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天色严酷。少年袁逍像只肮脏的蜥蜴贴在黑乎乎的课桌上，苟延残喘。他对老师的讲课充耳不闻，小手不自觉地探向挂在裤带上的摩托罗拉汉显的砖头BP机。这玩意儿在1996年还满大街都是，没过两年就被手机逼得无处逢生。这是前些天袁逍好不容易从家里搞到的。少年的手指头上沾满滑腻的汗水。绿色的屏幕闪烁着，随着震动亮了起来，“B-B”的声音响了。老师愤怒地停下手里的课，同学们将头扭了过来，窃窃地笑了。
“滚出去。”老师一直走到最后一排，用书扇了一下他的头。
袁逍二话没说，站起来走出教室，贴着墙根站好。蝉开始鸣叫，老师慢慢地踱进教室，然后少年突然张开架势，就连衣角也没头没脑地箕张而开。他以完美的速度开始奔跑。
坐在窗口的同学告诉老师的时候，袁逍的影子已消失很久了。
老师扶了扶眼镜，摇头叹息。
少年的身体打开，像一张弓，命运的弦在不经意间猛然绷紧。
谁也不能预料未来，包括我也不能。我就是袁逍。
好吧，为了让我能更利索地说话，我还是收起这套文绉绉不中用的把戏。虚荣华丽的外表并没有多少意思，有时会让人觉得愚蠢。正如那个时候的我，十六岁，一米七四的大个子，当然，还有一张讨姑娘喜欢的脸蛋。这多少归功于我的父母，但我宁愿把这张脸还给他们，或者对着镜子用锤子把这张脸敲碎。
当初马娇丽认识我的时候，她说过她喜欢的就是这个。尽管我是个十足的恶棍，但那时候，小娘们儿都喜欢这样的。她们屁颠儿屁颠儿的，愚蠢得像小母驴。那时候，我十六岁，性欲正在生长。尽管周围环境恶劣，一派道貌岸然，但马娇丽也不是什么贞娃烈女。要知道，职高这种地方，并不鲜见这种娘们儿。没到一个星期，她就跟我上了床，在她家她的床上——我父母常年在家。又过了一个月，可能是由于无休止地做爱，这小娘们儿居然怀了我的种。开始我还会偷我父母抽屉里的套子，他们的单位不发工资，发这个用于安抚民心，可见用心多么险恶。但他们那时已经基本没什么性生活，导致堆积了很大一坨，没个什么数。后来我也懒得去拿，我本来就不喜欢这玩意儿，马娇丽也不喜欢。
好吧，1996年，翻翻史书，你们会知道一个外号叫种马的小子是多么前卫。
这就是我逃课的原因。我不喜欢上课，老师也不喜欢我上课。我们那个时候教学质量还很差，一个学校能考上十个大学生就不错了。或者说我所在的学校本来就很烂。无所谓，打发时间而已，何必那么认真。只是下午三点在街上任由阳光炙烤是很痛苦的事情，尽管我是爷们儿。但没办法，我得找到王小山，并和他找的一群杂碎一起打牌，赢光他们的钱，干掉马娇丽肚子里的崽子，然后一脚踹掉她，再也不和她见面。
当然，这只是臆想中的事情，多半不靠谱。但对于1996年的袁逍来说，没有比这更靠谱的了。毕竟我没蠢到去抢银行，尽管那样简直酷毙了。
这世上没什么善男信女。王小山他们不过和我是一丘之貉，甚至比我更为畸形。他们习惯在角落里抽烟，骂人，盯着姑娘的下半身，或许赌博也是他们的习惯之一。我七拐八转，好不容易才找到他的家。在他家门口的破水龙头前，我用水打湿头发，让它们尽量地竖起来，这样看起来多少有点剽悍。事实就是这样，如果他们认为你是技术型的，那么不如给他们整点生猛的。
我破门而入的时候，屋子里一下子安静下来，只剩下电视里没完没了的呻吟声——一帮傻爷们儿在看三级片。那几乎是他们最好的娱乐。他们停下来，王小山走过去把碟机关掉，谁都明白游戏已经开始了。人们聒噪得如一堆被阉割的鸭子，扎金花这个游戏就是这样。我叼着烟卷，很快把牌撩了起来。不似那帮人神经兮兮像娘们儿一样的小心翼翼。J、7、8，我直接扔掉牌。
游戏的过程并不是那么值得叙述，只有扔钱、撂牌、搂底三个简单的过程。有两个狠角色奉行一直蒙着牌不看的政策，当然，这样可以博双倍。我的钱不多，只有八十一块七毛。这多少怪我的父母，他们知道我的德行，对我的钱控制很紧，其实他们也没多少钱。
用风卷残云、高歌猛进来形容我那天下午的运势，再恰当不过。只用了一个半小时，加上毛票等，我就赢了接近两百块。
几个小瘪三坐在那里唉声叹气，他们手上的钱越来越少，基本丧失了与我们几个对决的资本，可以无视。然后该死的砖头BＰ机又响了起来。上面有一行蝇头小字：逍王八，干什么呢？我没有理会，但当我抬起头的时候，牌已经发好了。我隐然感觉到情形不妙，或者那只是一些心理暗示：色赌相克。果然我的牌面很尴尬，双10。六个人，按照概率，这是不大的牌。我扔掉它们，瞅着王小山，让他把手边的烟递给我。
扁三五。进口。假货。混合香。索然无味。
情势如江河日下。那一把是一个A收底。我看看表，决定来三把猛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而我的钱却还不够。第一把我蒙到三十进去，开始有四个人跟，其中两个扔掉。最后我以双3险胜单A。第二把我继续蒙，无人跟，只收地十多块，没意思。第三把我的手抖了一下，四下安静，光线突地一暗，命运之轮开始转动，像是坏掉的罗盘迷失了方向。我蒙到七十看牌，7、8、9，红心顺金，这几乎是天大的牌，只剩下三个人，王小山是其中之一。他凶悍地看着我，我点了一下桌上自己的钱，差不多一百五，一起进去。他们都看着我。1996年通货膨胀，对一个穷学生来说这已经是大手笔了。
那一年我偷看了我爸的工资单，二百八十三块。
另一个人已经扔掉牌。王小山吸了一口气，撩起牌看了看，一个笑在这个龟儿子的脸上绽放，他跟了。我不动声色，没钱了，但我决定干掉他。赌场无兄弟，何况他算个毛兄弟？我跟他认识不过三个月，缘于一起为泡妞斗殴。那个时候，年轻人没什么事做，就喜欢做这样无聊的事情。我拿了旁边桌上哥们儿的一百块。这个小子数了半天才递给我，钱很零散，生怕数错。我扔了进去。王小山也没钱了。他站起身，走进他爸的卧室，不久便响起了锤子砸在木头上的声音。他撬了他爸的抽屉！
第三第四版夹杂的人民币，一摞，他豁出去了。
我愣住了。铆上了，没有退路。虚空中的马娇丽正在抚摸自己的肚皮。
“开吧，”我说，“谁赢谁拿走。”
王小山没说话，直接开始捡钱。人们都看着他，他歪着头，烟卷以一个嚣张的角度指向天花板，把牌扔在中间，有人伸手去撩，看了一眼又去看我的牌，但我知道已经不用了。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那副牌究竟是几的豹子，2、3、4、5、6、7、8、9、10、J、Q、K、A都有可能。
我退出屋子的时候，天色已经黑了，身上只剩下十块钱。这就是我这个月的生活费，以及堕胎费。屋子里还有那张用数学本上的纸写的一百块欠条。
过了好多年，2005年或者2006年，管他呢，我在回家的街上看见长得烂肥的王小山搂着一个姑娘招摇过市，傻里傻气的，我很想过去把他掀翻在地，用脚狠踩他的肚皮。但也就是想想，我已经过了那个年纪。这话说得很浑，当然，我的意思是，我年轻的时候真的很浑。我很想走进对面馆子的厨房，抄起一把菜刀，冲进去把他们洗劫一空，但很可能寡不敌众，他们的四肢都很发达。我也只能坐在他们家门口的台阶上犹豫不决了。
漆黑一片，只有BＰ机的光亮在黑暗中闪灭。
去他妈的，我关掉机器。
不想回家，反正今天本来就是逃课。我奔上长街，气势汹汹，像一辆小坦克。
1996年，整个城市还处在一片灰色之中，不似现在这般明亮。天幕如同一只巨大的壳，笼罩在四方，传说中的笼盖四野也不过如此。我竭力保持混沌的状态，不去回忆其中的任意一个细节。比如，我认识马娇丽，我和她上床；我认识王小山，我和他打牌。
我瞎转着，脑瓜亦是如此。大约四百块钱，如果问我的朋友每个人借十块的话，这的确是个好主意。大脑皮层开始过滤四十个人的样子，淫荡的猥亵的漂亮的吝啬的。我的生活费每个星期不过十五块，这样还下去，大约需要两个学期。两个学期没有早饭晚饭，我哪还有力气走路打球打炮？如此这般，种马的名头不是要浪得虚名了吗？这样我只有去求我的父母了。方案有两种：一是请求他们增加我的花销，情况好的话会到二十块，那样还是需要一个学期，没有什么区别。二是直接请求他们搞定自己的孙子。这他们应该会出手，也不会在男女之事上怪我，哪个父母会怪自己的儿子多交几个妞？但是如果这个儿子只有十六岁，而且承载着考大学的希望呢？
我几乎可以看见他们为我筑成的一座监狱，那里只有书，甚至书上带女的字都会用×代替。这很难说，我爸是政治部的，什么事情都搞得出来。
缜密的逻辑分析导出的绝望结果，让我有些发蒙。这是正常的，毕竟我还年轻，经验不足。不过去他妈的，我转过一个街角，看到那家店子，我此刻只想找点乐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