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事情，当你身处局外的时候，你会自以为非常简单，所以我们中的多数人天天指点江山，批评这个无能，骂那个做得不对，感觉自己把握了全部真理，参透了全部政治、历史与人生。可是，当你进入局中，亲自来做这件事的时候，才发现原来事情是这么难。
唐代魏征在谏太宗皇帝的《十渐不克终疏》中说道：“非知之难，行之惟难；非行之难，终之斯难。”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知道一件事并不难，难的是去做这件事。做这件事也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把这件事很好地做完，有始有终。
袁世凯的职务变了，不是从前的营官了，这才发现朝鲜半岛国内政治力量的争权夺利和国外势力进入之后的钩心斗角，远远超过了他的预想，难度系数陡然提升。
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
不过袁世凯是一个不怕挑战的人，困难越大，自己的才能越会得到充分激发。
本来朝鲜的离心力已经很强了，以前也从没有过监国似的清国官员，加上袁世凯没有真正当过政府中的行政官员，他对诸多事务的过问，比婆婆问得还细，这让朝鲜高层很不适应。
在朝鲜国内，袁世凯看不上朝鲜国王，因此，国王与袁世凯的关系也不好；大院君与闵妃的矛盾是由来已久的，袁世凯表面是调停，实则拉偏架，偏袒大院君，所以闵妃集团也对袁世凯不满。这些就加快了闵妃集团与俄国勾结的步伐。
在国际方面，日俄都想染指朝鲜，以扩大他们在朝的利益。
日本看清廷设袁世凯监国一事，又让清廷占了先机，无奈只得一面暗中准备侵略，一面明里修好，争取国际舆论。日本方面于是电告清政府，让袁世凯访问日本，以商量和平事宜。袁世凯抵东京后，伊藤博文等劝袁世凯勿伤害朝鲜主权，要助其自强自立，袁世凯不为所动。虽然原则问题是坚持了，却没想到日本人在此中打的舆论战。国际宣传方面，对日本很是有利。
同时，俄国加快了与朝暗中往来的进程，朝鲜则秘请俄国出兵保护。俄国久欲寻找东方出海口，大喜过望。不料此事被袁世凯得知。
袁世凯一面与李鸿章通电，秘密做好运兵准备，一面趁着朝鲜国王尚未正式发文向俄求助，诘问朝鲜国王。国王见事已败漏，只得把责任推给他人，处理了几位大臣了事。
朝鲜局势稍稍稳定下来。
朝、日、俄三方，对袁世凯是又恨又怕。
此人不除，“好”事难成。
去与留
朝鲜主动出招了。
朝鲜国王派出徐相雨带国书来到北洋大臣和总理衙门处辩诬，说是与俄国并无相互往来之事，都是袁世凯听信小人之言，胡编乱造出来的。徐相雨又咬牙切齿地陈说袁世凯平日在朝鲜的跋扈之状，请总理衙门撤换袁世凯，以维护两国友好关系：
这个年轻人在朝鲜，大事小情啥都管，弄得我们没法办公了，请天朝上国看在我们多年交往的情分上，撤换掉这个人吧。
幸亏袁世凯的内线、亲清派的闵泳翊把朝鲜想致沙俄的盖印公文偷出，送给了袁世凯，袁世凯又转给了李鸿章。人证物证俱在，使朝鲜不敢再无理取闹，朝廷遂各打二十大板，又让李鸿章训诫了袁世凯的处事毛躁，事情得以平息。闵泳翊在朝鲜国内也待不下去了，跑到了天津。
按下葫芦起来瓢，没有做成生意的沙俄，对袁世凯恨得牙根儿直痒痒：谁断了我的财路，我就要断了他的生路。
沙俄知道袁世凯是李鸿章的亲信，如果没有强力的国际干涉，显然不能达到让袁世凯离开朝鲜的目的。
沙俄利用各国公使对袁世凯在朝鲜所作所为的不满，唆使各国公使开会，推举美国公使报告美国政府，让其电达清廷。恰好这时又发生一件对袁世凯不利的事，闵泳翊逃到天津后，向李鸿章请求保护，李鸿章没太在意这件事，没重视，也没厚待，闵泳翊便怀恨在心，跑到英国，逢人就说，那封密函是袁世凯伪造的，欧洲报纸一片哗然。
那个时候，老美还是蛮实诚的，被人当枪使了还不知道，美国政府正式向清廷总理事务衙门诘问此事。
总理衙门立即致函李鸿章，要他重新物色人选，撤换袁世凯，回复美国公使照会。
李鸿章心知肚明，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极力为袁世凯开脱，并直接向总理衙门指出，美国此举，系受沙俄指使。沙俄之所以起劲地喊，是因为袁世凯的存在，让他们没能拿到想得的利益。
按照“凡是敌人赞成的我们就反对，凡是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的原则，袁世凯也绝对不能撤换，这恰恰说明袁世凯做得好，触到他们的痛处了。他们要是都高兴了，那肯定是损害了我们的利益，我们就该不高兴了。
李鸿章心里想，再者说了，这是我的人，你说换就换？打狗还得看主人呢，怎么给你个棒槌你当针，给你片云彩你还真要下雨是咋的？
沙俄看此计没有奏效，越发来劲儿鼓捣，把目光转向了英国。
当时有个英国人，朝鲜准备聘他当顾问，因为袁世凯的阻挠而没成，因此他对袁世凯也心怀怨恨。沙俄怂恿这个人回英国鼓动英国政府出面干涉。英国政府向清朝驻英公使交涉，驻英公使倒是没答应。
表面上乱哄哄的同时，沙俄加紧了与朝鲜勾结的步伐，加大了与袁世凯抗衡的力度，还想重新与朝鲜订立密约，准备在袁世凯驻朝三年期满时实行。不过，俄国公使不争气，事情做得并不利索，消息外泄了，连日本人都知道了，日本因此对沙俄大为不满。
说好了的，大家共同进退，利益共享，你怎么背着我们偷偷地搞小动作？
袁世凯吃了一次受人捏造的亏，这回学乖巧了，自己先不主动奏报，而是把消息放出去，经由在日、朝经商的西洋人四处流传，北京、上海的英文报纸也刊载了此事。
让你们主动来找我，不是我非得主动揽事儿。
果然，听到消息后，李鸿章命令袁世凯密查。
关于事情的真相，袁世凯早就备好了条陈。呈给李鸿章之后，他还趁机写了一封意味深长的密信。一面说沙俄确有此举，一面动情地陈述自己三年来的兢兢业业，却正是因为这样，才招致了朝、俄、日的怨恨，他们视自己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所以才屡次受到诬陷。那么，在这三年驻朝期满之时，您还是另派高明吧，我可不干这费力不讨好的事儿了。
李鸿章再一次向总理衙门保奏，说袁世凯是人才难得，出使四方，不辱君命，办事得宜，目前还没发现能有人可以替代得了他。总理衙门也不好拂了李大人的面子，你说行就行，加上李鸿章三番五次地保奏，于是仍留袁世凯为驻朝钦差大臣，加二品衔，赏以道员升用。
人可能真是要经风雨、见世面，才能使自己大大进步。经过此次波折，袁世凯的外交本领有了长足的进步，在外国公使面前，他已经变得更加圆滑乖巧了，管理才能也有了新的提高。
在朝鲜重新任事的时候，少了几分以前的急躁，多了几分在年轻人身上少见的沉稳。朝鲜不闹了，驻朝鲜的各国外交使节也和袁世凯有了正常的往来。
袁世凯在朝鲜期间，没有辜负他“总理交涉通商大臣”的头衔，一面鼓励华商来朝投资，使华商在朝超过了日商；一面设立商务机构，管理商业事务。同时又租轮船往返于仁川与上海之间，打破日本人对中朝商贸的垄断。
三十岁左右，他成了名满东洋的颇有影响的人物。
本来官员一般都是三年一个任期，干不好就被撤换，但袁世凯却干了三个任期。
只是，在这几年暂时的平静之后，更大的暴风雨就要来临。
经过了十年的力量积累，日本做好了侵略朝鲜和进攻大清的各项准备，只是在寻找一个合适的时机和借口，这个时机很快到来了。
袁世凯驻守朝鲜的日子，也即将走到尽头。
山雨欲来
袁世凯在朝鲜任职的最后几年，正是朝鲜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紧张的时候，这里面既有天灾，也有人祸。
1893年，朝鲜发生农民起义，很快遭到了镇压。
1894年，朝鲜发生了更大规模的起义，起义军在东学党人的领导下，很快席卷了全罗、忠清、庆尚三道，局面无法控制，朝鲜请求清政府出兵助剿。“东学”，是对抗西教之义，很像后来中国的义和团。
农民起义历来是非常悲哀的，就其本身来讲，无非是为了要口饭吃，能够活下来，或者是得到更公平一点儿的待遇。但是农民起义的结果，不是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被野心家当枪使，就是被别有用心之人蛊惑与利用，到头来，甚荒唐，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日本人等的就是这一天。
当时的袁世凯严重低估了日本人的野心，他在一线的信息判断有误，直接导致李鸿章做出的决策发生了重大的偏差。
因为《天津条约》约定，出兵必须要照会对方，袁世凯此时判断，日本人充其量也就是出兵保护其使馆而已，对后果的估计严重不足。于是，李鸿章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和总兵聂士成调济远、扬威二舰，率淮军1500人抵达朝鲜。同时，正式照会日本政府，我方已应朝方之请，出兵代剿。
从人数上看，清兵真是实心实意地来帮助朝鲜稳定局势的，而日本却不这么老实了。
“缺心眼子”同志遇上了“满脑鬼点子”先生。
日本虽然蛰伏了十年，但目光一刻也没离开朝鲜和大清，间谍的足迹踏遍了中朝的山山水水，收集情报之细致，准备战争之充分，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就连中国民间社会中普遍性的交通工具——驴车，都有详细的记载，驴长什么样，有什么特点，食量多大，脚力如何，能干多少活……今天的人看到当时的这些记载，在感觉有些好笑、不可思议的同时，更多的感觉是恐怖，让人毛骨悚然，日本人的精细程度，真是要命。这种感觉，就像是清朝被放在了日本的解剖台上，让人一刀一刀地剖开分析。
其实，日本人早就有组织地混入东学党内部，在起义队伍里四处煽风点火，野蛮攻击平民，唯恐天下不乱。而接到清国照会的日本，在派遣800人的先遣队之后，又迅速派海军陆战队8000人登陆仁川。
东洋战刀终于亮了出来。
中国人爱当官儿，不爱做具体事，日本间谍把清朝的国情、民情、军情了解得非常细致，而清政府对日本蓄谋已久的军事意图、军事动态和军事行动居然一无所知，只靠直觉来判断，这样的两支军队在战场上相遇，清政府想不败是根本不可能的。
到这个时候，袁世凯才发现，自己的判断是多么弱智。
在清军的帮助下，东学党起义很快被平息了。但是袁世凯也开始感觉到，这盘棋的残局，日本人要来收拾了。
面对黑压压的日军，用脚趾头都能想明白，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
小鬼子们张开血盆大口，要吞并朝鲜了。
清廷在朝鲜的兵力远不足与日军相抗，赶快，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外交手段进行斡旋。
他和李鸿章赶紧求助西方公使从中协调，要求两国履行《天津条约》，共同撤军，否则，各国在朝鲜的利益将受到重大损害。
多方努力之下，看到日本公使终于吐口，袁世凯松了一口气。其实，这正着了日本人的道。
日本的谈判，向来是为自己争取时间的大好机会。而清政府，为了表明自己的诚意，赶紧撤军回国，清廷却没想到，日本人不撤反增，至此，清政府在处理朝鲜事务方面便彻底处于被动和劣势了。
这次本来约定双方共同撤兵，但日本不履行条约，这在国际舆论上，是怎么处理的呢？首相伊藤博文和外相陆奥宗光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借口。
伊藤博文给清政府和各国公使的信中写道，本来呀，平定朝鲜之乱，我们两国应该共同撤兵，不过，这样总来救火也不是办法，必须想个一劳永逸的解决之道。为了让各国在朝的利益永不受侵害，因此就要改革朝鲜内政，调查财政，裁撤冗官，设置必要的警察兵力。
这个借口很要命，不管你清政府派兵不派兵，反正我方是来了，我们是为了朝鲜的长久和平稳定而来的。就像美国经常想把某些国家改造成他心目中的理想国一样，结果哪里也没改好，四处战火不断，人肉炸弹横飞。
我们杀人，是为了将来不杀人；我们“帮助”朝鲜，是为了将来不用帮他，自己就能自立。我们为了朝鲜半岛的永久和平，吃点亏、受点累，算什么呢？
这个时候，李鸿章也没办法了。虽然国内人不知道日本的实力，一片喊打的声音嗷嗷直叫，但李鸿章经常出访，他非常清楚地知道日本这十年来的飞速发展，他更清楚清政府内部这十年来官员的腐败堕落和骄奢淫逸。如果清军向朝鲜增兵对抗，只能是刺激日本调来更多的兵。双方一旦开战，清军的胜算不大。看来，只能依靠大国调停，先妥协一下度过危局。
但是，一切都为时已晚。
日本人决心已定。
嗜血魔刀已经出鞘，不见血怎么能收回？
清军主力退出后，袁世凯可以说是跟光杆司令差不多，他知道，日本人这次来真格的了，己方可能真的要完蛋了。
清朝援兵无望，日军步步紧逼，大炮已经对准了袁世凯办公的公署。大家都知道，大势去矣。
袁世凯知道日本人恨他，朝鲜人也不喜欢他，如果双方战事一开，自己则首当其冲，是诛杀对象。他就像一只困在动物园铁笼中的豹子，焦躁不安地走来走去，再三发电报请李鸿章准其回国，九天之内，连发六封电报，并说在这里徒受其辱，更将辱及国家的颜面。李鸿章在清朝国内战和不定的情况下，得知日军已冲进王宫，胁迫朝鲜发表声明，宣布朝鲜正式独立，废除与清朝的一切条约，终于同意袁世凯回国，只留唐绍仪看管探事。
袁世凯跑后十分钟，日军要抓他的人就赶来了，说明袁世凯虽然在判断日本人的开战决心方面有误，但在自身生命受到威胁时的本能反应还是蛮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