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在工作中，杨以山还托我找刘伯承元帅帮过一点小忙，当我对接刘伯承元帅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时，对方表现得相当客气。我终于懂了，他们的这种友谊、这种感情，我们这一代人是无法理解的。他们的真诚，可以真诚到骨子里，可以真诚到血液里，是半分都不掺假的，说是“对你好”，就会一生一世巴心巴肝地对你好。
在我眼中，杨以山将军是个天生聪明的人，虽然没有文化，但好些地方比文化人还聪明。他10多岁时给地主当长工，地主婆吃鸡肉，刻薄寡恩，连鸡骨头都不给他吃。但杨以山想吃啊，一个小孩，正在长身体，看到油汪汪的鸡，清口水吞个不停，那怎么办呢？
聪明的杨以山想到了一个绝妙的办法。有天半夜，杨以山偷偷把鸡笼子里的鸡弄了一只，到附近的半山上用柴火烧来吃。狼吞虎咽地吃完回来，他打了一个大大的饱嗝，就开始学黄鼠狼的声音，惟妙惟肖地叫了又叫，又学鸡的声音，惊慌失措地叫了又叫。地主婆屋里的灯亮了，她睁开眼睛问外面在干啥，杨以山就大声回答，黄鼠狼吃鸡了！黄鼠狼吃鸡了！他的喊声高亢又凄厉，好像刚刚和黄鼠狼搏斗了一番。既然鸡是被黄鼠狼拖走的，地主婆自然无话好说。
地主经常让杨以山挑一担重重的柴火去小镇上卖。本来杨以山身材矮小，只有1.65米左右，但挑的柴火很重，犹如一座小山压在肩上，每走一步都十分吃力。杨以山不想得罪地主，只好先忍着累，大口喘气，慢慢走路。走了一段路，见地主已不在视线范围了，就抽出一些柴火扔掉，然后“轻装上阵”地去赶集。如果返回来地主问他，今天怎么才卖这么一点钱？杨以山就低头回答，今天小镇集市上买柴火的人很少，卖不出去，只能卖这么一点钱。看他矮矮小小战战兢兢的样子，地主也就不再追究。
后来红军来了，但红军没有钱，没有银圆。杨以山知道红军是帮穷苦人的，是他的亲弟兄，他就跑去悄悄告诉红军：“我们东家有银圆呢，银圆罐子就埋在门口的青石板底下，你们来几个人，晚上去挖就行了！”
得到杨以山的报告后，红军就拿走了地主的银圆，杨以山也没有办法再待下去，便跟着红军闹革命了。当时杨以山个子还没有步枪高，就只能背一把大刀走上了长征之路和革命之路。
杨以山是个天生就会动脑子、有着无数“聪明念头”的人。比如下部队吧，有时我们一起下象棋，他下得不好，我比他棋高一着，但因为他又特别喜欢下，我就经常故意输给他，他每次赢了都手舞足蹈地很高兴。但遇到和其他首长下棋时，他就很聪明地不出面，非指派我去下。如果赢了，他就说，我可比晓康还厉害，今天只是派出晓康来，就大赢特赢，如果老将出马，那更加不得了！如果我输了，他又有另外一套说法，说我是他的徒弟，学艺不精，如果换了师傅出马，哪里还有不赢的道理？反正，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他都是对的，都能占上风，这点就让我特别佩服，觉得杨以山特别聪明。他的这些小绝招，也开启了我另一种思维方式，让我也学着从不同角度分析问题，竟然真的都能找到强有力的“利己证据”。
到基层检查工作时，杨以山常跟我讲，老红军长征太辛苦了，军委邓小平主席都说过，老红军下部队可以加一个菜。邓小平主席的这一句话，他记得很清楚，走到哪里都要提醒我，但他从来不对别人说，全是由我“幕后”来安排。
加的这一个菜，就成了要操心的一道菜。幸好，每次杨将军都吃得很满意，大赞其可口。每次吃饭结束，他都很客气地去厨房后面看望做菜的大师傅，感谢他们加了这样一个菜。
有时我想啊，当年老红军们打江山有多难、牺牲有多大，但加一个菜都要军委主席发话，而且自己还不敢说、不好说，要叫秘书去办，确实不容易。
第四节 王焕如将军托我买股票
接下来，我给开国少将、原成都军区政治部主任王焕如当秘书。
王焕如，1916年出生，陕西省长安县（今西安市长安区）人。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了临清、邯郸、老庄、南乐等战役，解放战争时期参加过长衡、临汾、冀中等战役，随后参加了太原、宝鸡和成都等大中城市的军事接管工作，并担任军管会副主任。和平时期，担任解放军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成都军区政治部主任等职。2001年1月26日，王焕如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
在我给王焕如将军当秘书期间，有一次，按照要求，军队的每位党员干部都要重新填写一份入党的经过说明。王焕如当时叫我帮他填写。
入党证明人一栏，我问他：“入党证明人填谁？”
他淡淡地说：“填胡耀邦。”
我看了他一眼，有点吃惊，以为听错了。他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再来一句：“你看什么？就填胡耀邦。”
胡耀邦是中共中央的总书记，那么大的官，是咱首长的入党证明人，那时我就想，咱首长可真不简单啊！
王焕如首长身材高大，声音洪亮，陕西师范学校毕业，是个有文化的人。我随他到部队、军校去检查工作，他都非常仔细。战士的床铺、伙食，连早饭吃的什么泡菜他都要看，自己也要亲自尝一尝。王焕如为人处世十分低调，平易近人。他和许多陕西人一样，最喜欢吃豆腐乳，每餐必备。
最让我吃惊的是，王焕如将军也是一个具有超前投资意识的人。当中国开始发行股票时，离休后的他对股票产生了兴趣，那时我还觉得很奇怪，一个老红军、老政工干部，竟然对市场经济、虚拟经济不反感，还托我买1万股股票。当时我已经转业到了银行，但很惭愧，那时我还未真正涉足证券市场，也不是很懂股票，又怕股票亏损了，导致老首长心理承受不了，就没有给他买。其实，我们银行柜台也卖过原始股票。随后，股票又涨了不少，如果当时帮他购买了股票，1万元的股票能赚好几万元呢。
每次想起这些，就深感后悔，觉得对不起老首长，但这件事也给了我很大触动，不禁让我这个从事金融工作的人开始琢磨：股票到底是什么？它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和魔力？
现在想来，王焕如将军虽然算不上我投身证券市场的“领路人”，但至少是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的。
第五节 张太恒司令的幽默
我接下来被派给成都军区原司令员张太恒中将当秘书。
他们这一代将军，包括总参谋长傅全有、广州军区司令员陶伯钧等，都有各自独特的风采。特别是张太恒、傅全有，都是直接从野战集团军军长提拔到大军区正职的。说到张太恒中将，必须先说说傅全有上将。
这应该是巧合与偶然，我老岳父也姓傅。他们是一个大姓，同是山西人。后来听我老岳父讲，他们竟然还是一个村的。
傅全有当时是成都军区司令员，张太恒是副司令员，张太恒后来才担任成都军区司令员、济南军区司令员。那时，傅全有司令员所在的南京军区第一军刚从云南老山、者阴山打仗胜利而归。首长一路风尘，带着一纸任命匆匆而来。在成都军区大礼堂召开的新老班子交接大会上，傅全有司令员作了热情洋溢的就职发言。
傅全有的就职讲话，大气中有谦虚，言辞中肯，毫无高高在上的自矜感，老班子新班子都接受、都喜欢。作为一个历练多年的秘书，当时我就在想，这个讲话稿写得真好，出于“英雄重英雄”的情结，自然想见见傅全有司令员的秘书。
很快，我认识了沈伟光，原南京军区某军作训处参谋，后任成都军区司令员傅全有的专职秘书。沈伟光身材高大，而且年轻英俊，一表人才。每每沈伟光与傅全有司令员站在一起，那个气场就特别强大，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力量，深深地吸引了我。
我和沈伟光很投缘，他转业后担任过浙江省委书记的秘书、国务院特区办主任的秘书。后来，沈伟光成了一个了不起的人物，被尊称为“信息战之父”。
我爱人姓傅，也见过傅全有司令员。由于同姓，又同是山西老乡，傅司令员就称我爱人为“山西小老乡”。司令员每次见到我爱人都很高兴，也会展现其幽默风趣的一面。
傅司令员曾对我说，当时接到军委的命令，时间比较紧，军委同意可带秘书从南京到成都，当时正在犯愁带谁当秘书。因为按规定，军长没有专职秘书，只有大军区副职以上才能配备专职秘书。这时，傅全有司令员看见办公桌上有一份《解放军报》，一看，有一篇第一军作训参谋沈伟光的文章，便决定带沈伟光来成都军区。
所以实际上沈伟光并没有当秘书的经验，因而傅司令员希望我这个年纪不大的“老秘书”多带一下沈伟光。
想当初，我也只有20多岁，只比沈伟光大一两岁，只是我当秘书的时间要长一点，便荣升为沈伟光的“小老师”。
傅司令员让我带一带沈伟光，并不是出于偏爱，而是切实了解我的工作能力，对我放心，才做出的决定。
说起我和张太恒中将第一次见面，直到现在还记忆犹新。我是经由办公室主任安排，派给张太恒副司令员当专职秘书的。张副司令员没有一点架子，他是山东人，好相处，心直口快，有时也很幽默。
那一年，我正好准备结婚，之前我是单身军官，就一间住房，厕所、厨房都是公用。如果要结婚，一间房肯定不行，但军区住房又紧张，怎么办呢？我就把实际情况简单地向张副司令员作了一下汇报。没想到，张副司令员比我还着急，就好像我是他的儿子一样，儿子要结婚，没有房子怎么行？
他马上打电话给军区司令部营房管理局局长。由于当时张副司令员住的是军区招待所，属于临时过渡的性质，他就在电话里故作严肃地对营房管理局局长说：“唐秘书要结婚，没有房子，就结不成。你们如果不给分配房子，就让唐秘书在我这里结婚，就住这个招待所！”
首长虽然说的是一句幽默话，但把营房管理局局长吓坏了。营房管理局局长知道，在招待所结婚是不可能的。第二天，我的结婚住房就奇迹般地解决了，一室一厅。对此我非常感激张太恒中将。
再说一件趣事。
张副司令员准备去云南前线视察，我问首长：“带不带枪？”
张副司令员的回答很干脆：“不带！”
我带着几分担忧说：“带了比较安全，我们好保护您。”
他又玩起了冷幽默：“一般外出时，司令员都是走在前面，秘书、警卫员走在后面，如果你们两个小子走在我的后面，一不小心手枪走火，不是先把我打死吗？这才不安全。懂吗，唐秘书？”
一听这话，我差点笑出声来。这个大军区副司令员的冷幽默能让人把肚子都笑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