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出来了，然而怕出得不是时候。
在今年的世界读书日期间，我注意到，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在说，作家不死30年，其作品也就不足一观。不幸我正活着。所幸诺贝尔奖委员会并不这样想，不然活赳赳的莫言就不会喘着气走上颁奖台——可惜，我又恰好不是莫言。舍此而外，纵使没有这样的“30年论”，我相信，读者掂起这本新书时，也还是会疑虑重重——如你所知，因为种种原因，我们很难看得起身边人写的现世书。
米芾收字，只收到晋代——隋唐以后的，已不入他的法眼。唐诗是盛装，宋词是便装，至于元曲，只好说是背心裤衩了。从《诗经》看，当时的人种田畜牧建宅，何其欢乐，今人则大致失去了真纯之自性；前些年，从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历史出土物中发现的五千甚至七千年前的陶器茶碗，其样式和色彩竟给人现代的感觉，只是比现代人做得更大方、更自由——说人类另有一种逆向的进化史，我是信的。
从这个角度看，本书就更没有一看的必要。
当然，就像素粒子从“无”跃出，无因而生，从而使整个物理学界大吃一惊并尴尬不已一样，史上每有奇人，也是直接超拔于逼仄时代和平庸大众，如20世纪60年代的顾准、90年代的王小波，还有前面提到的据说“气象上压倒村上春树”的诺贝尔奖得主莫言，等等。对这些破除了自己身上的时代枷锁的人，我只好借雪莱的一句诗来表达心情，这就是：“泥土里的蚯蚓也胆敢向上帝致敬”。
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甚至不愿或不敢向人说起自己的职业：语文老师。我敢用100元跟你打赌，在时人的心目中，语文老师早已走向了语文的反面：无才便是德。信不信由你：从教数年，有一回，我老家一发小找到我，说是父亲过世，想找人写一篇文情并茂的碑文，问我认不认识文化局里的“文人”。我很悲哀。他当然知道我是中学语文老师，问题是他压根没把“语文老师”和“文情并茂”联系起来——在社会层面，从前的“先生”看来久不存在了。
这应该是语文老师的集体命运：自从语文由文化的大洋偏安于工具的小港后，语文老师纷纷弃去“精气神”，而变成了应试之“木乃伊”。有例证之：当时有个老语文教师看我偶尔读读写写，就对我说：“我从来不读一本书，还不是年年评先进！”我闻之大惊，并视之为另一种“醍醐灌顶”，就像朝阳能亮人，夕阳也能亮人一样。
我从事实中发现，资质鲁钝的人，醍醐灌顶一次不行，得灌两次。拿我来说，真正使我产生生命自觉和心灵指向的“醍醐灌顶”，除了上面的一次，还有另一次。当时，在陪发小找了个文化局的“文人”后，我又因事陪发小坐上了回家的公共汽车。在车上，我注意到身边有两个少妇，一路上叽叽喳喳。其中一个少妇忽然说：“你这么急，到底是想孩子还是想老公？”另一个少妇擂了她一拳，悄声说：“当然是孩子——奶水太多了，涨得疼！”
具体说来，前一次的“醍醐灌顶”，让我意识到自己正置身于荒诞而危险的环境中——如此教语文，老师与学生都将成为“木乃伊”，至于所谓传承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则完全是扯淡。我可不敢拿我仅此一次的人生乱开玩笑，于是从此成为完整意义上的真诚的叛徒。后一次的“醍醐灌顶”，让我顿悟到发牢骚根本上还是皇权情结，真正的个人主义者无非是从自己做起，就像那少妇加强营养才能涨奶一样——好东西都是溢出来的。
读，写，做。
我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惯：一天不读书，走进教室就像做贼似的。好比荡秋千，人只有在动的时候才能找到平衡的感觉。我喜欢这种状态。
然而在我们那“无才便是德”的巴掌大的地方，一个老师稍有创新——说“创新”都脸红，不过坚持常识而已——总不免招致麻烦。我曾想将此书命名为“天马行地”，因为里面有不少想法（姑不论“理想”）受挫的趣事。这里仅说一例：有一次公开课，我上得好好的，楼下忽然有猪狂叫起来。我知道我的肺活量与猪的肺活量没有可比性，就只好等待。奇怪的是，楼下的猪没有停的意思，教室里的人也没有动的意思，我于是把讲义一丢，说：“对不起，老师们，同学们，我赶了猪再上来。”这节课，正如您猜到的，被评为“不合格”。事后有个老师好心对我说：“你应该请个人去赶猪的。”我反问他：“你当时怎么没想到下去赶呢？”
2006年，有个记者将我多年来的“奇闻逸事”敷衍成文，题为“大街上走猫步的人”（意即率性也），在《武汉晚报》上发表。武汉三镇“震动”——哭耶？笑耶？紧接着，湖南卫视《晚间新闻》栏目组又找来了，说是想采访一下：这些年有没有人搞素质教育？如果有，是怎么搞的？搞了以后命运又是如何？最后以“湖北癫师”为题进行了报道。顺便说一句，我觉得“癫师”这称谓不错，几年后《教育家》杂志约我写专栏，我就将专栏的名字叫作“癫师谈”。
刚才说到“命运”，又说到“几年后”，实际情况是这样的：我意识到教育界再不改革，我这一生是不会找到我能认同的人生了，而我又不愿意在将来的墓碑上刻上“此人在荒谬的教育体制下，兢兢业业度过了漫长的一生”这样一行字，于是早在湖南卫视找我之前，我已“跑”了好几回了：在海南“填过海”，在兰州卖过豆腐和“冬果梨”，在北京做过某出版社总监，在武汉做过某发行社策划……终究一事无成。所谓“几年后”，其实就是2009年后，我终于找到了我至今最为惬意的人生：在深圳做家教。也是从这个时候起，我开始给包括《教育家》杂志在内的几家教育刊物写起专栏来，而这些专栏杂感，也多收入此书。
我现在做着私塾，而对自己整个的教育生涯又产生了一个崭新的认识，这就是：不管你做什么职业，其实皆可看作是修行的场，是具体而微的人世间。就像古时的女子出嫁，嫁妆里有祭器，有一生穿的衣裳，有做摇篮用的绷带，还有告别人世时穿的寿衣。这就是说，她嫁的不只是一个丈夫，还是修行的场和整个人世。我想做老师的也不妨有此胸怀，将一切顺，一切逆，皆坦然纳入“分内人生”，并在此过程中保持生命的生机与灵动。因此我想说，倘若果有来世，下辈子还教书。
这本书不好说是教育书，也不好说是人生书；或许只好说，是一本以教育为题材的人生自传。
此书能否给读者诸君带来教益或趣味，是我希望知道而不能知道的。但老话说得好，“一个活老鼠，胜过一个死知府”，我们总还在说着，写着，出版着，这是没有法子的事——现世人还得说现世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