钱没有偿还，这笔借款的每个细节也都不会漏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