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用数学方法测算六合彩的获奖概率且十测九中！他由于参与不同性质的赌博而被开除。幸好，他的家庭在北京有很多关系，所以才趁当时不那么规范的用人制度进入了我们学校。他的脾气很大，常常对有些死脑筋的学生出言不逊。我们询问过许多上他课的学生，据说他的到来会让一些学生唯恐躲避不及。但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他是个早期夭折的天才案例。虽然在本科的两年中就发表过三篇相当具有启发性的论文，但道德污点让他背上了社会压力。只有少数人，那些对数学特别具有感受力的学生，才称赞这个老师的到来能让教室充满深邃的灵光。这说明什么？我想他在数学上确实可称天才。”
“你们不会让他通过赌博去寻找学院的未来吧？”这么半天，我第一次感到忍无可忍。
“您真的是非常敏锐。我们当时应该更多咨询您才对。让我继续刚才的话题。在发现陈戈文仍然在概率方面有着跟其他人不同的数学感觉时，我们就期待为他寻找一个回到科研领域且能继续前进的道路。如果说对六合彩结果的猜想是未来预测的一种，那么未来学领域中如此多的领域，比如天气预报、空气污染预报、甚至地震预报，难道就没有他所能参与的工作吗？”
“我至今仍然记得我跟他讨论未来发展的那次谈话。我是直截了当的。我告诉他我们整个学校都处于危机之中。而要拯救这种危机，我们必须在学科发展上加强力度，要做到不是简单地超越联合大学的诸多分校，而是要能在全国领先，甚至世界领先。”
“他当即就说我疯了。有些学者的政治敏锐性比我们这些搞管理的人强许多倍。他当场就回答说，他不会帮我们任何忙。因为我们都是为了自己，为了保住位置。”
“您猜我当时说的什么？我现在还能清楚记得，我说：我不跟你争这些。政治的东西你我都是门外汉。我们都是搞业务出身，如果一个领导突然站在我身后说，提你的条件吧，任何条件我都答应你。那时候我决不会像你这么讲话。”
他停下来看了我很久。然后好像明白了我的意思。
“好吧，就当太阳从西面出来了。我在这里教书已经腻透了。我跟傻瓜泡在一起的时间已经太久了，我确实想做点新的玩意出来。”
“你说吧？你需要什么条件？”
“我已经不太做概率研究了，我转了方向。当前，我最感兴趣的是用电脑证明数学定理。”
“那么，你是需要买更好的电脑？”
“只是需要更好的软件。我们的硬件跟国外的不相上下，但专业软件不行。你知道中科院的吴文俊吗？他这几年做了大量的机器证明定理的工作。我其实比他的方法更好，更重要的是，我发现这个工作能把许多不同的内容联系起来。”
“买软件大致要多少钱？”
“我想要一百万人民币。”
……
“在2000年前后，一百万人民币是个什么概念，您是知道的。”
高士兵抬起眼睛看着我，“我们没有那么多钱给他，但我们必须找到这些钱！”
5
吴老师，我尊敬您是从事教育领导力研究的学者。但我想您的实际经验很少。抱歉请您讲座前我找您要过简历，知道您从心理学系一毕业，就在大学教授管理学。现实生活中的管理跟您所教授的那种，可能完全不同。现实永远不会按照教科书一样按照规定情节发展，有时候，它会超越教科书所展示的底线。
让我们回到那个轰轰烈烈的拯救学校的运动，回到我们把全校师生动员起来的日子，我们克服了人员之间的矛盾，共同为生存而搏击，主动出招，在应对难题过程中变得更加具有战斗力。虽然在坚持自救的校长和试图寻找上级支持的书记之间仍然存在着矛盾，但大家都知道，只有学校自身的完善，自救和拯救才能到来。因此，各种矛盾在这样的时刻全面减弱了，书记虽然仍然指点着他自己的团队做着外部努力，但也乐于支持内部改造的诸般活动。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领导班子分解成几个不同的小组。我作为负责人事和科研工作的副校长，自然主要领导人事处和科研处。我把两个处室的办公相互协调，对选定的七名教师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了解，并期待给他们创造最好的条件，让他们的创新力全部发挥出来。
吴老师，我是个中文系出身的教师。在这种工科学校中只是讲讲语言和写作的公共课，能当上副校长，纯粹得益于我多年不断地丰富自己。终生学习是这个时代的人生存的必要能力。您写的有关教育领导的书我全都读过，还有世界各大学校长年会的一些访谈和发言，我也常常认真领会。不但如此，由于主管科研和人事，我还会阅读比尔·盖茨、乔布斯等人的传记，阅读贝尔实验室、罗马俱乐部等组织的发展历程。对科研工作者的一些专门访谈，我也会抽时间关注。
我记得杨振宁仍然在美国长岛的时候，曾经作为纽约大学石溪分校教授接受过电视台访问，他当时说他做的每一项创造性工作，其实核心的时间都不会超过三天！一旦你对某个题目感兴趣，有了思路，在三天中灵感将带着你走到最远的地方。在三天里他会形成一个问题答案，并对这种推测性的答案进行计算验证。科学工作者很相信他们的直觉，而他们的估算能力也很强，三天时间便能看到一个路径是否光明。如果三天做不出成果或被验证为彻底错误，他会转到其他思路上。其实，在管理学中也有所谓的80/20原则。人们做的最有价值的事情中的80%，是用20%的时间完成的。现在，我们有信心在一个较短的时间中为我们选定的创新专家创造出最好的工作条件。我们通过快速访谈、接触，甚至简单的心理测验给他们寻找最合适的助手，让他们的学术活力能恰到好处地传达给同事甚至学生。通过这样的方法，我们期待能像滚雪球一样地把团队带大。举个例子。在工程制造专业我们给一位专家选定量子力学、扫描成像、材料科学等三个不同方向的助手，这使他多年期待完成的一项突破性的立体成型技术很快实现。您知道，所谓立体成型，就是今天所说的3D打印。这个技术到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才逐渐成熟。而我们至少比国际先进水平要早上十年。我们的另一个教师，是马哲教研室的。你无法相信吧，这个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竟然能成为我们未来竞争力的首选带头人之一。天体物理行当的人多数其实是数学家，只有在纸上分析出宇宙的隐秘他们才转而去寻找观测数据进行证明。选定他到我们这个大学来教书，原因是多方面的，他是强调素质教育运动的时候被请来教天体物理的，但由于我们这个学校是工科为主，多数学生只选跟未来工作接近的课程，他常年工作量不满，只好靠开设自然辩证法必修课为生。不过，在业余时间里，他仍然醉心白洞和虫洞物理的研究，且在学界小有名气，只是过去囿于我们学校的工科性质，他的成就很少被广泛认知。现在，在彻底放开不再管上级怎么要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觉得只要能给他们条件，说不定真能出现具有世界意义的成果。
以科研带动学校的发展，不是说我们放弃对学生的培养。教学仍然是高校教师的主业，但我们必须改革课程。除了基础课以外，我们把大量的专业课从大课堂讲授改为研究型的课题小组课堂。学校里WORKSHOP（工作坊）和SEMINAR（讨论课）流行，学生成长也变得出奇迅速。一些围绕带头人的本科学生，竟然逐渐进入到他们的团队之中，成为了科研的得力助手甚至学术主力，这在过去简直不可想象。
书记在外面拉关系的团队四处碰壁，为了掩盖他的窘态，他转而把团队从上级主管单位转向企业，争取横向联合和土地创收，这倒为我们在同类大学中获取了更多资源。不瞒您说，我们真的搞到了数学家要求的一百万人民币。由于只有他才真正懂得购买什么样的软件，所以，我们把用钱的决策权也交给了他。
但这一切，却为我们酿成了大祸。
6
我们真的在短期内给他攒足了所需要的一百万人民币。这些钱是我们通过一些项目置换获得的。例如，我们把学校内部相当于一个篮球场的一片地跟相关企业合作开发，企业投入进行楼房改建和未来使用，而我们会在改建的楼房中占据三层。整个楼房的产权将在五十年之后回归学校，无论那时候楼房在还是不在。这种土地置换的方法在多数学校都在采用，前提是不会影响到正常教学秩序和未来发展。跟企业的合作主要是办学跟生产科研上的一体化。我们的学生到他们那里实习，他们的一些产品开发项目给我们设计。一些大企业真的很有钱，我们从他们的支持中获益匪浅。
总而言之，我们用土地租让和校企结合的方式获得的部分资金，对每一个有潜力的教师都进行了投入。对天体物理方向，我们给他提供了最好的电脑系统，还相应改变了办公条件。冠冕堂皇地讲就算我们投入基础研究，但知道如何办学的人都会说，你们的基础难道要从宇宙大爆炸开始？对立体成型方向，我们考虑应该帮助他做更先进的立体成型机。我们发现国外的研究都集中在如何处理塑料、金属等现有材料，设法将它们固塑成型，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如何通过远程方式进行一种超距离无机打印。换言之，我们想制作出像电影《星际迷航》中的那种物质传递机。这项工作投入了将近一千万。当然是在2000年前后的价值币值和通货膨胀率下的投入。最后，对用电脑证明数学定理，按照跟教师的协商，决定真给他一百万用于软件购买。
但正是这一百万，让我们陷入了绝境。
我至今仍然记得那个十一月的晚上，天跟今天一样寒冷。怎么我们的苦难都发生在这种寒暖交替的时候？我收到会计的一个紧急电话。“高校长吗？您在哪里？您快点来吧！我们账户上的那一百万已经被人在澳门提现了！”
“澳门？”
我的脑子轰的一下子。
对于多数中国人来讲，澳门相当于美国的拉斯维加斯、大西洋城、雷诺，是欧洲的摩纳哥，那里是博彩业的中心谁都知道。我们的钱在澳门被提现，说明我们的人正在澳门。而几天之前，陈戈文确实办好了特区证和港澳台通行证，说是要到香港去购买他所需要的软件。
一切的一切，都在那一刻发生了。
我们的推论顺理成章。我们委派了一个曾经因为赌博而被开除学籍的人。他大肆在赌场应用概率统计。但是，谁都知道，再好的赌徒也有失手。一朝你陷入其中，早晚会获得应有的报应。
眩晕。
为了拯救仍然在生死线上苦苦挣扎着的五百多名教师和学校的未来，我们孤注一掷地寻找着天才，我们的目标只是期待自己的学校建设成为一个没人能取代的特别的教育机构。到今天为止，我们的路子都是对的。我们至少让整个学校像一个新的有机体一样运转了起来。而且，多数教师都转而对我们的努力抱起期待。我们的书记甚至在设想当前的状况可能是他未来提升的敲门砖这样的事情。
但是，来自澳门的消息给了我当头一棒。
在那个寒冷的晚上，我只有一个念头，要立刻赶到澳门，要在他还没来得及出手下注之前阻止他，取回我们错误的投注，取回原本希望用来打通未来的资产。
7
温暖的南国。天空中下着细雨。
空气中有某种甜腻的滋味。
澳门是个纸醉金迷的地方吗？
至少对许多中国人来讲，这里充满了神秘。谎言和想象力包围着这座城市，也挑逗着人们的探索欲望。
这时候我们才发现，陈戈文从到达特区就没再打开过手提电话。我们不知道他是哪一天从香港转向澳门的，也不知道他在这里待了几天。
但我们相信，只要一个赌场一个赌场地寻找，我们一定会找到他。
好在澳门的赌场本来就不多，如果是拉斯维加斯，那我们的希望将彻底破灭。我和亲自出马的人事处与财经处主任三个人决定从大到小逐个搜索。于是，威尼斯人赌场成为了我们第一个全面搜索的目标。傍晚，度过了白天冷落期的巨型赌场中的投机气氛正在升温。我们进入金碧辉煌的大厅，开始四处逡巡。
我一直在想，一百万这么个资本量，对学校发展来讲不算多，但对一个赌徒来讲，到底算多算少呢？这一百万元能让他进入大户室吗？我知道每天来自东南亚甚至其他大洲的赌徒的单比投注都大大超过这个数字。但手拿一百万的人会去一下下地拉动老虎机吗？这么做，结果的出现是否太过缓慢？如果上述两个可能都不会出现，那么他一定是选择中等赌注的赌法，而且，一定要特别能够符合概率原理。
之所以仍然抱着微弱的信心，相信自己能够找到这个卷款潜逃者，是因为我相信作为数学家的陈戈文在赌博中一定不是把利益获取当成最重要的目标。少年班多年来培养出的那种争强好胜、想证明自己存在的冲动才是他的主导意识。由于多年来他一直被驱逐于数学科研之外，他的生活中也没有任何可以炫耀的地方，那赌场上的某种胜利，就将成为他存在的自我证明。
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尽量在公平性和概率论原理作用较强的赌台周围转悠。而那些纯粹没有理性的游戏，我们会一带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