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也来自四面八方。有意思的是，与“高级教师”和“特级教师”这些“精英”相反，学生尽是在中考中被淘汰出局的“等外苗”“双差生”（我的理解：成绩差而能循规蹈矩的，为一差；成绩差而又吊儿郎当的，为双差。）这种“不谐调”，有如在庄严的教堂里举行婚行的时候，从门外忽然跑进一只湿漉漉的公鸡！校外的说法：一流的教师带了末流的学生。这就清清楚楚了：“不谐调”的根子，在于学生。难道学校有什么过错吗？为了敛财，或者更正确地说，为了生存和发展，学校只能高举应试教育的“尚方宝剑”，利用“特、高级教师”的“响亮名号”和“重要资源”，“以教学为中心”，狠抓“常规管理”和“常规教学”，率领千余名“双差生”继续走应试之路。这正应了一句感人的俗话：“朽木细雕也成材，废铁回炉也成钢。”——虽然，从往届的应试成绩看，这有点像在黑豆皮上刮漆，在鸳鸯腿上割肉，然后拿了去谈斤论两。“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这些“双差生”究竟是怎么了？莫非，他们自小习惯了老师“你不行”的批评和社会“你应当自卑”的暗示，到现在终于要有所反抗了？莫非，他们从前在“好学生”集体里形单影只，顾影自怜，而现在荟萃一堂，形成力量，要讨回集体自尊了？莫非，他们不再相信“自古华山一条路”，而宁愿相信“条条道路通罗马”，从而构成了某种程度的心理平衡？莫非，他们从高昂的学费、色厉内荏的管理和捉襟见肘的课堂中看出了教育的功利、短视、虚伪和孱弱，从而失去了从前的尊敬或惶恐？莫非……莫非……嗟夫！我们没有见过这样的医生：他专给糖尿病患者吃糖，或者专给肾炎病患者吃盐。但是，我们却无处不见这样的教师：学生怕什么，他就教什么；学生怎样怕，他就怎样教！
我因此更坚定了一个想法：今天，中国优秀教师的标准，须得看重两点——第一，看他投入了多少；第二，看他破坏了多少。
转眼间元旦到了。第二天，管教学的副校长把我叫到办公室谈话。
“听说，元旦期间，学生们送了你很多鲜花？”
“是的。早晨一进办公室，我还以为进了烈士陵园哩！”
“上课受学生欢迎，是好事；课堂纪律好，也应该肯定。不过，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我今天请你来，就是想请你注意某些负面影响。”
“愿闻其详。”
“你上课给学生放过影碟？”
“放过。《修女也疯狂》《罗马假日》《真善美》。”
“讲过《聊斋》？”
“课文中本来就有《聊斋》。”
“在课堂上开‘记者招待会’？”
“是。”
“经常组织学生演讲？”
“课前五分钟演讲，人人过关。”
“奖金还是自己掏的腰包，是吧？看得出来，你是一个有思想的人，你有你的看法。可我们这儿要的是常规教学，备、教、改、导一环都不能马虎。这是学校形象问题，也是社会影响问题。你讲那么多与高考无关的话，做那么多与高考无关的事，惹出了很多纷争，这对学校声誉不好。建议你每天看一下高考倒计时牌子。”
“就这些？”
“就这些。”
“那么我也为自己说句话：我班学生们已经自动成立了好几个文言文研究小组。这在贵校，算得上是则新闻吧？”
“……”
我站起来，走到门口，又回头补了一句：“我是不会改变的。学校如果要解雇我，请吱一声。”
“腰里别只死老鼠——冒充打猎的。”一个同事如是开导我，“学校装样给社会看，教师装样给学校看，学生装样给家长看。连这你都看不出来？你要想干出个甲乙丙丁，就别到这儿来；来了这儿就要学猫头鹰——睁只眼闭只眼。让我来现身说法：课间十分钟莫上厕所。在厕所里看见学生抽烟，你说不说？吃了晚饭莫上楼。在楼梯间看见男女生搂搂抱抱，你管不管？最后提醒你一句：莫忘了自己是个打工的。”
呜呼！将如之何？
我仿佛面对着传说中那个魔瓶里跑出来的庞然怪物，而我既不知怎么将它劝回魔瓶，又不知瓶盖在哪儿。
“板脸”教育与“活着”文化
如你所知，我国有板脸的传统。“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成为“人上人”后，也还是板着脸，以供“人下人”敬畏和模仿，仿佛一快乐就心中有鬼似的。宋人程颐任讲官时，一日，皇帝乘课间休息时间踏上门槛，摘了一根柳枝，程颐马上板着脸说道：“方春发生，为何无故摧之？”皇帝怃然，但也只好将柳枝扔到地上。我对皇帝一向没什么好感，但在这件事上，却只觉得程老夫子无趣，甚至怀疑他有心理抑郁症。另外，我还从中产生两点感想：第一，程老夫子一板脸，竟把皇帝都镇住了，以致他想戏玩一根柳枝而不敢，说明皇帝也有害怕板脸的时候；第二，老师对学生板脸，天经地义，而不管对方贵为天子还是贱为庶民。
时至今日，板脸教师依然比比皆是，可见传统的东西——甭管好东西还是坏东西——都像人体里沉淀下来的结石一样，很难粉碎。为什么会这样？在我看来，教师并非天生热爱板脸，而是头脑中的专制意识在脸部肌肉上的反映。至于专制的好处，那是后街阿狗的妈都知道的：三句好话抵不上一嘴巴。而立竿见影的功利教育，要的恰是“一嘴巴”的效果。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违规学生的站相上看出来：头下垂，双臂下垂，自尊心下垂……待学生几乎什么都下垂了，教师的脸也还不能松弛，其目的是让学生的恐惧感再维持一些时间，以加深印象。
可以断然地讲，今日教育与科举教育一脉相承，也还是“崇苦”的教育。这么说吧，如果什么地方有歌声、笑声、管弦声、棋子声，那地方就一定不是校园。假如此说略显夸张，那么，说学校门卫是最凶的门卫，学生宿舍管理员是最凶的宿舍管理员，大约就不会怎么错了。我还有一个发现，就是：学校的“优秀干部”和“优秀班主任”，以“黑脸汉”和“恶鸡婆”居多。这一点，我相信那个左脸颊长了颗黑痣的家长一定深有同感。因为当时，我亲眼看见，他领着迟到的孩子走到教室门口时，被班主任喝令“陪站”。我当时没敢看家长的脸，甚至也没敢琢磨孩子的心情，只有一个念头挥之不去，就是：这家长“陪站”的勇气——这当然是一种勇气——是从哪儿来的？现在，我可以有把握地说，我对此问题已略有研究，稍后将会提及。
有人说，中国的教师不读书，这事若放在国外，一定是惊动朝野的奇闻；同样的道理，中国的教育利令智昏，一意孤行，弃孩子天性如敝屐，更当是惊动朝野的奇闻吧。然而——这里又得然而！——咱们中国人什么怪事没有见过呢？惯了！“亩产三十万斤”过去没多少年，现在不还是在玩“数字工程”“数字升官”之类的把戏？没有道理，只有利益（近利）。在这种国情下，教师显性或者隐性地虐待孩子，就成了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谁看见孩子掉了一块肉？没人看见。这不就得了。至于孩子的灵魂——这一眼看不见的东西——出了什么问题，以及对其将来有何影响，先放一边去，眼前的事都顾不过来哩！有一次，我听见几位教师说着笑话，前去打听，原来是关于“潜能生”（我总觉得把“差生”叫“潜能生”，有点像把怀孕叫有喜）的：一个“潜能生”在数学课上百无聊赖，就在课本上写正字，以统计数学老师一节课咳嗽了多少声（那数学老师特爱咳嗽）；一个“潜能生”在家里看电视，看得好好的，电视里忽然响起上课铃声，倒了他的胃口，他急忙起身离去，坚决不再看了；还有几个“潜能生”半夜将床单拧成绳，从三楼上一个个地吊下来，去街上的网吧玩电脑游戏！
在这样的“笑话”里，我看出了“灵魂工程师”对于灵魂的漠不关心——这实在是极大的反讽。
一天看杂文，有一篇题为“癫师”，很有意思。那教师看见教苑里的种种反常现象，或痛哭流涕，或慷慨陈词，显得很“神经质”和“歇斯底里”，所以被人叫作“癫师”。在我看来，此师一点儿不癫。他不过是一只刚落入热水又旋即跳了出来的青蛙，敏感而已。
众所周知，自从素质教育“流产”以后，应试教育更加肆无忌惮，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按说，物极必反，应试教育的“极”是早该到了的，但是没有；相反，我估计，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教书匠的脸还可以一直板下去。这是因为：在校园内，我们的“理想教育”——说白了，就是功利性的许愿——确乎能牢笼一部分学生，使他们甘做应试工具，而先把生活和生趣放在一边，同时又能抽去“潜能生”自信和自尊的支点，使他们不致闹出什么气候来；在校园外，我们多少有些惊奇地发现，家长和教师几乎是一条心！常听家长这样说：“老师，就当您多生了一个。不听话？打——”
高尔基说：“爱孩子，这是母鸡都会做的事情。”那么，是父母不爱自己的孩子吗？当然不是。而他们何以说“打”甚至去“陪站”？个中原因，一定是够深刻的。我想起两件事情，似可作为“参考答案”。第一件是我亲历的。小时候，我曾问外婆她的脚何以奇小。外婆说：“‘裹脚一双，泪流一缸’呗。但是，我妈说，孩子，什么事都可以心疼你，唯独这件事，不能心疼你！”还有一件，是看来的。五代十国时期，南方有个小朝廷（名字我忘了），一次征聘三千名太监，而民间自阉了前来应聘的小孩竟多达两万个！朝廷有感于此，只好扩招一千五百人。以上两件事情，裹也罢，阉也罢，在我看，都说明了一个道理：中国家长对孩子的期望，就是“活着”，充其量是“好好地活着”。至于活得质量怎么样，以及人之所以为人的相关因素，是思考得很少的。或曰：“家长未必这么短视。他们想的是孩子上了大学就好了。”但是，我想，裹脚很难再放大，阉人很难再勃起，却也是常识。
综上所述，教师的脸之所以板得理直气壮，是因为文化——“活着”的文化。假如此话切中要害，那么，萧伯纳在《英国佬的另一个岛》中对爱尔兰人人生态度的评价——一辈子弄那片土，那只猪，结果自己也成了一块土，一只猪——就正好说出了当下教育的“品位”。
“癫师！癫师！”我常在梦中这样呼喊——也许，我自己也有些“癫”了。
老师，你是知识分子吗？
我注意到，许多学校的教学楼上端都刻着这样一行大字：知识改变命运，环境改善生活。这就等于说，“功利”二字，正相当体面地书写在教育旗帜上，使“必要的乌托邦”当真成了乌托邦。久而久之，我心里竟萌生出一个疑问：老师，你是知识分子吗？
工业界有工业技术员，农业界有农业技术员，教育界有作业（练习）技术员。从这个角度看，高级教师和八级钳工应该没有质的区别。那么，技术员算不算知识分子？翻开字典一查，算的。但我还是认为，这个界定是过于笼统了。美国人就从不把专家和工程师列入知识分子的范畴，爱因斯坦说得更干脆：“专家不过是一只懂技术的狗。”林肯则把知识分子比喻为“牛蝇”，大意是指那种专给社会找茬的人。我国也喜欢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之类的话。这么看去，则知识分子并不是有知识即可，他更应该是有公共意识和独立人格的“思想分子”。
而我敢说，教师中这样的知识分子，正如孔乙己掌中的茴香豆，“多乎哉？不多也”。如今，教师不读书或读书少（除了专业书）已是公开的秘密。康德说过：“有两样东西，我们对之思考得越是持久和深入，就越是能在我们心中引起惊奇和敬畏，这就是星云密布的苍穹和人类心中的道德律。”对“作业技术员”来说，“星云密布的苍穹”未免太高了，而“人类心中的道德律”又未免太深了！换句话说，知识分子的思考是一条直线，永远通向未知；而“作业技术员”的思考则如一条线段，不越雷池一步。我对众多教师的“线段人生”留意很久，以致发现了许多匪夷所思的怪现象。譬如，语文老师不爱写诗，政治老师不读一本哲学原著，物理老师无法修无线电，生物和化学老师对实验不感兴趣……这么说吧，各科老师走到社会上去，你很难看出其职业特点，只有当孩子举着练习簿前来讨教的时候，你才能恍然大悟：哦，这是老师！许多老师自己也说，有朝一日不教书了，不知道何以谋生。本人从事语文教学多年，对语文这劳什子尤为困惑。我能确定的只有一点：这是一门格外古怪的学问，或者说根本就不是一门学问。它一味限制学生的想象力，这是众所周知的；而它使语文老师左不愿向学者靠近，右不愿向作家靠近，更是乌龟摔在石板上——硬碰硬的现实。
这么些年来，教育体制一直塑造着教师的“线段人生”，使教师像水土流失一样，不断丧失着批判意识和冒犯精神，而这种意识和精神，又恰恰是知识分子的魂魄所系。别里科夫是这样一个人：“只要是政府明文规定的，他就觉得合情合理。”（契诃夫《装在套子里的人》）我们的教师当然不同于别里科夫，在谈论体制弊端和管理弊端时，嘴角边还往往流露出讽刺的微笑。然后——然后却是照做。怎么，检查团又要来了？啧啧啧！又要带学生造假？然后走进教室，说：“同学们，明天把家里的花盆或图书带来，学校要借用。请大家转告父母，这只是给学校装装面子，用过再还回去。一定要完成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