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的工具箱——当科幻遇上哲学
文/范轶伦
范轶伦
家在江南，求学四方。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文化研究系，现于加州大学河滨分校修读比较文学博士学位，目前为该校“科幻及技术文化研究”学术方向第一位在读的中国学生。
四月的UCR校园春意盎然，既有梨花一枝春带雨的清丽，也有樱花、芍药争奇斗艳。在这样宜酒宜诗的日子里，却有一群人正严肃地在讨论“天狼星超级鱿鱼是否拥有意识”。春季学期伊始，哲学系教授埃里克·施维茨格贝尔（Eric Schwitzgebel）的大名就在科幻研究小伙伴中间传开了，皆因他所教授的那门光听名字就无比魔性的研讨课：人工智能、外星生物、怪物和超人类的权利。而坐在教室里，你会发现自己和施教授比起来简直毫无违和感：头戴草帽，穿着卡通印花T恤外加一件花衬衣，仿佛是去夏威夷度假而不是去教哲学课。每次施教授的出场都会让人产生时空混乱的错觉。仔细看，你还能发现这些T恤上的科幻梗——没错，哲学家施教授也是科幻迷。
施教授幽默随和，大家都亲切地直呼其名“埃里克”。埃里克是心灵哲学和实证心理学领域的专家，还对中国古典哲学，尤其是荀子的著作颇有研究。在他的个人网站上贴着这样一段诙谐的自我介绍：
他在以下方面著述颇丰：自我认知（他是怀疑主义者）、信仰（他认为你做了什么，比你对自己叽叽歪歪的那些更真实地反映了内心）、有关意识的哲学和心理学理论（他全部反对）、如何认识我们在宇宙中的位置（大概就像一只狗背上的跳蚤看那里的狗毛生长），以及职业伦理学家的道德行为（他迄今所进行的17项实证研究证明，这些家伙的表现并不比非伦理学家好）。
这些有趣的哲学思考也渗入了埃里克的科幻创作中——没错，科幻迷施教授还是位新晋科幻作家，从2013年起，埃里克就陆续在《自然》《奇幻与科幻》等杂志发表了多篇小说，不仅如此，他还自己动手创建了科幻杂志影响因子公式，并系统化、定量化计算，得到每份杂志的影响因子，制作了一个“英文科幻、奇幻杂志影响力排行榜”。埃里克这样解释自己对科幻的兴趣：我认为，科幻和其他类型的幻想/推测性小说（如博尔赫斯）是一种探索形而上学、伦理学和认识论诸层面的众多“what-if”可能性的有趣和有价值的工具。幻想小说的具体性，以及这些故事处理情感和想象的方式，让我想起它在认知上的优势（你可以将某些情境看得透彻）和缺陷（你可能过多地受到特别的偶发特性的影响）。严肃的幻想小说属于哲学家的工具箱。
如果说严肃的幻想小说属于哲学家的工具箱，那么，这门课就像一把打开工具箱的钥匙。围绕“我们应该以怎样的伦理学立场对待虚构的生命体”这一核心问题，埃里克带领我们探讨了包括欲望、集体意识、身份认同和分裂、虚拟与现实等在内的诸多哲学问题。从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又译《科学怪人》）开始，到机器人、神话生物、外星细菌，再到超级智能、赛博格（cyborg）和经过基因改造的人类，看似高深莫测的哲学问题在一次次脑洞大开的讨论中变得更加天马行空。而最精彩的一次，莫过于与华裔科幻作家特德·姜（Ted Chiang）和游朝凯（Charles Yu）的对话。
当日，特德·姜和游朝凯受邀来UCR举办公开讲座，这是“另类未来主义”系列活动自去年九月以来最火爆的一次，整个会堂被挤得水泄不通，不少观众都手捧一大沓书等待偶像的签名。在科幻界，特德·姜无疑是一个传奇，他从1990年发表处女作《巴比伦塔》至今，只发表了十四篇中短篇科幻小说，却让他捧回了包括星云奖和雨果奖在内的几乎所有科幻大奖的奖杯。而游朝凯则是近年来声名鹊起的青年华裔作家，2007年被美国国家图书基金会评选为“五位35岁以下杰出作家”之一。其著作《科幻宇宙生存指南》被堪萨斯大学科幻小说研究中心评定为2011年度最佳科幻小说第二名，荣膺坎贝尔纪念奖亚军。特德·姜善于按照自己的规则创造出一个“出于我们之间，又在我们之上”的世界，而游朝凯则往往在嬉笑怒骂中直面“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两者风格迥异，却都充满了对人性的审视和对价值观的拷问。
特德·姜首先与我们一起讨论《软件体的生命周期》这篇作品。小说的主人公安娜在蓝色伽马公司培育虚拟的数码体，供喜爱它们的人购买当宠物。这些数码体生活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也可以偶尔通过avatar在真实世界活动，他们拥有学习的能力，可以体会各种情感，甚至会进行价值判断。而随着数码体市场的发展、壮大、冷淡和萧条，数码体的命运也经历着相应的变迁。故事最大的冲突在于如何理解数码体这种生命形式：这些虚拟的“生物”是否也拥有和血肉之躯的人类一样的意识和主观能动性？特德·姜认为，人工智能之所以是一个长盛不衰的科幻主题，是因为其提供了一种思想实验的可能。理解“非人类”是一个言之不尽的话题，对于人工智能的思考，其实也关照到我们对于动物、植物等权利问题的讨论。
一位历史系的同学提问道：我们该如何理解软件体所遭受的痛苦？特德·姜回应说，如果人类的痛苦是来自于欲望的无法满足，而软件体又拥有怎样的欲望呢？（埃里克笑道：软件体会想主修哲学吗？）由于我们无法知晓软件体的欲望，更无法预测欲望将会如何发展，当面对人类与软件体的欲望冲突时，我们现有的道德准则恐怕无法给出公平的解决方案。埃里克进一步指出，意识必将带来不可预测性。从一开始，创造有独立意识的软件/人工智能就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更是一个巨大的道德问题。而作为一名软件行业从业者，特德·姜则坚决反对将“拥有意识”作为软件设计的商业卖点，因为这极有可能令不道德和不公正的行为有机可乘：“如果你需要的是意识，那么直接用人类就好了。”
在特德·姜看来，意识不可能是进化过程中偶然出现的，而一定是经过精心设计的产物。而究竟是“谁”设计了我们的意识呢？对这个问题的追问催生了巫术、魔法和宗教，而在科学飞速发展的今天，理性取代了神性，我们生活在一个被解魅的世界里。虽然英国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过，任何足够先进的科技，都和魔法难辨差异，例如在《基地》系列里，阿西莫夫其实并没有揭示“心理史学”的科学机制，因此整个世界的历史看起来就像是被某种魔法所操控。但是发明科学（Invented Science）与魔法有着本质的不同。科学可以被循环再生产，是一种客观的、不与个体互动，或者说没有人情味的存在，例如电力、风力。而魔法，则是宇宙对于个体独一无二的回应，它将我们作为每一个独立的“人”来对待，而非面目模糊的群体，反之，当我们用魔法去理解这个世界，所获得的启悟也是独一无二的。在现代社会，我们不再以这种古老的方式了解宇宙，也许只有在幻想小说中，我们才能在日常的琐碎中捕捉到神性的吉光片羽。
紧接着，特德·姜和游朝凯就记忆、真实与技术问题与观众展开了一场精彩的对话。游朝凯首先朗读了《科幻宇宙生存指南》中的篇章。小说讲述了一个发生在多宇宙空间中的锐利、荒诞而感人的寻父故事：时间机器维修工游朝凯的父亲发明了时间旅行，但后来却失踪了，而找到父亲的关键就藏在一本名叫《科幻宇宙生存指南》的书中。在小说虚构的微宇宙31中，人们每天都进入时间机，试图改变过去。然而，对现状的不满可以通过改变过去而改变吗？如果所有的遗憾、痛苦、忧虑都可以轻而易举地从记忆中抹除，我们就能百分之百的快乐吗？游朝凯抛出的问题让观众陷入了沉思。
特德·姜随即朗读了一篇题为《科技与自我书写》的评论，这篇文章回应了他2013年的小说《双面真相》提出的“生命日志”（Life Logging）设想。“生命日志”通过强大的技术，无孔不入地观测和记录人类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以目前科技发展的趋势来看，这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如果我们生活中的每分每秒、任何细节都能轻而易举地通过生命日志再现，那么人类的记忆是否会退化呢？特德·姜生命认为，从古至今，科技其实一直在损害我们记忆的能力：文字被发明后，没有人能背出《伊利亚德》等长诗；智能电话一出现，我们就懒得再记住电话号码；GPS的普及让每个人都能成为好司机，因为不需要再认路。而“生命日志”对于我们心灵和思维的影响，也许会像文字的出现对口头演述的冲击一样，令人类记忆的精确度再一次大打折扣。试想，如果可以对自己的生活进行谷歌搜索，任何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都能被找到，你还愿意启动自己的原生态记忆吗？
有观众提问道：拥有对现实的精确“记录”，岂不等于拥有了完美的记忆？特德·姜举了一个例子，当极端快乐的事情和极端痛苦的事情同时发生时，人类的记忆会偏向于遗忘痛苦的这一部分。我们的记忆的确是不完美的，然而，不完美就一定不好吗？正是因为记忆的不完美，我们学会了信任，学会了原谅，学会了对自己和他人诚实——不完美的记忆，让我们努力成为一个完美的人。心理学中有一个“改变偏见”（Change Bias）的说法，我们偏向于喜欢能够随着时间不断改进的东西，而记忆却恰恰相反，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衰落。然而遗忘有时是必要的，正如说谎是必要的一样，一个完全精确、真实的世界，也许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美好。
埃里克继续追问：如果任何细节都能被记录，是否会改变我们对不同感官的依赖偏好？例如对于食物的记忆，视觉是否会取代味觉？视觉记忆的持续时间比较短，一般会在几天甚至几小时之后淡化，而产生味觉的事物却能令人记忆长久，原因在于味觉记忆并不单纯是对于味道本身的记忆，还包括对于味道相关事物的联想记忆和对于该味道的喜恶判断相关的情感记忆。比如在旅游途中，第一次尝到的异域美食可能比当地的景观更让人印象深刻。旅行原本是一次性的体验，而如果这段经历可以通过“生命日志”反复回放，你可以从任何角度无限次地观看这份让你怦然心动的食物，当你对它的颜色、质地、纹理都了如指掌时，还会记得那味蕾被瞬间征服的感觉吗？也许，人们将再也无法体会什么是“回味无穷”。
游朝凯则提出，“生命日志”不仅影响人类的记忆，也带来新的隐私问题。目前对于谷歌眼镜的反对声音，许多都是出于隐私权的考虑，而如果每一个人的生活都被摄像机所包围，现有的隐私条例必将受到更严峻的挑战。其次，当意识到一切都会被记录下来，我们很可能会对自己的一言一行都分外小心，掩饰真实的意图和情绪甚至会成为常态，倘若如此，所谓的“真实记录”反而会带来人际交往的“失真”。再者，谁有权浏览我们的“生命日志”？父母？政府？警察？又是在什么情况下，“生命日志”的内容可以对他人公开，例如协助案件侦破，等等。不久前，巴西警方因Facebook旗下公司WhatsApp拒绝提交毒贩用户的通信讯息和法院罚款，而将Facebook拉美副总裁蒂亚戈·多丹（Diego Dzodan）拘捕。这一事件折射出当下社会中个人隐私和社会正义之间的张力，可想而知，“生命日志”的出现将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不过，游朝凯也开玩笑说，也许未来的人不能理解为何“古人”会反对“生命日志”，就如当下的年轻人不理解老一辈为何会反对他们花这么多时间在Facebook等社交网络上吧。
“生命日志”这个小小的科幻概念，不仅冲击着我们对于隐私等现实议题的看法，也促使我们反思记忆、情感等自我认知问题。科幻与哲学的关系，也许可以用美国哲学家弗雷德·米勒（Fred Miller）在《从科幻看哲学》（Philosophy Through Science Fiction）一书中的话概括：对人类心灵之丰富的坚信，对理论阐释的求知欲，以及理性思考所带来的愉悦，是哲学和科幻这两个领域在本源上的共通之处。在埃里克的课堂上，科幻小说成为哲学思辨的工具箱：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些看似抽象的问题在科幻小说的万花筒中变换出立体而丰富的图景，也不断叩问着我们对科幻的认知：科幻小说是什么？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笔者认为，尽管科幻可以成为哲学思辨的工具箱，却不应该被工具化，正如特德·姜所讲的那样，将哲学主题纳入科幻小说时，除了注重主题的深度、情节的张弛有度，更要处理好故事涉及的各种“情感”，否则一不小心就会变成干巴巴的哲学论文。当然，如果你是哲学科班出身，最好还要像埃里克一样，给小说起个充满魔性的名字，比如《皇太子的形而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