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二贝勒倒台，三贝勒莽古尔泰很是着急，感觉自己的末日要到了，因为他与皇太极面和心不和，穿不成一条裤裆子。据传说天命五年，大凌河之战中，受到刺激的莽古尔泰竟然拔刀要砍死皇太极。皇太极大怒，随即召开诸贝勒紧急会议，定下了莽古尔泰大不敬之罪，降职听用。受到摧残的莽古尔泰第二年去世，掌控的正蓝旗由交给德格类，其家族的灾难远远没有结束。崇德九年，德格类暴毙，太宗借冷僧机告发莽古尔泰与德格类、莽古济相互结盟，准备行动武装叛变，夺取汗王位置。经查实，皇太极顺势莽古尔泰势力肃清，其家族所掌控的正蓝旗被皇太极鲸吞，正蓝旗与正黄旗混编后，重新组成新的正黄旗、正蓝旗，并把正蓝旗交与长子豪格统领。豪格为了表示对父亲的效忠，杀死了妻子也就是莽古济的女儿。
在解决阿敏、莽古尔泰两大势力集团后，太宗全然忘记代善家族的拥立之功，全面打压。早在天聪九年，太宗借口代善与莽古济交往过密斥责其父子，指责其藐视汗位，诸贝勒提出免去代善大贝勒、削和硕贝勒以迎合皇太极，太宗只是罚银罚马了事。代善长子岳托曾是皇太极的亲信，文武全才，却成为太宗重点打击的对象。崇德元年，岳托受封成亲王，同年八月，岳托被指责包庇莽古尔泰、德格勒(岳托是莽古济的女婿)，从亲王降为贝勒。崇德二年八年，皇太极在校场让岳托举弓射箭，岳托不射，被降为贝子。崇德三年，清军南下，岳托被拜为扬威大将军，次年死于征战途中，追封为郡王。萨哈廉是代善三子，也是太宗亲信之一，崇德元年去世，追封颖亲王。皇太极借各种理由处罚萨哈廉的遗孀，或与功勋妻子产生矛盾，或去明朝边境进行贸易，承袭郡王的阿达礼大为不满。崇德六年，太宗的宸妃去世，阿达礼却吹拉弹唱，公开表示对太宗的不满。代善次子硕托与皇太极关系泛泛，在满洲贵族中资历颇深，曾为议政贝勒，却屡遭打击。阿敏放弃永平四城时，硕托苦苦相劝，依然被太宗免去爵位；崇德四年，太宗借口硕托僭越，降其为辅国公。至于代善本人，崇德二年因多选护卫被皇太极大加斥责，“阳为恭谨、阴怀异心”，代善心灰意冷，不再过问政务。兔死狐悲，随着阿敏、莽古尔泰的相继被废黜，加之储英、努尔哈赤等被圈禁而死的悲惨场景历历在目，代善颇识时务的主动提出不与皇太极共同端坐，就这样，后金王朝的主席台上四个座位变成了一个座位，皇太极终于实现了南面独尊。在此，我们真的很佩服代善这位二当家、二师兄，关键时刻，主动退位，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退一步海阔天空，没有几个人能够做到。这样，皇太极通过“和平”方式实现了汗权的至高无上，对于大金来说是个好事情。接着更大的好事情来了。
天聪九年（1635年）二月，元帝国正儿八经的后代林丹汗的妻子囊囊福晋、苏泰福晋、林丹汗的儿子额哲投降了后金，这个事标志性事件，至此蒙古部落臣服于后金，几百年不改变。因为都是少数民族，他们有共同的敌人大明王朝，导致他们合流到一起。当然，蒙古部落受到后金王朝不断征战，实力大减，四分五裂，缺乏整合者，林丹汗的老婆孩子为了生活被迫投降了皇太极。为了提高他们地位，额哲献上了元朝传国玉玺，据说这块玉玺是和氏璧上刻印的，大秦帝国秦始皇的印信，宰相李斯亲自刻撰“受命于天，与天同寿”字样，历来都是祥瑞之兆，谁得到它，就被认为是正统，真正的皇帝，因此皇太极得到这个玩意，大喜。群臣因而奏请皇太极上尊号称帝。在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皇太极将自己民族后金改为满族，国号由大金改为清，自己不好意思称呼自己为清太祖，只能将这个光荣地放在自己爸爸头上，追封努尔哈赤为清太祖，意思是开山鼻祖，自己屈尊为清太宗，那也很厉害，重量级的皇帝李世民也不过成为太宗，而不敢成为太祖。
人逢喜事精神爽，工作革命高潮不断迭起，随后，皇太极又马不停蹄的改革创新，移植剪接，将明朝六部制度搬到了满清帝国，由宗室亲信贝勒多尔衮，贝勒德格类、萨哈廉、岳讬、济尔哈朗、阿巴泰等管六部事，实现了对朝政的掌控，努尔哈赤建立的八和硕贝勒议政的体系彻底被打破，皇权初步实现了集中。与此同时，皇太极刻薄寡恩的一面暴露无遗，他苛待宗室，为其故后政敌反扑埋下了伏笔。
不仅有战略规划，还有改革实施细则，这样经过长期准备，范文程在崇德元年（1636年）三月初六，制度上，奏请设立监察机关、建立六部，将文馆改为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亦称内三院。从机构设置上稀释诸王权力；在权力分配上，皇太极重用亲信贵族掌握院部，掌控朝政。范文程被任命为内秘书院大学士，职掌撰写与外国往来书札，掌录各衙门奏疏、辩冤词状、皇上敕谕、文武各官敕书并告祭文庙谕、祭文武官员祭文。范文程职务晋升为二等甲喇章京，越来越受皇太极的宠信，皇太极每次商议军国大事，都要听取他的意见。宣谕各国的敕书，都出自他的手，成为首席秘书。
范文程在后金王朝得到了组织上的充分肯定，他自己也认同组织，将青春年华包括自己的生命都献给了后金特别是皇太极。君臣两人惺惺相惜，引为知己，皇太极将范文程当作心腹能人，不论人前人后，皇太极对范文程一律以“范章京”相称，言听计从，红极一时。每逢诸臣议事，若范文程不在场，皇太极必定先问：“范章京知否？”而每当群臣意见不一议事不决的时候，皇太极就说：“何不与范章京商议一下？”只有当众臣下说：“范文程已经同意。”皇太极才最后批准。崇德二年，即公元1637年，皇太极赐予范文程一等大臣的品级，此时的范文程俨然稳居清政权汉族文臣第一人的位置。
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在充满荣华富贵的荣耀光环下，后金王朝大小事务有一部分是范文程先生打理的。俗话说，干事太多，人不是圣贤总会出事的，即使不出差错，别人也会把帐记在你的身上。崇德六年（1641年）三月，睿亲王多尔衮等统军围攻锦州时，军营驻扎在城墙外很远，没有对锦州实现全面封锁，同时未经最高领导批准，对一部分官兵放假回家度假，导致围困很久的锦州城的明朝士兵从容地到城外运送粮食，直接导致围城失去价值，城内军民有了粮食，坚持抗战。皇太极这个气啊，当然就想到了范文程去收拾残局，派遣内院大学士范文程、希福、刚林等前往阵前督察此事，这是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事，范文程等人硬着头皮讯问多尔衮如此办理的原因，传达皇太极的最高指示，严厉斥责主帅多尔衮和同在军营的肃亲王豪格、饶余贝勒阿巴泰、安平贝勒杜度、公硕讬等人。多尔衮等被迫认了个怂，表面上认罪，检讨书写得很到位，给自己定了个死罪，豪格也上奏死罪，杜度、阿巴泰削爵为民，全部没收户口奴仆，从征将领三十余人分别议死、革职、籍没。看到多尔衮等人这么给面子，皇太极也不好意思啦，就宽减了罪行，降多尔衮、豪格为郡王，分别罚银一万两、八千两并夺二牛录、一牛录，其余的人都罚银。第二天，多尔衮等人都到议政衙门，皇太极命大学士希福、范文程等将他们逐出议政衙门。就这样这笔帐目记在了范文程等人的头上，成为老范受伤的导火索。
当我独自立于他昭陵的铜像之下，仰视着这位开启一个时代的赫赫帝王时，总是不禁想深深对他鞠一躬，代表华夏后人，表达一些敬意。皇太极，是大清朝真正的开国第一君主，在历史上的地位与影响远远超乎人们的想象。就个人而言，他的深谋远虑，他的文治武功，他的人格魅力，他的铁血柔情，绝不在其他三人之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不在中国历史上众多杰出帝王之下。但是，太宗的独尊建立在个人威望之中，缺乏制度保证。第一，八旗旗主权力依旧强大，掌握军政大权，诸旗主慑于太宗个人权威而不敢造次，太宗并没有在根本上消除八旗制度对中央政府的威胁。第二，王管院部，实质是太宗亲信取代政敌掌控朝政，并没有彻底解决宗室主政的局面。第三，苛待政敌，加剧了宗室子弟对皇太极一系的不满与憎恨，纵观清朝历史，皇太极虽然雄才大略，对待宗室确实刻薄寡恩，打击范围过大导致其敌对势力增大。第四，没有明确继承人。太宗猝死，生前没有确立继承人，权力交接之际出现真空，清廷隐藏已久的矛盾彻底爆发，在多方势力相互妥协后，太宗子福临虽然登基，但是多尔衮摄政代天，太宗苦心集中的皇权旋即被王权取代。
总体而言，清太宗通过一系列举措实现了皇权的集权，抑制了王权。但是，太宗并没有从根本上削弱八旗贵族的实权，只是通过亲信取代政敌掌控朝政，随着其仓促离世，皇权再次被王权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