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严复评价康有为时写道：“轻举妄动，虑事不周。上负其君，下负其友。”这十六个字针针见血，评价得非常中肯。严复后来在与熊纯如通信时深有感触地说：“须知吾人所身受苦痛，其由于恶人者浅，而成于好人者深。”
好人，不一定能办成好事儿！
晚清刘鹗在其著名谴责小说《老残游记》第十四回更是直接指出：“天下大事，坏于奸臣者十之三四；坏于不通世故之君子者倒有十分之六七也。”
不会做事、轻举妄动的人，也会误国误民啊。
只是，我们多是考虑他们为国为民的赤诚之心，不忍加以指责罢了。
山东巡抚
1899年初，鉴于维新变法时期各派对新军的觊觎，荣禄莅临小站，表面上是对新军的表现极为满意，实际上是要正式收编新军。他向袁世凯说明，此次奉太后旨意，要以北洋新军为模型，组建一支崭新的军队。
不管怎么说，年轻小伙袁世凯组织练兵，国家以他的思路为样板，向全国推广，这也算是莫大的荣耀。
几天之后，全国劳动模范袁世凯及其幕僚规划了整军方案，一切以北洋新军为模范，共成五军，统称“武卫军”，下辖武卫前军、武卫后军、武卫左军、武卫右军、武卫中军。荣禄担任武卫军的统帅并兼统武卫中军，以马玉昆统武卫前军，聂士成统武卫左军，袁世凯统武卫右军，董福祥统武卫后军，每军九千余人。武卫右军即由新建陆军改编而成，是武卫军中最完整、最精锐的部队。这样，既把新军纳入作战序列，又把权力收归中央。
武卫军成立后，袁常往来北京和天津，他的圣眷日隆，慈禧特赏他在西苑门内骑马和乘坐拖船，这些特权都是对一个大臣的无比殊荣。
既然袁世凯是“自己人”，在政治斗争的关键时刻，又表现出了很强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有绝对忠诚的政治素质，大事不糊涂，那也该考虑加官晋爵了吧。
此刻，发生在山东的义和团运动恰好给了袁世凯一个在政坛上施展拳脚的机会和舞台。
19世纪末，当列强侵略中国逐渐加深，传教士深入中国农村传教时，与民间的矛盾也日渐加深，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已经达到极点，逐渐形成了自发的抵抗外国侵略的群众性组织，这其中以义和团最为出名。
义和团发源于山东，他们以“扶清灭洋”为口号，官府屡次镇压都不见效果，李秉衡、张汝梅两任巡抚相继为此丢官，义和团的队伍反而越来越壮大。义和团经常与洋鬼子、假洋鬼子、教民教众等发生冲突，影响了帝国主义在华利益的拓展，引起了英、美等国的强烈不满。
为了稳定国内局势，也为了平息洋人的不满情绪，1899年12月，清政府以“才堪大用”任命在戊戌变法中立功的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即山东省长。
这次朝廷让袁世凯到山东当省长，兼代解决义和团问题，且让袁世凯带自己的原班人马武卫右军一起前往山东。
袁世凯小时候，从家乡河南项城来到外面的世界，看到的第一个大城市，就是山东济南，当时是因为养父任济南市长。而这回，袁世凯却是以山东省的最高行政长官身份重回这里，他下决心要做出点儿名堂来，一展平生之志。
处置农民运动，历来都是一件比较棘手的事情。
手软了吧，说你处置不力，没有魄力，撤职；手段狠了吧，说你没人性，像曾国藩就因为忠实执行朝廷命令而背上个曾剃头的“美名”。岳飞元帅也因为落实上级指示精神落了个“镇压”钟相、杨么起义的不光彩名声；如果不是天不假年，林则徐在赶赴镇压广西天地会起义的路上逝世了，在历史上可能就多了污点。
袁世凯到山东后，本着“治乱世须用重典”的原则，对义和团采取高压政策，禁止人们参与义和团活动，“凡有练拳及赞助拳厂者杀无赦”，“父兄纵听子弟学习邪拳，除将子弟正法外，该父兄拿获监禁三年”。同时命令手下大将张勋、曹锟、孟恩远等在山东境内追捕拳民，快刀斩乱麻式地解决问题。这些鹰犬们干别的活不行，打老百姓的本事确实是狗撵鸭子——呱呱叫的，他们使用当时清朝最先进的武器装备，有时甚至用大炮血洗村庄。义和团根本无法与之抗衡，只得纷纷向河北、山西发展。
在镇压义和团过程中，袁世凯的治理整顿经验逐渐成熟。他杀了一顿，又改变战术，充分发挥了他的心思灵活的特点，那就是后来中国民间流行的驱麻雀战术，一边杀，一边赶，杀是震慑，赶是目的；或者运用“围三缺一”战术，让你往别处跑，自己的领地清净了，别人那里开始闹腾了。既没有做绝，又在朝廷中博得了“能吏”的美名。
不过，袁世凯心里也很清楚，自己不能做赔本买卖。他一面追捕义和团，一面向朝廷上奏说明自己的“困难”，请求扩军。朝廷正用得着鹰犬捕猎，自然是点头恩准。这样，到了1900年6月左右，袁世凯的兵已经达到了当初新建陆军时的两倍多，成了一支举足轻重的军事力量。
山东省内，一时间得以安稳下来。
袁世凯在山东的政绩，有可圈可点之处。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他把义和团驱赶到别的省闹去，这样就更显出山东的平静了。
义和团本来是齐鲁大地的专利，这回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地区也热闹起来了，袁世凯在使“义和团经验”向全国普及推广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要不然，整天看京剧的慈禧老太太，怎么能有机会看到用拳民来与洋鬼子打仗这一精彩戏剧呢？
袁世凯维护西方传教士的利益，不让人攻击教堂和教民，让西洋各国刮目相看，山东境内的社会和经济得以顺利发展。
别看袁世凯本人不怎么读书，但他非常重视教育。在山东期间，他大兴教育，著名的山东大学堂，就是袁世凯在巡抚任上开办的。这是国内第二所大学，在山东大学建校时袁世凯说：“国势强弱在于人才，人才之盛衰源于学校，人才为立国之本，而学校又是人才必出之途。”
而唐绍仪，仍然是紧跟袁世凯，袁世凯任命他为山东大学的第一任校长，时称管理总办。
不过，袁世凯身边风平浪静的日子毕竟是很少的，仿佛是命中注定了他要在奋斗的道路上不停地打拼，并指引他走向一个未知的远方。
正如网上有句很形象却很有哲理的话：
生活就像是一场俄罗斯方块的游戏，不停地有那些不规则的事件突如其来地掉下来，你得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判断应该把它们放在哪里；最糟糕的时候，是还没想好放哪里，麻烦又接踵而至了。
袁世凯经历了小站练兵的波折、戊戌变法的站队之后，对付义和团又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正当他为自己的手腕洋洋得意之时，京城又发生了一件天大的事。而这件大事的发生，让袁世凯在危险中意外地得到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这件惊天大事，就是大清国与八个帝国主义国家宣战了！
老太太和十一个壮小伙决斗
李鸿章因签订中日《马关条约》遭到辱骂，替最高统治者的决策失误背了黑锅，受到一段时间冷处理，担任了“总理衙门行走”——外交部的一个闲职。而此时法国在越南一带也不安分，李鸿章于是被慈禧放到两广，既是躲开舆论的旋涡，也是为大清镇守南大门。
这件事对李鸿章本人来说是个好事，至少是躲开了戊戌变法这次风浪，既不用费力站队，也不用挨后人的骂，杀人的事肯定与他无关。
但对朝廷来说，这就是个不好的事了。李鸿章就任两广总督后，朝中的开明大臣没了领头的，而太后身边则被一群不明时势的顽固守旧大臣包围着，所以当发生大事的时候，已经没有明白人给出谋划策了，大事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
维新变法后，慈禧太后看见光绪皇帝已经不听自己招呼，还想置自己于死地，她就想再立新帝。可是，当她悄悄地征求诸臣意见的时候，除朝中的顽固派支持外，在外的封疆大吏，尤其是东南督抚居然一致反对。执掌兵权的湘军统帅、赫赫有名的两江总督刘坤一大人直接回电：“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难防。”这句话极有力量，慈禧不敢惹起众人反对。
不过慈禧仍不甘心，她又放出风来，说光绪帝病危。各国公使们可不想清国太乱，这样对他们国家在中国的投资非常不利，加上老外心实，于是一起谒见庆亲王奕劻，要求派一位医道很高的法国医生来给皇帝看病。慈禧虽然不允，但架不住外国公使的一再要求，于是就同意了医生入宫诊治。
结果，这位法国医生说，皇帝很健康，哪有病啊？
慈禧太后极为不满。
老太太遍邀各国公使夫人，说明了自己的难处和想法，希望各国公使能够帮忙，结果各国公使根本不听这套。
慈禧太后一直对洋人怄着一肚子气，“眼中钉”康有为是英国人救跑的，“肉中刺”梁启超是日本人救跑的，这简直就是在跟自己过不去。
更可恨的是，梁启超到日本后，在横滨办起了《清议报》，用他那饱蘸深情的如椽大笔写出一篇又一篇精彩的文章，而清廷这帮只会巴结老太太的肥头大耳的官僚，加起来也骂不过梁启超一个人。慈禧太后恼羞成怒却又鞭长莫及，与日本交涉，遭到日本的断然拒绝。
鬼子们巴不得中国乱成一锅粥才好呢，他们可以直接拿勺舀着喝。
慈禧太后气得直骂：这群不知深浅的洋鬼子太可恨，非给他们点儿颜色看看不可。
1900年初，被长期软禁在四面环水、阴气甚重的瀛台里的光绪皇帝突然间真的生病了。
就在慈禧又为皇帝的去留而左右为难、摇摆不定的时候，她的亲信荣禄认为：光绪皇帝一直为西方各国所青睐，主张变法，与西方接轨，被视作开明之主，这正是西方各国公使一直比较欣赏光绪皇帝的原因之所在。废了他很容易，但是与西方各国的关系可能大受影响。
慈禧太后终于打消了废黜光绪的念头，但她采取了折中的办法，决定另立储君，稳扎稳打，步步为营。
这样，清廷于1900年1月24日召开王公大臣会议，立端王载漪之子溥隽为储君。
端王载漪本是个庸碌无能之徒，只因为他的老婆是慈禧的侄女，时常陪着太后出游，深受宠爱。而他为人虽鲁莽，却极怕慈禧，每次见到慈禧时都汗流浃背，这被慈禧认作是忠厚可靠的表现。亲戚加亲信，慈禧选中了载漪之子溥隽为皇储。
在皇权时代，皇储不能轻易立，除非老皇帝感觉自己真的不行了，才会考虑接班人的问题。而光绪皇帝刚三十岁，给这样年轻的皇帝立个皇储，明摆着就是有人释放政治信号要取而代之了。
光绪皇帝主张变法，励精图治，在民间深得人心。立皇储的消息传出，老百姓也不干了，在那个专制的年代，为皇帝请愿的各地代表居然络绎不绝。
慈禧太后大为恼火。
而另一边呢，载漪在儿子被立为储君后，心情高兴极了，命人摆好茶点，以备西方各国使节前来祝贺。可是等了三天三夜，一个洋人的影子都没有，载漪颜面尽失，恼羞成怒，与洋人自此不共戴天。
载漪四处打听，有没有武林高手，招来好替他杀洋鬼子，这时，有人告诉他，有股力量叫“义和团”，金钟罩，铁布衫，踏雪无痕，铁掌水上漂，可以试试看。
抱着这个态度，载漪接近义和团，被义和团刀枪不入的神技给惊呆了。载漪、徐桐、刚毅等保守派大臣欣喜若狂，有这样的神兵神将，以前却不知道，这要是用好了，对外可以打败洋人，一雪国耻，对内可以扶持溥隽登基，实现载漪为天子父、徐桐为天子师、刚毅为中兴臣的梦想。
他们几人开始轮番在慈禧太后耳边吹嘘义和团的神通广大，老太太耳根渐软。慈禧太后在颐和园看京剧的时候，有些大臣投其所好，把义和团里武功高强者引到戏班里，当场表演他们的神功、刀枪不入之术，把老太太唬得一愣一愣的，也逐渐萌生了利用拳民抵御外侮的想法。
自朝中权贵目光瞄准义和团之日起，义和团便开始自由地出入北京城和天津城，有时也被某些官员带进带出皇宫。
这样，民间的仇洋情绪和最高统治者的仇洋情绪渐渐汇聚到一块儿，中国的大地上又要发生大事儿了。李鸿章这样的开明大臣不在身边，大清这列渐渐偏离轨道的列车，就再也没有人来踩刹车了。
1900年4月中旬，涞水拳民烧毁保定铁路。5月，京城的拳民开始毁教堂、杀教民，并且烧毁了正阳门。不仅如此，北京、天津、直隶境内的电线、铁路、电杆等都被认为是“妖物”，全部砍毁，洋人的玩意儿一个都不留，一律烧，砸。
各国发出照会，要求清国必须妥善解决，如若不然，将会派兵保护本国利益。
5月下旬，慈禧召开御前会议，商讨解决时局的办法。大臣中一派主张围剿义和团，另一派却认为这样会失去人心。慈禧太后本人也认为人心可用。
鉴于义和团的发展及其对外国势力的排斥，列强于5月28日提出，要派出“使馆卫队”进入北京。清政府先是拒绝，后被迫于31日同意。
列强在向北京派兵的过程中，遭到义和团的抵抗。6月5日和6日，清政府先后派出赵舒翘和刚毅等人去考察抵抗情况，结果刚毅等人的态度是“力言拳民可恃”。于是，政府中的大多数官员利用民团抵抗外侮的决心，已酝酿成熟。
6月10日，列强不顾清政府的阻拦，正式组建八国联军，准备从天津向北京强行进军。
不过，这个时候，荣禄还是比较清醒的。荣禄这个人不是民间传说的那样顽固不化，你看他在袁世凯小站练兵的时候，视察新军，本想查办袁世凯，却起了爱才之心，力保下来；慈禧太后想废光绪的时候，他也是冷静委婉地劝告。对于义和团，荣禄是不信的，他更不希望与列国开战，在正常情况下，他也有能力劝得住慈禧太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