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与正》序
这个集子中的随笔写于1935年和1936年（当时我二十二岁），一年之后在阿尔及尔出版，印量很小。这一版的《反与正》很早就没有了，而我一直拒绝重印。
我的固执没有神秘的理由。这些文章所表达的东西，我什么也不否认，但是其形式，我一直觉得笨拙。我对于艺术不得不有的偏见（我在下文中会解释的）使我长期不能考虑重印。表面看来，这是一种巨大的自负，仿佛我的其他文章满足了所有的要求。根本不是这样，我有必要说明吗？我只是对《反与正》的笨拙更为敏感罢了，我并非不知道我的其他文章的笨拙。如何解释？只能承认最初的文章关系到并且多少泄露了我内心中最为珍视的主题。文学价值问题解决了之后，我可以承认，这本小书的见证价值对我来说非常巨大。我说“对我来说”，因为它在我的面前作出见证，它要求我表现出一种忠诚，而只有我知道这种忠诚的深度和困难。我愿意试着说一说为什么。
布里斯·帕兰经常说这本小书包含了我写过的最好的东西。他错了。我知道他的正直，我这样说，并不是由于任何艺术家面对一些人都会有的不耐烦的心情，这些人居然喜欢过去的他胜过喜欢现在的他。不，他错了，是因为一个人在二十二岁的时候还不大会写作，除非他是个天才。但是，我明白帕兰的意思，他是艺术的渊博的仇敌和富有同情心的哲学家。他想说，在这些笨拙的篇章中比在以后的篇章中有更多的真实的爱，而他是对的。
这样，每一个艺术家便在他的内心深处保留着一眼唯一的泉水，在其一生中滋润着他之所是和他之所说。当这泉水干涸了，人们就渐渐地看到他的作品萎缩，出现了裂纹。那不可见的水流不再灌溉艺术的贫瘠的土地了。艺术家的头发变得又少又干，覆盖着一重茅草，他成熟了，可以不说话了，即便在客厅里也是如此。对于我，我知道我的泉水在《反与正》之中，在这个交织着贫穷和光明的世界之中，我曾经长期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之中，其回忆仍然对我保持着两种相互对立的危险，这危险威胁着每一个艺术家，那就是怨恨和满足。
首先，贫穷对我来说从来就不是一种不幸：光明在其中播撒着它的财富。甚至我的反抗也被照亮了。我认为我可以真诚地说，我的反抗几乎总是为了所有人的反抗，为了所有人的生活在光明中提高。我不能肯定我的心自然地适应于这种爱。但是环境帮助了我。为了打破一种自然的冷漠，我被置于苦难和阳光之间。苦难使我不能认为阳光下和历史中一切都是好的，阳光告诉我历史并不就是一切。改变生活，是的，但是不要改变赋予我神性的世界。毫无疑问，就这样我接触了如今我从事的这种不能给人舒适的职业，天真地站在了一条平衡线上，艰难地前进，不能保证会到达目的地。换句话说，我成了一个艺术家，如果“没有拒绝和赞同就没有艺术”这句话是真的。
在任何情况下，充满了我童年的美丽的炎热都使我不存任何怨恨之心。我生活在窘迫之中，但也生活在某种快乐之中。我觉得我有使不完的力气：唯一需要的是为它找到运用的地方。并非贫穷为这些力气设置了障碍：在非洲，大海和阳光不费分文。障碍反倒在于偏见或愚蠢。因此，我有各种机会发展一种“卡斯蒂利亚作风”，它给我造成了许多伤害，我的朋友和我的老师让·格勒尼埃[1]有理由拿它来开玩笑，我也试图加以改正，但是没有结果，直到有一天，我懂得了人的本性是有定数的。最好是接受他自身的骄傲，努力使它为自己服务，而不是像尚福尔[2]所说的，给自己规定一些拂逆本性的原则。然而，自问之后，我可以证明，尽管我有许多弱点，却从未表现出在我们中间流布最广的缺点，我想说，嫉妒，这社会和学说的真正的毒瘤。
这种幸运的、豁免的长处，我不再拥有了。免除嫉妒，我首先要归功于我的亲人，他们几乎什么都缺，却几乎什么也不羡慕。这个家庭甚至不识字，它以沉默、谨慎、自然而朴素的骄傲给了我最高的教诲，我毕生受用不尽。其次，我自己忙于感觉，无暇梦及其他。就是在现在，当我在巴黎看见很豪华的生活，在它常常令我产生的疏远中还有一种怜悯。在这世界上有很多不公，但是有一种人们从来也不说，那就是气候的不公。长期以来，我是这种不公的受益者，可是我并不知道。这里，我听见了我们的冷酷的博爱者的指责，如果他们在读我的文章的话。我愿意把工人当做富人，把资产者当做穷人，为了把一方的服从和另一方的力量保留得更久。不，不是这样。相反，当贫穷和我成年后在我们的大城市的可怕郊区发现的那种没有天空、没有希望的生活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上面说的不公，也是最令人愤慨的不公，就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实际上，无论如何，得使这些人逃脱苦难和丑恶的双重屈辱。我出身贫穷，在一个工人区里长大，但是我在了解我们的冷冰冰的郊区之前，并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不幸。甚至阿拉伯人的极端的苦难也不能与之相比，天空就不同。然而，一旦人们认识了工业化的郊区，我认为人们就觉得终生受到玷污，而对他们的生活负有责任。
我说过的事情仍然是真实的。我有时候遇见一些人，他们生活在我甚至不能想象的财富中。我得费些力气才能明白人们如何能够羡慕这些财富。很久以前，我曾经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尽享这个世界的财富：我们在海滩上露天而卧，以水果充饥，半个白天在无人的水中。这个时候我明白了一个真理，它一直督促我怀着嘲弄、焦急，有时是愤怒的心情接受舒适或安逸的迹象。尽管我现在没有衣食之忧，因此是一个特权者，我仍然不知如何守护。我拥有的东西，我并未追求而总是给予我的东西，我并不能留住一二。似乎是并非由于挥霍，而是由于另一种精打细算：对于财富过量时就要消失的这种自由，我是吝啬的。对我来说，最大的奢侈从来就是与某种匮乏相联系的。我喜欢阿拉伯人和西班牙人的四壁皆空的房子。我喜欢生活和工作的地方（更为罕见的是，这也是我喜欢死的地方）是旅馆的房间。我从来也不能沉醉于人们所说的室内生活（它常常与内心生活相反）；所谓的资产者的幸福使我厌倦，使我害怕。这种不适宜并没有任何荣耀的地方，它没少让我滋生坏毛病。我什么也不羡慕，这是我的权利，我并不总是想到别人的羡慕之心，这使我缺乏想象力，也就是慈善之心。的确，我制订了一条格言，以供自用：“把原则放在大事情上，小事情只须慈悲为怀。”咳！人们给自己制订格言，就是填补自己本性中的空白。在我身上，我所说的慈悲还是叫冷漠为好。可想而知，其效果并非那么神奇。
我只是想强调，贫穷并不一定意味着羡慕。甚至后来，一种严重的疾病使我暂时地失去了生活的力量，这种力量在我身上改变了一切，尽管有不可见的残疾和新的缺陷，我可以有恐惧和失望，但是绝没有悲伤。这疾病无疑雪上加霜，给我造成了其他的障碍，而且是最无情的障碍。最后，它竟有助于形成这种心灵的自由，那是与人人孜孜以求的利益的一种轻微的距离，它总是使我避免了怨恨之心。这种特权，自我生活在巴黎之后，我才知道它是了不起的。至少是直到今天，我享受着它，既无限制，亦无悔恨，它照亮了我整个的生活。例如，作为艺术家，我生活在欣赏之中，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地上天堂。（大家知道，今天在法国，为了开始甚至结束文学事业，通行的做法是做一个调侃的艺术家。）同样，我的作为人的激情从来就不是“反对”。我爱的人永远比我好，比我高大。我所经历的贫穷从未教会我怨恨，相反，它教会了我某种忠诚和无言的坚忍。如果有一天我忘记了这些，只能怪我自己或我的缺点，而不能怪我生于斯的世界。
这些年的记忆使我在从事我的职业的时候从不感到满足。在这里，我想尽可能简单地说一说作家们一般都不肯说的事情。我甚至不会提到人们在一本成功的书或文章面前似乎有的一种满足之感。我不知道是不是许多艺术家都有这种感觉。至于我，我不认为曾经从重读一页写过的文章中得到过乐趣。就算是我这句话被抓住了，我甚至会承认，我的某本书的成功总是使我感到惊讶。当然，人们会习惯的，相当粗俗地习惯。即便在今天，在活着的作家身边，我仍然感到我是一个学徒，我公正地评价他们的长处，其中有一位处于最杰出者之列，二十年之前这些随笔就是献给他[3]的。作家当然有快乐，他为这些快乐而生，这些快乐也足以使他感到满足。至于我，我感到这些快乐是在构思的时候，是在主题显露，作品的结构在突然明晰的感觉面前呈现的那一刻，是在想象力突然与智慧浑然一体的那些令人销魂的时刻。这些瞬间就和它们的产生一样，一闪即逝。剩下的就是实施了，那可是一种漫长的痛苦。
另一方面，艺术家也有虚荣心的快乐。作家的职业，特别是在法国社会中，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虚荣的职业。我这样说并不含轻蔑，稍许有些遗憾。在这一点上我和其他艺术家一样，谁能说自己没有这一可笑的缺点呢？反正在一个必定要嫉妒和嘲讽的社会中，总会有一天我们的作家顶着讥笑，为他那可怜的快乐付出沉重的代价。我那二十年的文学生涯恰恰很少给我带来这样的快乐，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快乐越来越少了。
忆及在《反与正》中所看到的真实总是不让我舒舒服服地从事我的职业，使我做出了那么多的拒绝，而这些拒绝并不总是给我带来朋友，难道不是吗？事实上，无视称颂或敬意，就让颂扬者以为人家看不起他，实际上他只不过是怀疑自己而已。因此，假如我表现出那种文学生涯中常见的渴望和得意的混合体时，如果我像那么多人一样夸大我的炫耀时，我会获得更多的好感，因为我终于也参与了游戏。但是，尽管我参与了，这游戏却丝毫也不能使我快乐！吕班泼赖或于连·索莱尔[4]的野心因其天真和谦逊常常使我感到困惑。尼采的野心，托尔斯泰或者麦尔维尔[5]的野心却震撼了我，甚至恰恰是因为他们都失败了。在我的内心深处，我只在最贫穷的生命或精神的大冒险面前，才感到诚惶诚恐。今天，在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个令人发笑的社会。
有时候，在那些“彩排场”中，这是我能见到人们傲慢地称之为“全巴黎的头面人物”的唯一地方，我有一种大厅就要消失的印象，这个徒具其表的世界并不存在。我觉得他人仿佛是真实的，那些在台上大喊大叫的大人物。为了不逃走，应该记着那些观众中的每一个人都有和自己会面的约会；他知道，无疑他不久就会去赴约的。于是，他们立刻就又变得亲如兄弟：孤独会聚了社会使之分离的人们。知道了这一点之后，如何能够再恭维这个世界呢？如何能够渴望得到那些可笑的特权呢？如何能够称赞所有的书的所有的作者呢？如何能够露骨地感谢那种善意的批评呢？为什么要试图诱惑对手呢？尤其是以怎样一副面孔接受这些恭维和赞赏呢？法国社会（至少当着作者的面，因为，他已不在！……）像利用佩尔诺和言情杂志一样地利用这些恭维和赞赏。这一切我自然做不到，这是一个事实。也许这其中很有一种恶劣的傲慢，我知道它在我身上的广度和能力。如果仅仅有这些东西，如果仅仅是我的虚荣在起作用，我觉得我可以表面上享受这种恭维，而不是在其中发现反复出现的不舒服。不，我分享着我这种状况的人的虚荣心，我觉得它的发作是在某种批评大部分是正确的时候。在恭维面前，并非骄傲给了我这种贪婪和可憎的神气，这种神气我知道得很清楚，而是（同时是那种极度的冷漠，它在我身上仿佛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残疾）一种奇特的感情适时而至：“不是这样……”不，不是这样，而这就是为什么名誉，如人所说，有时候接受起来是如此地困难，做了应该做的事却反而丢掉了它，让人感到不快。相反，多少年之后重读这一版的《反与正》，我在某些篇章面前，尽管其笨拙，本能地知道是这样。这样，就是说这个老妇人，一个沉默的母亲，贫穷，洒在意大利橄榄树上的光明，孤独的然而充满了人情的爱，所有这一切在我自己的眼前见证了真理的东西。
自我写了这些文章以来，我老了，经历过许多事情。我认识了我自己，知道了我的局限和几乎我的所有弱点。我对于人的认识就不那么深了，因为我的好奇心在于他们的命运而不是他们的反应，命运的重复是经常的。我至少知道他们是活着的，如果我们不能否定自私的话，应该试图变得开明。享受自我是不可能的，这我知道，尽管我有巨大的才能来享受自我。我不知道孤独是否存在，如果它存在的话，人们到时候应该有权利像向往天堂一样地向往它。我像大家一样，有时候向往它。但是两个平静的天使总是不让我进去，一个呈现出朋友的面孔，另一个则是敌人的嘴脸。是的，我知道这一切，我也知道或者差不多知道爱的代价是什么。然而，对于生活本身，我所知道的不会多于《反与正》笨拙地说出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