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即位当天傍晚，文帝就住进未央宫，任命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军，负责宫城殿门的警卫。以张武为郎中令，巡察保卫宫中，负责皇帝的安全。张武实际上掌控了宫廷的军事力量。
反观，后面当了二十七天皇帝的邑昌王刘贺的冒进，简直就是找死。昭帝刚死，因为无子，昌邑王刘贺被征来典丧（其实就是立为帝）：身穿斩缞之服，却一点也不悲哀，大吃大喝，还用车装载沿途抢来的女子玩乐；到达京城即位后，他不思进取，聚众吃喝玩乐，利用手中的权力给昌邑的旧部加官进爵，纵容家人胡作非为，强令西域属国进献黄金美女，还跟昭帝的宫人淫乱——不知检点，活该。
刘贺的资质实在太差。他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东西。他不知道在他之前被推选为帝的代王刘恒是多么的小心谨慎，一路设防；也不知道，在他后面被拥立为帝的刘病已（即宣帝刘询）是多么的诚惶诚恐，战战栗栗，汗出如浆；更不知道，外藩入继大统当上皇帝，群狼环伺，是多么高危。
老狐狸们的桃子是这么好摘的吗？长点心吧！
汉文帝：杀死舅舅为哪般？
在古代，作为一个政治家，你必须懂得做秀，才能让人支持你；能做好秀，并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就算是好的政治家了。那种一肚子坏都不加掩饰的，或者说得好听、做得难看的都是混蛋。
在民间故事里，汉文帝刘恒是“二十四孝”中的典范，代表事迹是“亲尝汤药”——他被封为代王的时候，曾衣不解带地陪侍在生母薄太后的病床前，给太后尝煎好的汤药，长达三年。果然道德模范。后来，朝中大臣在讨论合适的皇帝人选时，刘恒的这一举动为其大大加分，终于被迎立为天子。
不过，文帝同时还有一个“大义灭亲”的光荣事迹。诛杀的，正是薄太后的亲弟弟薄昭，也是他的亲舅舅。
在怀疑论者看来，这段史料记载之简陋，里面大有可商榷之处。薄太后之弟薄昭，在刘恒被迎进未央宫之前，曾起过关键作用，他曾奉命见周勃；通过薄昭汉文帝得到了当时手握京师兵权，有左右局势能力的太尉周勃的支持。这是大功一件。薄昭也成了薄氏中唯一封侯的。后来周勃被诬谋反，中间穿针引线，给周勃求情的人，正是薄昭。
文帝曾把周勃以造反之罪下狱。他是否怀疑二人结盟，有过利益勾结？很有可能。以文帝的心思之缜密，必然十分警惕。
《史记·孝文本纪》云：“十年冬，（汉文帝）行幸甘泉。将军薄昭死。”记载太略。《资治通鉴·汉纪》载，“（汉文帝）十年冬，上行幸甘泉。将军薄昭杀汉使者。帝不忍加诛，使公卿从之饮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群臣丧服往哭之，乃自杀。”为什么要派汉使去找薄昭，薄昭为什么会被汉使激怒，又为何杀汉使者，都是谜；汉文帝为什么要鼓励舅舅自杀，薄昭不肯，还让群臣穿丧服去薄家中逼其自杀，则更诡异。
在诛杀薄昭的事件中，薄太后并没有出面。一种可能是薄昭犯的是大过，薄太后不敢；另一种可能是，文帝早跟母亲打过招呼，这个舅舅我杀定了。不管哪种，恐怕母子俩之间必然已存在隔阂了。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评论这件事情说，李德裕以为：“汉文帝杀薄昭，在法律上是圣明的，在道义上却不适当。当年秦康公送晋文公返国的时候，曾发出见到舅舅就如母亲仍然在世一样的感叹。何况薄太后还健在，只有一个弟弟薄昭，汉文帝对他判罪不变，这不是告慰母亲的做法。”又引魏文帝（曹丕）说法：“对待国舅，只应当用恩泽赡养而不应当把权力交付给他，他犯了法以后，根据法律又不得不处罚他。”
司马光责怪文帝在处置此事时，不孝，不智。不过我觉得，薄昭之死，最大的原因应该是文帝防止薄氏坐大，将来难以驾驭，欲加之罪。看来在对待薄太后的孝与不孝之间，汉文帝的角色转换得很快嘛。
还有一点似乎没怎么引起史家关注。在文帝上台一年多时间里，实力很强的楚元王、齐哀王、城阳王等纷纷去世，这有不合常理之处。要知道，他们每个人去世时都正值壮年啊。
齐悼惠王刘肥有三子，对文帝威胁最大。大儿子齐哀王刘襄在平定诸吕之乱中功劳最大，本来差点被推举当皇帝的，但功败垂成，回去后很快就病死了。二儿子城阳王刘章，也有大功，文帝本来许诺要封他赵地，后来有意打压他，只给了齐的一小块地方封王，刘章也在第二年就病死了。
三儿子济北王刘兴居，也被文帝骗了，只封了一小块地，早就心存不满了。听说文帝亲临太原，他以为皇帝将亲自统兵出击匈奴，觉得有机可乘，就起兵造反。汉文帝迅速布兵，又用了釜底抽薪之计，刘兴居很快兵败自杀了。想必文帝看到济北王造反，会心中一喜吧？
我真心觉得汉文帝算是中国历史上综合水平最高的几位皇帝之一，不管是行政能力还是人品德行，都很说得过去了。但他一样也在忙着除掉异己。只不过，他除掉异己的方式，既温和，又让人服气，至少没有留下大的把柄。
放宫女一条生路
宋仁宗也是我喜欢的一个皇帝。在北宋的笔记小说《邵氏闻见录》里记载这样一个故事：
宋仁宗赵祯喜欢用导引之术（肢体运动与呼吸吐纳相配合的一种健身治病的方法）来整理头发，有一位大宫女特别擅长，时人称之为梳头夫人。有一次，赵祯退朝，让梳头夫人给他梳头，妃嫔也在旁边；有人看到赵祯的袖子里有一份章疏，大家就笑着抢过来看。有位妃嫔把章疏读了出来，原来是御史台的官员请求把宫中的宫女外放出去。大家一时间安静下来，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有梳头夫人叹息说：“现在京师的有钱人还要多娶妻妾呢，哪里有外臣敢对天子的妃嫔侍女说三道四的？官家（皇帝）不如把说这话的人赶出去，就清净了。”赵祯不说话。吃了饭以后，他到后宫，命内侍拿出宫人的籍册，他自己挑选了一些人放出宫去。梳头夫人因为侍候的时间长，第一个就被外放，他也没有干预。后来有人问参知政事吴奎说：“皇帝和汉文帝比怎么样？”吴奎说：“从这件事来看，他比文帝强多了！”
虽是小说家言，但这个故事和仁宗的个性十分相符，应是真事。宋仁宗是比较适合与汉文帝相提并论的皇帝：都是守成之主，行事仁厚慈爱，从善如流，其后宫亦管束得较严，不甚滋事。《宋史》和《汉书》为这二人的盖棺定论，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他们为了节俭，不建新的露台御苑，行事何其相似。《宋史·仁宗本纪》说得好：“为人君，止于仁。”你再建功立业、好大喜功，树了多少政绩工程，扩了多大疆域，都抵不上一个“仁”字。
汉文帝刘恒曾经做过一件类似的事，博得赞美一片。《汉书·文帝纪》：（文帝十二年）二月，出孝惠皇帝后宫美人，令得嫁。
我们来看看，惠帝崩之后，为高后元年（前187年）；高后执政八年，崩，一番周折之后，文帝登基。就是说，文帝十二年（前168年）离惠帝崩将近二十年。惠帝执政时十七岁，已成年，后又在位了七年多。如果按惠帝崩时这些宫女二十岁来算（多数应该还不止），宫女出宫时至少也接近四十岁了。在那个四十岁女性多已当上祖母的年代里，这种善意，来得太迟了。
不过，汉文帝至少开了一个好的先例。此前，秦始皇把大量的宫女殉葬，吕后又把高祖“诸幸姬”，“皆幽之不得出宫”。在他之后，才打开了宫女出宫的门。对于那些长年不得见君王的女奴来说，也算是人道了。
汉文帝还留下遗诏，曰：“归夫人以下至少使。”如果不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可以看一下《汉书·外戚传》：“汉兴，因秦之称号，……嫡称皇后，妾皆称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使、少使之号焉。”就是说，除了皇后以外，一直到少使这一级别的姬妾，都遣“归”。归，不仅有归家之意，更有“出嫁”之意。想必，这里的“归”，应有既可让其归家，又有任其自嫁之意。史书没有记载，不知没有子嗣的文帝宠妃慎夫人是否也在遣归之列？
汉时不重贞节，饶是如此，汉文帝之举也令人啧啧称叹。比之曹操的“卖履分香”的趣味，又强过许多。
之后，遣宫女、至姬妾出宫、任其改嫁，便是家常便饭了。景帝崩时，“出宫人归其家，复终身”。武帝时，卫子夫再度得宠幸，也是在放出不用的宫人之时。成帝时，“出杜陵（宣帝陵）未尝御者，归家”。哀帝时，又有“掖庭宫人年三十以下，出嫁之。官奴婢五十以上，免为庶人”。平帝崩，“其出媵妾，皆归家得嫁，如孝文故事”……
不仅在汉代，后世的正史和诗歌作品中也一直有放出宫人的例子（只不过把妃嫔也遣嫁的就极少），唐中宗神龙元年更有“放宫女三千人”——冗员就有三千人，那留在宫中的更不知凡几了。
放宫女出宫的原因很多，比如新皇帝即位宫中需换一批年轻的新鲜面孔；比如宫女年长色衰再无受宠可能；比如朝臣为了节省宫中经费要求裁员；比如天灾时为了顺应天时把宫女放归，令“内无怨女，外无旷夫”——虽然宫女出宫，日子未必就一定好过，不过恢复自由是第一步；能否保障她们的后半生，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汉文帝此举，不啻是“凿空”，与宋仁宗有的一比。这又是与他奉行节俭、薄葬、惠民等思想一脉相承的。这两个皇帝在历史上不算抢眼，但史家的评价却颇高。其实，坐上这个权力几乎没有制约的帝王宝座，还能成就“仁”这个字的君王，真需要有非凡的人格、强大的自制力。汉文帝已算是帝王中的表率，别的就更不值一提了。看到那些总是寄望于开明专制的臣民们，我真心觉得，还不如去买彩票呢，至少中奖概率还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