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院发了一封电报给我：“令慈仙逝。葬礼明日举行。此致，慰唁。”电报的表述有些模糊，我也不知道，妈妈究竟是在今日还是昨日去世的，或许是在昨日。
明天，我要从阿尔及尔出发，搭乘公共汽车去位于马朗戈的养老院，两地相距八十公里，当天下午就能到达，不会耽误守灵，晚上就能够回返。老板给了我两天的假期，毕竟事出有因，他没有拒绝的理由，哪怕我去请假时他满脸的不情愿。“我没做错什么。”我对他说。他没有理我。我想我真的没有必要这么对他说，相反，我本该得到他的安慰。不过，当他后天看到戴着孝仍坚持工作的我的时候，他肯定会有所表示的。就仿佛母亲依然健在。唯有葬礼之后，这件事才算尘埃落定。一切才会被悼念的色调所笼罩。
两点钟的时候，我顶着酷热坐上了公共汽车。我一如往昔，在塞莱斯特饭店吃的饭。很多人都为我感到伤心，塞莱斯特嗟叹，“不管是谁，母亲都只有一位！”我启程时，他们为我送行，直送到大门口。艾玛尼埃尔的伯父数月之前刚刚过世，我得去他那里借黑领带和葬礼时用的臂章，这让我感到烦躁。
我是跑着过来的，因为怕错过公共汽车。我跑得很急，汽车又很不平稳而且充满了汽油的味道，天空折射着阳光，公路也有些反光，这一切都让我无精打采，打了一路的瞌睡。再次睁开眼睛，我才发现自己竟然靠在一位军人身上睡着了。他对我微微一笑，询问我是否来自远方。我不想和他交谈，只敷衍地说了声“没错”。
我徒步走了两公里，才从村里走到养老院。我迫不及待地想要与母亲见面。可是看门人告诉我，我得先与院长见一面。因为院长非常忙碌，我不得不稍等片刻。这段时间，看门人一直在侃侃而谈，之后我与院长见了面：地点是院长办公室。他很苍老，佩戴着荣誉团的勋章，瘦削，个子也不高。他的双目炯炯有神，来回打量了我几次。他握住了我的手，很长时间都不松开，我也不知道该怎样把手抽回来。他拿出一份档案，翻了翻，然后对我说：“您是默尔索夫人唯一的赡养人，她已经在这里住了三年了。”我想他这是在怨怪我，当即就要为自己辩解，却被他打断了：“我的孩子，您无须解释，您母亲的资料我看过，她需要被服侍，但您的收入有限，无力为她支付生活所需的费用。送她到养老院，也是希望她的生活能更好。”“的确如此，院长先生。”我说。他又补充道：“您了解，院里有不少与她年龄相仿的人，她们能彼此相伴，兴致勃勃地探讨过去的种种。您的年纪小，和您共同生活，她反而会感到郁闷烦恼。”
这是事实。母亲在家时，总是默默地看着我，从早到晚，却又不说话。初到养老院，因为不适应，她时常哭泣。数月之后，如果要接她回去，她也会哭泣，也是因为不适应。正因为如此，从去年到现在，我几乎一次都没有来看过她。诚然，来回一趟，就得浪费我一整个星期天，况且，来的话还要买票、赶公交，单单在路上就得花费两个小时。
院长滔滔不绝，我却心不在焉。最后，他说：“我想，您是乐意与您的母亲再见一面的。”我没有回答，只是默默地站起来，在他的带领下，离开了办公室。上楼的时候，他一边走一边对我解释：“院里有一座小停尸房，您母亲现在在那里。每次有老人离去，院里的其他老人总会感到恐慌，要紧张两三天，我们的工作也会陷入困境。将她挪过去，也是为了不对别的老人造成刺激。”途经一座小院时，三五成群地聚坐在一起聊天的老人们看到我们，立即就不说话了。等我们过去了，他们才继续，仿佛一群聒噪的鹦鹉。在一座小屋门前，院长告辞离开，他说：“我先离开了，默尔索先生，期待在办公室与您再见。明天上午十点，葬礼会如期举行，这是规矩。提早叫您过来，是希望能留给您较充裕的守灵时间。另外，您母亲的伙伴们说，您母亲好像希望能够遵循宗教传统来为自己举办葬礼。此事我已安排妥当，但还是要跟您说一下。”我向他表达了我的谢意。尽管母亲并非无神论者，但她生前却也不曾提起过宗教。
我走了进去，小屋的厅堂很明亮，墙壁用白灰粉刷过，天棚是玻璃的，厅里有几张座椅，几个呈X形的架子，有两个架子位于正中央，架子上放着一口棺材，已经盖好的棺盖上有一排松散地钉在褐色木板上的、锃亮的螺丝钉，醒目异常。站在棺木边的是一位身着白色罩衫、头戴彩色方巾的阿拉伯籍女护士。
这时，看门人进来了，他应该是一路跑过来的。他站在我的身后，结结巴巴地对我说：“您得瞧瞧她，棺盖被他们盖上了，我给您打开。”已经走到棺木边的他被我拦住了。“您不愿意瞧瞧？”他疑惑。我说：“不愿意。”他的行动只好终止。我知道我不应该说这样的话，我感到有些难堪。片刻之后，他看着我，问：“原因呢？”似乎他只是想得到一个清晰的答案，话语中并无怨怪之意。我说：“我也没法说清楚。”他捋着自己已经花白的胡须，郑重其事地说：“我理解。”却再没有看我一眼。他面色红润，淡蓝色的眼睛十分迷人。他在我身后坐下，我则坐在了他搬来的另一把椅子上。女护士起身离去。“她患的是下疳。”看门人告诉我。我有些迷茫，看向那位护士，在她的头上，眼睛下方，缠着一圈绷带，平平的绷带与鼻子平齐。那一圈白白的绷带在她脸上最是醒目。
她离开后，看门人也向我告辞，但因为我做了某个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的手势，他留了下来。他依旧在我身后伫立，这让我觉得十分别扭。夕阳的余晖洒满小屋。玻璃天棚外，两只大胡蜂漫无目的地乱撞。倦意袭来。我头也不回地问看门人：“您在这里很长时间了吧？”“五年了。”他立马给出了答案。就仿佛他始终都在等待着被我询问。
之后，他侃侃而谈，大说特说。他认为，他不可能一辈子都蹉跎在马朗戈养老院做一个看门人。他今年六十四岁，家在巴黎。“您是外地人？”他的话被我的疑问打断。此时，我才回忆起，在带我去院长办公室的路上，他与我谈论过我的母亲。他告诉我平原地区气候炎热，马朗戈更热，劝我及早将母亲下葬。说这些的时候，他就对我说过，对生活过一段时间的巴黎，他一直都十分眷恋，不曾遗忘。按照巴黎的风俗，死者能停灵三天或四天，但这里不行。追随着柩车，如此匆忙地下葬，让我极不适应。他的太太就在他身边，她提醒他：“不要再说了，你不应该将这些告诉这位先生。”看门人涨红了脸，连声说对不起，我赶紧来打圆场：“没关系。”我觉得看门人的话很有趣，也不无道理。
在停尸的小屋，他对我说，他之所以会来养老院，是因为经济困窘。他很壮实，因此自告奋勇做了看门人。说到底，他也是养老院收容的老人之一，我向他指出了这一点。对此，他并不认同。在谈及院中的老人时，他总是用“他们”“老人们”或者“那群人”来做称谓，这让我倍感诧异，事实上，院长的部分老人比他还要年轻一些。他希望借此将自己与养老者区分开来，这一点显而易见。他是看门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是被他管辖着的。
这个时候，女护士走了进来。浓浓的夜色急遽而至，铺满了玻璃棚顶。看门人将灯打开，骤然的光亮让我的眼睛因为受到刺激而难以睁开。他邀请我去食堂共进晚餐，可我没有食欲。于是他希望能为我送来一杯我最钟爱的牛奶咖啡，我同意了。片刻后，他端着托盘回来了。喝过咖啡，我想吸根烟，但我不知道在母亲的遗体前这样做是否被允许，我犹豫了。但我想了一会儿，觉得这对正事并没有多大妨碍，于是便递给看门人一根烟，与他一起抽了起来。
片刻后，他和我说：“您要清楚，按惯例，您母亲在养老院的朋友们也要来为您母亲守灵。我需要去准备一些咖啡，再找一些座椅。”我问他可不可以将大灯关掉一盏，惨白的墙面反射着强烈的灯光，令我更加困倦。他说不可以，这些灯要开就一起开，要关就一起关，装修的时候就是这么干的。那之后，我再也没有兴趣去关注他。他来来回回，将部分座椅摆放好，将咖啡壶放在其中一把座椅上，咖啡杯被他摆在了壶周围。之后，他隔着母亲的棺木，坐在了我对面。女护士也在，她背对着我，坐在靠里的位置，我不清楚她在做什么，但瞧她的动作，似乎是在织毛线。屋内很温暖，在咖啡的作用下，我感觉有点热，门是敞开的，鲜花的芬芳伴着夜色飘了进来。我觉得有那么一段时间自己睡着了。
将我吵醒的是一阵窸窣。我刚睡了一会儿，惨白的停尸房看上去越发瘆人。所有出现在我眼前的事物，曲线也好，角落也罢，全都异常清晰，不见一丝阴影。就在这时，母亲的院友悄悄地走了进来，一共十来个人，在耀目的灯光下，更显寂静。他们悄无声息地坐下，没有一把椅子发出声响。我仔细打量着他们，我从未这样瞧过他人。他们身上的所有细节我都有注意，不管是相貌，还是衣着。但是，我没听到任何声响，以至于无法确信他们确实是存在的。每一个女性都围着围裙，肚子因腰间系着的带子越发凸出。我一直都没有注意过上了年纪的女性那臃肿的腹部。所有的男性都拄着拐杖，身形瘦削。他们脸上，几乎见不到眼睛，唯有一点浑浊的光亮在重重的皱纹之间凸显，令我倍感诧异。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坐下之后就开始打量我并局促地颔首，因为没有牙齿，嘴唇向口腔中凹陷，我不知道他们是在问候我，还是脸部痉挛了一下。但我仍相信他们是在问候我。此时，我突然意识到他们全都坐在我对面，全都微微摇晃着头部围坐在看门人身边，他们仿佛全都是来对我进行审判的，即使我自己也知道这样的印象很可笑。
不久之后，坐在第二排的一位女士开始啜泣，她的声音很低，哭得也很有节奏，她的同伴遮挡了我的视线，我只能模糊地看到她，瞧她的模样，应该会一直哭下去。其他的人对她的啜泣充耳不闻，他们全都垂头丧气、一脸愁容地沉默着。他们或是凝视着棺木，或者凝视着手中的拐杖，抑或凝视着其他什么事物。那位女士一直在哭泣，我很诧异，因为我与她素不相识。她这般悲泣委实非我所愿，可我却没有勇气告诉她。看门人欠着身，和她交谈了几句，但她摇摇头，嘀咕了一声之后继续有节奏地啜泣着。于是，看门人走过来，在我身旁坐下。他没有正视我，沉默良久之后，他说：“她与您母亲关系十分亲密，她告诉我您母亲是她唯一的挚友，现在，她一无所有了。”
就这样，所有的人都在屋中沉默地安坐，后来那位女士的悲声渐弱，但仍抽抽噎噎。终于，她也沉默了。我的睡意不见了，但我觉得非常累，腰背酸疼。这个时候，在场之人的集体静默让我觉得异常难受。耳边偶尔会传来奇怪的声响，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时间长了，我终于明白，那是其中几个老头咂吧腮帮子时发出的“噗噗”的怪响。他们全然没有注意到这些小动作，整个人都陷入了某种混乱的思绪中。在我看来，在他们中央安卧的逝者于他们而言其实毫无意义。现在细细回想，我又觉得自己那个时候的认知根本就不正确。
看门人准备的咖啡被喝光了。之后的事情我没什么印象。记得夜半时我曾醒来，老人们全都蜷曲着身体陷入了沉睡，除了那位用放在拐杖上的手支撑下颌，始终都紧盯着我，似乎是要看我何时醒来的老人之外。之后，我又进入了梦乡。我再次醒来时，晨光已经将玻璃天棚映照，之所以醒来，则是因为腰越发的酸疼。片刻之后，另一位老人也苏醒了，他一直都在咳嗽。那块被他用来吐痰的手帕是格纹的。他每一次吐痰都很艰难，就仿佛在做一次手术。其他所有的人都被他吵醒了，看门人说他们该离开了，于是他们起身。辛苦守了一夜的灵，他们每个人脸上都带着青灰，但让我意想不到的是，离开时，他们全都和我握手告别，仿佛一夜沉默的相处让我们变得格外亲近。
我很累，很乏。在看门人的带领下，我来到他的房间，草草洗漱之后，喝了一杯美味的牛奶咖啡。走出房间时，马朗戈高高的山峦之上，日头已经高悬，大海被山峦间隔，红霞漫天，湿咸的海风从山的另一侧吹来。看上去，今天天气会很晴朗。许久没来乡野了，如果没有母亲这件事，散步乡间应当是一件十分美好的事情。
我站在院中的一棵梧桐树下默默等候。泥土的芬芳扑鼻而来，让我倦意全无。我想到办公室的同事，此时他们该上班去了吧，而我却仍在此苦苦等待。我又想了想眼前的事情，可是屋内传出的钟声让我分神。忙乱了片刻之后，窗内恢复了平静。悬于当空的太阳又升高了一些，我的双脚被晒得发烫。跨院而来的看门人告诉我，院长要见我。在院长办公室，我依照院长的要求将我的名字签在了几张纸上。身着条纹长裤、黑色礼服的他一边拨电话，一边询问我：“在盖棺之前您是否还想再看看您母亲？殡仪馆的人早就等着了。”我说不用。于是他便低声命令电话那边的人：“费雅克，和他们说，能盖棺了。”
之后，院长告诉我，他也会出席葬礼。我对他表示感谢。他叉着小腿坐在办公桌后，对我说，送葬的人只有女护士、他和我。按照规矩，养老院的所有老人都只能守灵，而不能参加葬礼。他说：“这个问题隶属人道主义的范畴。”但这一回，他允许母亲的挚友多玛·贝雷兹为母亲送葬。说到这里，院长微微一笑，他告诉我：“您知道，他与您母亲形影相伴，他们有些孩子气的友情是真挚的。院里人常调侃他们，称她是他的未婚妻。每次听到这玩笑话，贝雷兹都会微笑，他们都为此高兴。默尔索夫人逝世后，他十分伤心，我觉得他应该被允许送葬。但是，昨夜他没被允许去守灵，保健医生不赞成他这样做。”
我们沉默地对坐了很长时间。院长起身，望向窗外，片刻，他瞧见了什么，对我说：“马朗戈本地的神甫到了，他到得倒是很早。”他对我说，从这里到村子的教堂，步行至少要四十五分钟。我们一起下楼。神甫正带着唱诗班的两个孩子在房前等待。他弯着腰，在帮助一个孩子调整手中香炉上银色链条的长度。见到我们，他直起身，用“我的孩子”来称呼我，和我聊了几句后，我跟在他身后进了屋。
我一眼就看到了已经拧紧了螺丝的棺木，以及站在旁边的四个身着黑衣的人。这时，院长通知我，柩车已等候在路边，神甫的祷告也已开始。从这一刻起，一切都以极迅捷的速度进行着。四个黑衣人将一条毯子盖在棺木上。我、神甫、院长及唱诗班的孩子相继走出。一位我很陌生的老太太站在门口，院长将我介绍给她，“这位是默尔索先生。”老太太是护士代表，叫什么名字，我没听清。她对我点了点头，略显瘦削的长脸上不见丝毫笑容。之后，我们站成一排，跟在抬棺人身后，走出养老院。一辆像是文具盒般的长方形送葬车停在大门口，车身被漆得锃亮。一位个子不高、衣着搞笑、言行有些做作的老人与司仪一起站在车边。我恍然，他就是贝雷兹先生。棺木经过他身边时，他脱下了头上宽檐的圆顶软毡帽。他的裤子很长，相互交织着在鞋面上堆积，小得异常的黑色领带与敞得太大的衬衫领口显得格外不协调。黑色的小斑点布满了他的鼻子，他的嘴唇一直都在颤抖，满头白发又细又软，血红的双耳耷拉着，扭曲的耳廓，怪异的形状，衬着那惨淡的脸庞，让我看得满眼不舒服。在司仪的安排下，我们站好。神甫在前，其后是柩车，柩车旁是身着黑衣的四个人，车后是我和院长，最后是贝雷兹先生与护士代表。
阳光遍洒，日头高照，温度急速升高，热量直逼大地。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耽误这么长的时间。身上的衣服是深色的，这让我感到燥热。本已重新将帽子戴好的矮小老者再次将帽子摘下。院长再一次和我聊起他来，我稍稍侧头看了他一眼。院长告诉我，贝雷兹先生与我母亲时常于黄昏时分在一位女护士的陪同下一起散步，直到村中。我环目四顾，红绿相间的田野中，成排的柏树蜿蜒向山岭，山岭仿佛远在天边，近处，寥寥几座房屋矗立，倒也错落别致，目睹此情此景，我有些明白母亲了。黄昏时分，这样的景致何其令人伤感。但今日，大地在阳光肆无忌惮的烘烤下不停地颤抖，那般冷漠与寡情，实在令人无法忍受。
我们启程了。这个时候，我才察觉贝雷兹是个瘸子。车速渐疾，老头儿被甩开，一个被落下的黑衣人与我并肩而行。我很诧异，太阳上升得这么迅速，我才察觉整片田野早已被鸣虫的聒噪与草叶的簌簌声淹没。因为没有戴帽子，能被汗流满面的我用来扇风的就只剩下手帕了。殡仪馆的那位似乎和我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清。这个时候，鸭舌帽的帽檐被他用右手用力向上推了一下，左手拿着的手帕则用来擦拭额头。“怎么样？”我询问他。“晒得很。”他用手指了指天，回答说。“没错。”我附和。少顷，他问我：“里面是令慈？”“没错。”我回答。“她上了年纪？”他又问。我说：“就这么大年纪。”因为我并不知道她到底多大了。他不再说话。我转过身，看向身后五十米外的贝雷兹。他晃动着手上的帽子，急匆匆地朝前走着。再看院长，他郑重其事地迈着步子，神态肃穆，一丝不苟，额上有汗珠渗出，却没有擦拭。
我感觉众人前行的速度在加快。四周的田野在阳光的炙烤下依旧一片灿然，明亮的天空有些刺眼。有一段时间，我们途经一段刚刚修葺完成的公路，柏油路面因为被炎阳暴晒而鼓胀，油亮的路面每踩一脚都会凹陷并留下一道裂口。车夫坐在车顶上，熟皮的帽子就仿佛从油泥之中鞣制出来的。头顶是蓝天白云，周遭的色调却很单一。皲裂的、黏糊的柏油路面是黑色的，人们颓丧且森寒的衣着是黑色的，柩车的颜色是油亮的黑，身处其中的我，不由自主地感到眩晕。所有的一切，皮革的味道、马粪的味道、燃烧的香烛的味道、油漆的味道、烈日、彻夜未眠的乏累纷至沓来，让我头晕眼花。我再次回头，在蒸腾的热浪中看到了已经被落下很远的贝雷兹，随后，他消失在我的视线中。我四处搜寻，看到他斜斜地从田野间穿过，绕过前方大路的拐角。他对本地十分熟悉，为了追赶我们，他走了捷径。果不其然，在转弯处，我们被他追上了。片刻后，他又被甩开。他再次超近，从田野中横穿，如此这般，反复数次，而我这样前行时，却总感觉血气上涌。
之后，一切都疾速进行着，详细且无悖常规，因此我没有记住什么，只记得：护士代表以一种抑扬顿挫、沉郁颤抖的奇异声音在村口与我交谈，她的语气与她的面孔非常不协调，她说：“行动迟缓，会中暑；行动太迅速，会浑身是汗，进教堂的时候会受凉，继而感冒。”她没说错。左右踟蹰，不知所措。另外，那天的人有几个我还有印象。譬如，在村口时，贝雷兹再次赶上了我们，他很激动，也很伤心，满脸都是泪水，可是因为他脸上密布的皱纹，泪水竟无法下落，时而晕开，时而聚集的泪水用一层水光映衬着他那哀痛、变形的脸庞。除此之外，还有开满墓地的红艳艳的天竺葵，有路旁的村民，有教堂，有如散架木偶般晕倒的贝雷兹，有撒在母亲棺木上的红色泥土及白色的、掺杂在泥土中的树棍，有人群，有村庄，有喧嚣，有马达的轰鸣，有等候在咖啡店前的时光，有汇入阿尔及尔闹市的汽车和想到能在床上酣睡十二小时是我的愉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