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所以能为是回光返照者，实以其冯藉政权之故。政权之冯藉，自以选举为大。《魏书·刘昶传》：高祖临光极堂大选，曰：“朝因月旦，欲平魏典。夫典者，为国大纲，治民之柄，君能好典则国治，不能则国乱。我国家昔在恒、代，随时制作，非通世之长典，故自夏及秋，亲议条制。或言惟能是寄，不必拘门，朕以为不然。何者？当今之世，仰祖质朴，清浊同流，混齐一等，君子小人，名品无别，此殊为不可。我今八族以上，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复有七等。苟有其人，可起家为三公，正恐贤才难得，不可止为一人，浑我典制。故今班镜九流，清一朝轨。”《韩麒麟传》载高祖与其子显宗及李冲、李彪等论议，其意亦同。孝文虽渴慕中华，究系虏主，而其言如是，中国人之见解，可以概见。斯时操选举之权，史称其能不偏于贵胄者，固非无人，然因“家世贵显，与物多隔，不能留心寒素”者，《梁书·王暕传》谓暕之语。恐实多矣。贵胄出身既优，[53]《晋书·阎缵传》：国子祭酒邹湛，以缵才堪佐著，荐于秘书监华峤。峤曰：“此职间廪重，贵势多争之，不暇求其才。”遂不能用。《宋书·谢弘微传》：晋世名家，身有国封者，起家多拜员外散骑侍郎。《梁书·张缅传》：秘书郎有四员，宋、齐以来，为甲族起家之选，待次入补，其居职，例数十百日便迁任。《宋书·江智渊传》：元嘉末，除尚书库部郎。时高流官序，不为台郎，智渊门孤援寡，独有此选，意甚不悦，固辞不肯拜。《梁书·王筠传》：除尚书殿中郎。王氏过江以来，未有居郎署者。或劝逡巡不就。筠曰：“陆平原东南之美，王文度独步江东，吾将比踪昔人，何所多恨？”乃欣然就职。《北史·穆崇传》：孝文欲以崇玄孙弼为国子助教，弼辞以为屈。帝曰：“朕欲敦厉胄子，屈卿先之。白玉投泥，岂能相污？”弼曰：“既遇明时，耻沉泥滓。”会司州牧咸阳王禧入，帝曰：“朕与卿作州督，举一主簿”，即命弼谒之。因为帝所知。此皆贵胄出身习于优异之事。《梁书·王僧虔传》：迁御史中丞。甲族由来多不居宪台，王氏分支居乌衣者，位宦微减。僧虔为此官，乃曰：“此是乌衣诸郎坐处，我亦可试为耳。”是贵胄之中、又有高下也。《齐书·王晏传》：时王俭虽贵而疏，晏既领选权，行台阁，与俭颇不平。俭卒，礼官议谥，上欲依王导，谥为文献。晏启上曰：“导乃得此谥，但宋已来不加素族”，则并虚名亦不相假矣。《梁书·文学传》：庾于陵拜大子洗马。旧事：东宫官属，通为清选，洗马掌文翰，尤其清者，近世用人，皆取甲族有才望。时于陵与周舍，并擢充职。高祖曰：“官以人而清，岂限以甲族。”时论以为美。可见族望逊者膺清选之难。入官之年又早。《梁书·武帝纪》：上表请立选簿云：“且闻中间立格，甲族以二十登仕，后门以过立试吏，此实巨蠹，尤宜刊革。”然天监四年正月朔诏曰：“今九流常选，年未三十，不通一经，不得解褐，若有才同甘、颜，勿限年齿”，则其制实未革也。《张缅传》：起家秘书郎，出为淮南大守，时年十八；缅弟缵，起家秘书郎，时年十七；可见贵胄出仕之早。庶族则虽抱异才，执政柄，仍为人所轻视；《晋书·张华传》：声誉益盛，有台辅之望焉，而荀勖自以大族，恃帝恩深，憎疾之，每伺间隙，欲出华外镇。贾谧与后共谋，以华庶族儒雅，有筹略，进无逼上之嫌，退为众望所依，欲倚以朝纲，访以政事。蔡兴宗之位望，不为不高，然义恭诋其“起自庶族”，兴宗亦言：“吾素门平进，与主上甚疏，未容有患”，则当时庶族，虽居高位，握重权，其分望究与贵胄有异也。齐高帝大渐诏曰：“吾本布衣素族，念不到此”；而梁王琳谓李膺曰：“今天下未平，迁琳岭北，如有不虞，安得琳力？忖官正疑琳耳，琳分望有限，可得与官争为帝乎？”宜矣。《齐书·陈显达传》：自以人微位重，每迁官，常有愧惧之色。有子十余人，诫之曰：“我本志不及此、汝等勿以富贵陵人。”谓其子曰：“麈尾、扇是王、谢家物，汝不须捉此自随。”可见庶族之自视欿然也。其平流而进者，则内而丞、卿、曹掾，《魏书·张普惠传》：任城王澄嘉赏普惠，临薨启为尚书右丞。尚书诸郎以普惠地寒，不应便居管辖，相与为约，并欲不放上省，纷纭多日乃息。《良吏传》：窦瑗，除大宗正卿，宗室以其寒士，相与轻之。《北史·赵隐传》：齐文襄为尚书令，沙汰诸曹郎，隐以地寒被出。按隐即彦深，避齐庙讳，以字行。《吕思礼传》：普泰中，司马子如荐为尚书二千石郎中，寻以地寒被出。外而州郡佐吏，《晋书·石苞传》：孙铄，河内怀人也。少为县吏。大守吴奋转以为主簿。铄自微贱登纲纪，时僚大姓，不与铄同坐。奋大怒，遂荐铄为司隶都官从事。《郭奕传》：咸宁初，迁雍州刺史。时亭长李含有俊才，而门寒，为豪族所排，奕用为别驾。含后果有名位，时以奕为知人。《忠义传》：易雄，为州主簿，迁别驾，自以门寒，不宜久处上纲，谢职还家。《宋书·孝义传》：郭世道子原平。会稽重望计及望孝，盛族出身，不减秘、著。蔡兴宗欲举山阴孔仲智长子为望计，原平次息为望孝。仲智会上高门，原平一邦至行，欲以相敌。又：吴逵，大守王韶之擢补功曹史，逵以门寒，固辞不受。《梁书·杨公则传》：湘俗单家以赂求州职，公则至，悉断之，所辟引皆州郡著姓，高祖班下诸州以为法。《北史·贾思伯传》：弟思同，初为青州别驾。清河崔光韶，先为中从事，自恃资地，耻居其下，闻思同还乡，遂便去职。州里人物，为思同恨之。《苏绰传》：为六条诏书，奏施行之。其四擢贤良，曰：“今刺史、县令，悉有僚吏，皆佐助之人也。刺史府官，则命于天朝，其州吏以下，并牧守自置。[54]自昔以来，州、郡大吏，但取门资，多不择贤良。”《文苑传》：樊逊，字孝谦。崔暹大会客，大司马襄城王旭时亦在坐，欲命府僚。暹指逊曰：“此人学富才高，兼之佳行，可为王参军也。”旭目之曰：“岂能就邪？”逊曰：“家无荫第，不敢当此。”天保八年（557），减东西二省官，更定选员不过三百，参者二三千人。杨愔言于众曰：“后生清俊，莫过卢思道；文章成就，莫过樊孝谦；几案断割，莫过崔成之。”遂以思道兼员外郎，三人并员外将军。孝谦辞曰：“门族寒陋，访第必不成，乞补员外司马督。”愔曰：“才高不依常例”，特奏用之。案《梁书·武帝纪》：天监五年正月朔，诏凡诸郡国，旧邦族内无在朝位者，选官搜括，使郡有一人。七年（508），二月，又诏于州、郡、县置州望、郡宗、乡豪各一人，专掌搜荐。此所搜荐者，亦必多衣冠中人。《齐书·王琨传》：琨出为会稽大守、本州中正。时王俭为宰相，属琨用东海郡迎吏。琨谓信人曰：“语郎：三台、五省，皆是郎用人，外方小郡，当乞寒贱，省官何容复夺之？”遂不过其事。当时贵胄之与寒贱，出身之优劣，岂可以道里计邪？亦无不为人所挤排。《魏书·高祖纪》：延兴二年（472），六月，诏曰：“顷者州郡选贡，多不以实。今年贡举，尤为猥滥。自今所遣，皆门尽州郡之高，才极乡闾之选。”而韩显宗上言曰：“今之州郡贡察，徒有秀孝之名，而无秀孝之实。而朝廷但检其门第，不复弹坐。如此，则可令别贡门望，以叙士人，何假冒秀孝之名也？”可见门尽州郡之高为实语，才极乡闾之选为虚言矣。秀孝察举，虽不限于未仕，究以未仕及仕而未达者为多，其为门望所占如此，寒贱宁复有奋扬之路？梁初钟嵘上言：吏姓寒人，惟当听极门品，不当因军，遂滥清级。陈世，章华以素无阀阅，遭朝臣排抵，除大市令。见《陈书·传縡传》。魏孝文以李彪为秘书令，至特为之下诏。寒族登进之艰可知。若夫执技事上之流，限其所至之途尤酷。魏大和元年（477）诏：户内有工役者，惟止本部丞已下，不得或染清流，已云酷矣，甚至如真君五年（444）之诏：百工技巧、驺卒子息，不听私立学校，违者师身死，主人门诛，并其乡学之途而绝之焉。蒋少游因工艺自达，高允、李冲皆右之。高祖、文明大后谓百官曰：“本谓少游作师耳，高允老公乃言其人士。”少游卒不迁移。张景仁实强毅有为，而史谓其“自仓颉以来，八体取进，一人而已”，讥议之意显然。《颜氏家训·杂艺篇》言：吴郡顾士端父子，彭城刘岳，并妙丹青。士端父子，常被梁元帝所使，每怀羞恨。岳随武陵王入蜀，下牢之败，遂为陆护军画支江寺壁，与诸工巧杂处。向使三贤都不晓画，岂见此耻？又言琴足畅神情，惟不可令有称誉，见役勋贵，处之下坐，以取残杯冷炙之辱。当时士大夫，视曲艺之士，为何如哉？
世业之制破，则职业无复制限，人得尽其才性，以各赴其所长，此实古今之一大变，今之远胜于古者也。乃至南北朝之世，犹有欲行管子四民异居之说者，泥古而不察实，亦足异矣。魏孝文之迁洛也，韩显宗上言曰：“伏见洛京之制，居民以官位相从，不依族类。[55]官位非常，有朝荣而夕悴，则衣冠沦于厮竖之邑，臧获腾于膏腴之里。物之颠倒，或至于斯。古之圣王必令四民异居者？欲其业定而志专，故耳目所习，不督而就，父兄之教，不肃而成。仰惟大祖道武皇帝，创基拨乱，日不暇给，然犹分别士庶，不令杂居，伎作屠沽，各有攸处。但不设科禁，卖买任情，贩贵易贱，错居混杂。假令一处弹筝吹笛，缓舞长歌，一处严师苦训，诵诗称礼，宣令童龀，任意所从，其走赴舞堂者万数，往就学馆者无一，此则伎作不可杂居，士人不宜异处之明验也。朝廷每选举人士，则校其一婚一宦，以为升降，何其密也？至于开伎作宦途，得与膏粱华望，接闬连甍，何其略也？今稽古建极，光宅中原，凡所徙居，皆是公地，分别伎作，在于一言，有何为疑，而阙盛美？”其言所就系于所习，诚与今教育家言教育当改造环境之义合，然百工伎作，何故当限其所至？而人心之不同如其面，又岂易强之以其所不欲，以就世业邪？
当时高门，皆不服役，故籍有黄白之别，已见第十七章第三节。《宋书·宗越传》：本为南阳次门。赵伦之镇襄阳，襄阳多杂姓，伦之使长史范觊之条次氏族，辨其高卑。觊之黜越为役门。元嘉二十四年（447），启大祖求复次门。许之。所谓次门，盖尚克邀免役之宽典者也。兵亦役之一，故军户亦为贱辱，别于论兵制时详之。又刑罚亦因贵贱而异施。[56]《齐书·竟陵王子良传》：子良启曰：“夫狱讼惟平，画一在制。虽恩家得罪，必宜申宪，鼎姓诒諐，最合从网。若罚典惟加贱下，辟书必蠲世族，惧非先王立理之宗。”此法同而用之有异者也。《幸臣传》：永明中，敕亲近不得辄有申荐，人士免官，寒人鞭一百。《魏书·源贺传》：贺子怀，景明二年（501），征为尚书左仆射。时有诏以奸吏犯罪，每多逃遁，因眚乃出，并皆释然。自今已后，犯罪不问轻重，藏窜者悉远流。若永避不出，兄弟代役。源奏曰：“守宰犯法，逃走者众。禄润既优，尚有兹失。及蒙恩宥，卒然得还。今独苦此等，恐非均一之法。”书奏，门下以成式既班驳奏不许。怀重奏曰：“伏寻条制：勋品已下，罪发逃亡，遇恩不宥，仍流妻子。虽欲抑绝奸途，匪为通式。谨案事条：侵官败法，专据流外。岂九品已上，人皆贞白也？其诸州守宰，职任清流，至有贪浊，事发逃窜，而遇恩免罪。勋品已下，独乖斯例。如此，则宽纵上流，法切下吏，育物有差，惠罚不等。”书奏，世宗纳之。此等则立法亦有偏颇矣。
车服之殊，古本用以别贵贱。当时之人，既视士庶等级，判然不同，则其视车服之殊，自亦以为应然之事。《晋书·良吏传》：王宏，大康中，代刘毅为司隶校尉。检察士庶，使车服异制。庶人不得衣紫绛及绮绣锦绩。《齐书·明帝纪》言帝明审有吏才，持法无所借。制御亲幸，臣下肃清。驱使寒人，不得用四幅伞。《梁书·良吏传》：沈瑀起为余姚令。初至，富吏皆鲜衣美服，以自彰别。瑀怒曰：“汝等下县吏，何自拟贵人邪？”悉使着芒粗布，侍立终日。足有蹉跌，辄相榜棰。史言“瑀微时尝自至此鬻瓦器，为富人所辱，故因以报焉。由是士庶骇怨。然瑀廉白自守，故得遂行其志。”可见当时视此等度制，不以为非，故怨家不得而中之也。张祚禁四品已下不得衣缯帛，庶人不得畜奴婢，乘车马。苻坚时，商人赵掇、丁妃、邹瓮等，皆家累千金。车服之盛，拟则王侯。坚之诸公竞引之，为国国卿。黄门侍郎程宪言于坚。坚于是推检引掇等为国卿者，降其爵。乃下制：非命士以上，不得乘车马于都城百里之内。金银锦绣，工商皂隶妇女，不得服之。犯者弃市。慕容熙之败也，工人李训，窃宝而逃，赀至巨万。行货于冯跋吏部尚书马弗勤。弗勤以为方略令。既而失志之士，书之于阙下碑。冯素弗言之于跋。跋虽原马弗勤，而以李训小人，污辱朝士，命东市考竟。则虽偏隅小国，法令且甚峻切矣。